每一个年轻读者都是我的上帝，我就是写给你们的

王树增：写抗战是写不屈的民族性格

——王树增战争系列收官之作《抗日战争》出版

《抗日战争》 王树增 著

王树增战争系列自2006年开始出版，至今已有《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一系列作品问世。他开创了全新的战争史写作范式，也为战争文学树立了新标杆。

这一系列作品所具备的坚实宏大的结构、国际的视角、对现实的观照以及详尽的资料，使他拥有了数百万忠实的读者。《抗日战争》第一卷于今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二三卷将陆续面世，至此，他的中国战争系列作品将完满收官。

《长征》基调乐观，以这一人类重大的精神事件展示信仰的力量;《解放战争》气势恢宏，写出民心向背之别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朝鲜战争》以对万千战士的悲悯之情，构建起对战争整体格局的无奈与戏谑;而《抗日战争》基调庄严，全景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的惨烈与悲壮，是70年来第一部属于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史。

“我的作品都是焦灼心灵之下的产物。抗日战争是一个写作的富矿，但如果不是为了抗战胜利70周年，我可能还在寻找，为此我到过日本，到过台湾，我总觉得倒不是档案不够或者是史料不够，这没有够不够的问题，总觉得还没有吃透，我总期待我的心理能和那段历史更加靠近，和那段历史当中的中国人，我们的前辈心灵更加靠近。”近日，继《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之后，王树增战争系列作品登顶之作《抗日战争》与读者见面，在谈到创作感受时，他如是说。《抗日战争》是站在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以重大战役战斗为轴，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为经纬，全景式地记叙了1937至1945年这八年抗战中的主要战役战斗。

在王树增的创作历程中，有一个重要转向是从虚构转向非虚构。作为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研究生院共同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学员，王树增和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严歌苓等人曾是同学，有过一段纯文学创作的经历。他还获得过曹禺戏剧文学奖，有人曾拎着一兜钱找上门说，王老师，钱搁这儿了，八个月后，您写个新剧本，一集多少钱。王树增说，写一部戏的钱，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挣不来，但他回绝了。他跟来人说：你把钱拿回去，我不写，因为我有我的写作。他说，现在自己够吃够喝，什么都不缺，不玩股票，不搞期货，要那么多钱干嘛?王树增有自己的目标，他认定的写作，就是在国内有些冷落的非虚构创作。在他看来，非虚构是极其有魅力的写作领域，只是国内太少有人涉足。他说：“现在大量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已沦为地摊文学，所谓大揭秘、大内幕，只是用糨糊花两个月时间简单拼贴出来的，没有认知上的价值。但是在世界文坛上，非虚构经典迭出，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有相当的读者群。如果谁有志拿起非虚构的写作，就会感到魅力无穷。”从虚构转向非虚构，拒绝了剧本创作的诱惑，王树增陆续推出了极其厚重的战争系列与近代史系列作品。

不反对娱乐，但祖宗不能娱乐

为什么王树增说他的作品都是焦灼心灵下的产物?不妨看看他经历过的一件小事。有一次，一家主流媒体的年轻女记者跟王树增做访谈节目，问道：“王老师，听说黄继光是假的，你作何评论?”一听这个，王树增当时就火了。他说节目不做了，咱们PK一下，说说道理。他告诉那个记者：黄继光不仅是真的，而且还活着。他给了三个理由：第一，43年前，他还是少年时，第一次穿上军装，有幸成为黄继光所在部队的一员，黄继光是他的军中前辈。直到今天部队点名，还喊黄继光的名字，全连答到，几十年如一日。第二，他写过《朝鲜战争》，详尽地了解过黄继光为之献身的国际背景，南北朝鲜都去过;第三，他曾采访过黄继光的上下级，包括把他的遗体从山上背下来的志愿军女卫生员。王树增说，他现在有些后悔，那次录节目时干嘛吓唬一个小女孩?但是他还想说的一句话是，孩子，什么都可以说着玩儿，不反对你们娱乐，但祖宗不能娱乐，这是一条底线。一个有出息、心灵健康的民族，绝不干这种事。

在王树增看来，人们的生活样式可以选择，可以有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这是社会开放、进步的体现，没有问题，但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是个底线，必须守住。王树增说，无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在这方面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但在当代中国，很多人却守不住。王树增的亲身经验是，虽然日本社会政治文化多元，但无论持何种立场，他们都不允许损害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又比如到韩国，刚下飞机接他的人就说，王老师，聊天时千万不要说韩国不好，这个话题会引起不愉快。在王树增看来，底线就是民族的良心和种族的归属感。抛弃党派、政治的因素，一个国家还应有一个纯净的底线。当代中国一些人连这都守不住，可见思维混乱严重。这也是他写《抗日战争》的深层原因，他要反思：一个民族不坚守底线，一旦危难来临该怎么办?对于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比如现在有人很超脱，说凭什么让我玩命?生命是我自己的。王树增说，这就是抓住自己头发要离开地球的感觉。真正的中国男人，青年人，要维护父母、孩子不受屈辱，必须当勇士，顺民都不行，更别说汉奸。

