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集》，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

“天下谁人不识君”，邓云乡先生便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士君子、文化人。邓云乡学名邓云骧，生于1924年，故于1999年。邓公出名较早，但出大名较晚，他原有红学家之名，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但邓公在全国出名，还是在他出版了《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之后。记得1982年此书刚出时，一位北京学者对我说，“从哪儿冒出个邓云乡，写北京写得这么好!”这本书是邓公出大名的开始。我就是因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了邓云乡的大名。之后，邓公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文章更是常见于各报刊，产量之高，真如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所评，“文章如泉源，不掘地而自出”。

粗略统计一下邓云乡的著作，计有《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水流云在丛稿》《水流云在琐语》《红楼风俗谭》《红楼梦忆》《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导读》《清代八股文》《云乡漫录》《云乡琐记》《云乡话书》《云乡话食》《宣南秉烛谭》《诗词自话》《书情旧梦》《北京四合院》《花鸟虫鱼》《吾家祖屋》等近二十种。河北教育出版社为邓云乡出版了《邓云乡集》，最近中华书局增补重编后推出了新版。

人们读邓公的书，都知道他有学问，至有“满腹学问，撑肠万卷”之评，但要说邓公算是哪一种学者，则说法不一。或说是民俗学家，或说红学家，或说文史学家，或说北京史专家。是的，他确是这些方面的专门家，但还没有说够。邓公还是掌故家、社会史家、散文家、诗词家、书法家和美食家。读了他的书便会知道，这些冠冕绝非浪得，而都是实至名归的。这么多的“家”，我看可以用一个“家”来概括——“杂学家”。周汝昌先生曾称邓公的学问为“历史杂学”。“杂”者，非芜杂，博学之谓也，“杂学”乃博杂之学问，“家”是专家。“杂学家”者，学问广博且专深之通人也。邓云乡正是一位在多个学术领域造诣精深的学问通人。

一、“晋籍上海人”的北京乡愁

邓云乡原籍山西省灵丘县，青少年时期在北京上学，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过一段，从1956年起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概括来说，邓公可说是一位“晋籍上海人”，因他居京多年，也可说是一位准北京人。

邓公是记录和研究北京史地的大家。他的《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宣南秉烛谭》《北京四合院》，都是可以传世的力作。他对旧京历史掌故的熟悉和精研程度，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史上著名的北京史地专家张次溪、金受申等先生。特别让人感慨的是，他一个“晋籍上海人”，对北京的乡恋乡愁，远过于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土著。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应知故乡事”，但许多极有滋味的乡土物事，我却知之甚肤浅，只是在读了邓公文章后，才恍然知其妙处。

邓公写北京，从宫廷写到市井，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写得精细入微。比如写北京四合院，他写道：

四合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院子、有大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走出房门，顶天立地;四顾环绕，中间舒展;廊栏曲折，有露有藏。如果条件好，几个四合院连在一起，那除去“合”之外，又多了一个“深”字。“庭院深深深几许”，“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书情旧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我自幼在北京四合院里居住，从未琢磨过这种住宅有什么好处，更不懂相关的建筑知识，只是浑然瞎住而已。看了邓公对四合院的讲说，才懂了一点四合院的妙处。

邓公讲说四合院的最精微之处，我认为是对四合院四时风韵的概括和鉴赏。他说，四合院是“冬情素淡而和暖，春梦浑沌而明丽，夏景爽洁而幽远，秋心绚烂而雅韵”。(《书情旧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多么精彩的描摹，不仅富有诗意，而且带有哲理味儿。在邓公眼里，四合院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居处，更是一种高雅精致的文化事象。比照邓公所讲，这四合院里的冬情、春梦、夏景、秋心，我都是经历过的呀，今日回想，我真辜负了那美好的院落。

邓云乡是学者，他写北京掌故，绝不像坊巷故老那样，只是平摆浮搁地说旧事，而总是要寻出其源流和文化底蕴，使读者建立起史的概念，获得文化上的理解。比如，写北京的名吃豆汁，他从京戏《金玉奴》别名《豆汁记》，讲到古代文人墨客咏豆汁的诗，又讲到古巷中卖豆汁的吆喝声和唱豆汁的儿歌，既讲历史又说文化，使普普通通的豆汁与文化搭上界，使豆汁的掌故成为一种文化史料。

北京人的三冬“围炉”，在常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讲述的价值，邓公却重视这一中国北方古老的生活方式，他钩索文献，从方域特征、经济生活、南人北迁等多个方面谈“围炉”，通过记述缪荃孙、李慈铭、鲁迅等文化名人的围炉轶话，勾画出了旧京居民冬日围炉的生活场景。

二、寻出《红楼梦》后面的真史

在邓云乡的杂学中，红学研究成绩相当突出，“红学家”名号在他的各种冠冕中也显得尤为鲜亮。但邓公之红学不是“大路红学”，他不研究曹雪芹的笔法和大观园的阶级斗争之类。他的特点和特长，主要是善于寻出《红楼梦》背后的真史，以帮助读者从史的视角真正读懂《红楼梦》。我想这应是邓公谈红的主要目的。

关于《红楼梦》，他的主要著作是《红楼风俗谭》《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导读》和《红楼梦忆》。说是“风俗谭”“识小录”，其实绝不只谈风俗，也绝不限于“识小”，而是涉及多方面的历史，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既有微观历史，也有历史大背景。