抗日战争是一场过于残酷、过于不公平的战争

有人问王树增，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有那么多军事研究专家，你凭什么写战争?王树增回答：“我不是军事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也算不上学者，充其量就是一个作家，从事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我的作品，包括战争系列和近代史系列，实际上是写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长征》写永不言败，《解放战争》写人民的力量。写《抗日战争》，实际上我有一个强烈的动机，就是写不屈的民族性格，思考民族之所以有顽强生命力的原因何在。”

王树增说，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来讲过于残酷、过于不公平。这是两个国力、军力十分不对称的战争，和后来苏德发生的战争还不一样。当时我们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我们处于冷兵器时代。但是日军是什么?日军是航空母舰时代。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少量的民族工业非常可怜，是落后的农业国，天灾人祸频发，农业生产力低下。再看看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从民国初延续下来的军阀混战形成了中国当时独特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中央只能管一小块，蒋介石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三军统帅。还有一点很重要，当时所谓的中国军队，包括有几辆坦克的中央军在内，都缺少现代战争观念。在整个战争进程中，经常出现见死不救、落井下石的情况，有时候并不是故意的，而是战争观念上的。于是，从卢沟桥事变到第二次淞沪会战，日军作战指挥部的战役规划参谋的计算方式是1：10，也就是日军的一个师团，至少可以对付中国十个师以上，甚至更多，伤亡比例也可以这样计算。

有个日本历史学家曾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士兵看上去就是农民，没什么两样，日本的农民看上去就是士兵，也没什么两样。王树增非常认可这个说法。中国农民，特老实，而且有点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在面对这场过于残酷、过于不公平的战争时，中国农民能否换一种思维方式?王树增说，实际上在战争中，无论将领还是普通士兵，往往做出惊人之举。他举了一个小例子。他曾查到一本日本档案，记录了战争期间的通报，其中讲到一个日军中佐的死亡，让王树增吃了一惊。那场战斗国军溃败，遍地尸体，日军中佐带领部下，举枪瞄准远处的逃兵取乐，数一二三，打倒一个，再数，又打倒一个。可是正数着时，中佐自己突然应声倒地。他的部下就纳闷了，周围都是尸体，怎么会中弹?惊愕之余，有一个日军比较狡猾，一个个摸尸体手中的枪，突然发现有一个士兵的枪是热的，但是这个士兵确实已经死了。后来王树增调查，真在中国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士兵，他是在咽气前开了最后一枪。写到这件事时，王树增说书中有几句话特别能表达他的心情：除了这个士兵的名字之外，我无论如何查不到这个十几岁的普通中国农民来自何处，家乡何处，父母是否安在，他的父母是否知道他已经倒在了这块土地上，他的尸骸埋葬在了什么地方。我们只知道一个名字。但是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座丰碑。王树增说，这类细节不能编，只能在档案中查找。而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

在书里，王树增还用大量篇幅写到了高校的转移。他说，这部分史料充分，他更多不是记录过程，而是写一种精神：当侵略者到来时，那些高校师生不愿意以顺民的身份在统治区安放书桌，所以，即使有些教授年岁都很大了，也宁可步行走一两年到后方去，难道这些师生们不是英雄好汉吗?王树增觉得这些人让他肃然起敬。多少教授和青年孩子就死在半路了，生病、饥饿、被轰炸，而且，他们还扛着仪器，带着实验室的设备。王树增书中写到华东的一个农学院转移，为了保护教学用的两条荷兰奶牛，很多师生死了，奶牛却活了下来，因为它们是实验用品，荷兰最好的种牛，这些师生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它们。

王树增提到，日军淞沪战役，无差别轰炸上海，日军空军作战命令中第一批袭击目标就有商务印书馆。日本人说得非常清楚，要想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必须灭亡她的文脉，将文化连根拔掉，就征服这个民族了。所以，民族精神不死，文化不死，这个民族就打不倒。王树增说，高校迁徙，正是这样的意义。

谁拿党派之争看待抗日战争，就是小肚鸡肠

在书里王树增专章谈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问题。王树增说，关于“中流砥柱”这四个字，现在也是社会舆论争论的焦点。他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说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主要的论据不是军事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中国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人宁可抛弃前嫌，提倡归国民政府领导，仅仅这句话就很了不起。为什么?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党派之争是国共之争，这是两个死对头，但一旦面对强敌，要亡国灭种时，共产党一方能够站出来公开说服从国民政府领导，服从民族命运这个大趋势，这对各路军阀和各路小党派起到很强的引领作用。没有万众一心，抗日战争打不下去，因此怎么评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造和建立都不为过。

第二个理由，我们现在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依然会佩服这位伟人的战略思想。他用毛氏文风叙述了战争的进程，以及每个阶段的对策，历史证明精确无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蒋介石案头有这本书，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案头也都有这本书。《论持久战》的观点是保证抗日战争最后取得胜利的关键性战略思维。

第三个理由就是广阔的敌后根据地的建立。论述抗日战争的中国战场，偏重哪一个战场都没有办法解释战争的进程。二者废其一，就等于砍掉一条腿。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绝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始终一直在牵制着日本几十万的部队，虽然最后的日军部队已不是精锐，全是丙级兵团。为什么呢?日军主力兵团也不在正面战场上，跑到缅甸和太平洋战场去了，守硫磺岛去了。但是敌后战场我们牵扯日军的兵力没低过40万，这个日本档案有记述的。

“我有一句话，我从来不拿党派之争的观点看待这场战争。谁拿这种观点去看，就对不起我们的先人，是小肚鸡肠。”王树增曾在多个场合说过，如果我们对这场惨烈的抗日战争的表述和认知过于狭隘的话，对那些倒在战壕里的年轻生命是不公允的。这场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阶层、所有的党派，甚至所有的国际力量，还有那些散落在这个世界每个角落的华侨。这场战争牵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没有这个前提，没有全民族抗战的前提，就不能解释这场战争的结局。

近年来，王树增觉得国内对于抗日战争的看法越来越宽容、开放。他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智慧，赞扬别人不等于贬低自己。用宽容的心态看待历史，实际上是树立自己的人格形象。他说，写抗日战争，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永远不会犯错，永远是正义的。他现在给读者提供的是比较公允的立场，比如在作品中很少用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这样的词。这是因为这样的词在抗日战争中并不存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军队的称呼有几个：从日方来讲，是中国军队;英美叫华军;汪伪政权建立后，日军对中国军队的称呼变成两个，一个是南京军或者政府军，实际就是伪军，另一个是重庆军，指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是在中央政府统辖下的编制中的一支。共产党军队这一称呼，在抗日战争中，日军都不这么强调，现在更不必特别强调。

抗日战争史料之浩瀚，令人难以想象

在谈到为什么把《抗日战争》作为战争系列的最后一部来写时，王树增说，没有其他理由，就是太难写了。

第一个难度，史料之浩瀚令人难以想象。搜集整理已经远远超出五年，因为王树增的战争系列不是写一本收集一本，是二十多年以来他一直关注整个战争系列所有的档案史料，相比其他作品而言，《抗日战争》在史料的查证、收集、采访和运用上的难度最大。实际上，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我们这么多年来对这场战争的档案的整理留存，口述历史的留存等等都做得不够。王树增感叹，我们遗忘的太多了，对那些在这场战争当中为这个民族而倒下的人不公平，对这段历史也不公平。在搜集资料时，王树增还发现一个问题，东方人治史不严谨，虚妄的太多，可信度不高。很多历史表述，判断比较多，数据一看就是离谱的，普通读者看不出来，但研究者看深了看多了就知道这是离谱的。所以必须去做很多去伪存真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让王树增耗费时间最多的内容。

第二个难度是认知的问题。王树增坦率地讲，至少他脑子里对抗日战争的认知和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他说：“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抗战史的表述实际上是有偏颇的。这种偏颇也造成了今天广大的中国读者对抗日战争的某些认识往往形成舆论的焦点和热点。这些遗留下来的历史话题、舆论话题，至今还在热议不衰。我不敢说回应读者的疑点，但我尽量靠近读者。我知道读者心里在想什么，尽可能地靠近他们的心里。”

现在，《抗日战争》的第三卷还在校对中。王树增说，所谓校对，并不是校对正文，而是校对书的注释。有的读者需要注释，光这个注释，要重新合一遍，把原出处找出来再核对一遍，没有两三个月是完不成一卷的，而且非常繁杂。他希望不要出错，一点儿错都不要出。

三卷本的《抗日战争》，仅记者拿到手的第一卷就有60万字。在快餐式、碎片化阅读流行的当下，读者，尤其是王树增非常期待的青年读者能读进去吗?王树增自己也很忐忑，他对记者说：“我们干这行跟你们一样，压力特别大，有时不敢进书店，心里没底气，凭什么让读者拿真金白银去买你的书?”

但另一方面，王树增又充满了自信。《抗日战争》中，开篇是一个特殊的序章，共7万字。他说：“你只要耐心地读完序章，你就会希望把三卷都读完，绝不会半途扔了。我有这个信心，因为我真心面对读者，认真地为他们写作，功夫下到了。”

王树增说，现在的快速阅读、手机阅读，各有好处，适合现代生活的节奏，反对也没有用。但他一直有个主张，阅读要多元化，沉下心来的阅读很有必要。《抗日战争》他本不想写太厚，厚不是他的追求。但关键是题材，薄了还写不了。

值得欣慰的是，王树增看到了他辛苦创作的回报。有一次他在遵义讲课，书城销售部门听说他来了，想要搞签售。王树增当时挺为难，如果没有人买多尴尬，他就特不愿意去。但勉强去了以后发现，很多人已经排上队了，那天还下着小雨，排队的绝大部分是年轻人。当时签售的正是他的大部头著作《长征》。王树增当场就跟书城的老板说，今天打折，你要不愿意，钱我来补，孩子们挣钱不容易。他说：“当时我非常感动，真是看到上帝了。每一个年轻读者都是我的上帝，我就是写给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