邓公为寻出《红楼梦》后面的真史，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一，给《红楼梦》做史注，揭示文学描写背后的真史或史的元素。这需要史家的功夫，邓公深具这种功夫。《红楼梦》多处写到太监，如第十三回有“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之句。邓公认为这是“半今半古”的写法。“大明宫”是唐代长安宫名，曹雪芹时代无此名，因为清廷绝不可能用“大明”作为本朝宫殿的名字。这是半古。清代有乾清宫、坤宁宫等，都是由太监管理的。这是半今。邓公又解说了明清两代的太监制度和区别，并指明《红楼梦》时代的太监官品是以雍正元年为标准的。这样，读者便明了了红楼文字背后的真史，也就自然把文学故事与历史事实区分开了。

二，“以史解红”，即用史实材料来解读《红楼梦》中的一些内容。贾宝玉的才学究竟如何?《红楼梦》写他在蘅芜院辨认花草时引了《离骚》《文选》《吴都赋》《蜀都赋》等诗文，使众人大为吃惊。就是说宝玉的才学十分了得。但邓公列举了《林则徐日记》和《邵二云先生年谱》中的史料，证明宝玉比起当时同龄的读书种子来，还是有相当差距的。《红楼梦》写宝玉作诗时，竟忘了并不生僻的“绿蜡”一词，遭到宝钗的嗤笑，便说明宝玉的学问还不到家。

三，发现《红楼梦》事物的原型。“红楼梦原型”诸问题，是红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如推测大观园的原型是北京恭王府之类。邓公最先推断“太虚幻境”也有原型，即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红学家周汝昌在与邓公的一次闲谈时听到这一推断后为之一震，认为这一见解真是“石破天惊的奇言”。的确，若将东岳庙的牌坊、诸司、寝宫、侍女等设置与“太虚幻境”比照，确可以让人感到东岳庙极可能就是曹雪芹构思“太虚幻境”的灵感之源。

邓公既懂红又懂史，在懂史这点上，他高于许多纯文学出身的红学家。他那些以史解红的著作，实际可以作为红学工具书来读。正因为他在红、史两方面都有渊博的学问，所以他成了电视剧《红楼梦》当之无愧的顾问。

三、掌故家兼社会史家

掌故是很有用的东西，研究历史可作史料，文学创作可作素材，哲学、社会学可做案例……当个掌故家不容易，必须阅历广，博闻强记，掌故家可以说是历史学家的偏师。好的掌故家须有史家素质，既要言之有物，更要言之有据。将掌故系统化，进行学理的研究，掌故家便成了社会史家。邓云乡便是一位极好的掌故家兼社会史家。郑逸梅是掌故大王，徐凌霄徐一士兄弟被誉为掌故巨擘，我看邓公绝不亚于他们，在不少方面还驾而上之，特别是邓公已进到了社会史家的层次，更为郑、徐所不及。

鲁迅曾写名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其中提到章太炎的反袁气节，因是杂文，不可能写细节，这就需要掌故家来补说。邓公有《太炎先生五题》一文，细写了章太炎反袁气节的掌故。他写道：

袁世凯派他的二皇子袁克文，亲自带了锦缎被褥，送到龙泉寺。太炎先生在房中听到外面有人声，而且在窗户缝中窥视，便撩起帘子一看，原来是袁抱存(克文字)送被褥。太炎先生想出妙法，跑到屋里，点燃一支香烟，把被褥一个、一个地烧了许多洞，扔在院中对袁克文说：拿走。这位“太子”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去了。

这些掌故细节，在一般史书中是见不到的，邓公把它写出来了。这样，一个特立独行，有凛然气节的章太炎先生，就站立在了我们面前。这段掌故实际是史料，可作为史学研究参考，若写章太炎传，或拍电影，更是不可多得的细节材料。

蔡锷得到名妓小凤仙之助，从京师返回云南，发动了反袁护国起义。这一段既严肃又风流的史事，被拍成电影《知音》，广为人知。蔡锷是怎样逃离京城的?史书的记述皆大而化之，电影里也只是一两个镜头。邓公《蔡松坡之死》一文详述了这段历史掌故。其中写道，在八大胡同头等小班云吉班妓女小凤仙的帮助下，在梁启超所派的老佣人曹福的接引下，蔡锷乘三等车到了天津，住进了日租界的同仁医院，而后回到云南，宣布云南独立，后又率兵进川，是为“护国起义”。

品读这段细致的文字可以发现，“云吉班”“梁启超派人”“曹福”“三等车”“日租界”“同仁医院”，这些微观史事信息，在一般谈及蔡锷起义的史书上是不易见到的。邓公的记述起了拾遗补缺和存史的作用。梁启超在护国起义中起到何种作用?蔡锷当时与日本是怎样的关系?邓公讲的这段掌故，可以作为研究这些问题的一种史料参考。

邓公不只是记述掌故，也撰写研究历史掌故的社会史论文。如《中国葬礼的历史演变》《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上海旧时地价与房租》《颜习斋与读书无用论》《汪辉祖及其著述》等论文，都是他对零散的历史掌故加以汇集、整理并进行学理性研究的结果。所以我说邓公不仅是个掌故家，也是个社会史家。

四、为八股文说句公道话

清代以降，八股文的名声逐渐变臭，最终被废弃。清人徐灵胎讽刺八股文说：“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清袁枚《随园诗话》)全面否定了八股文。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更是恨透了八股文。

但八股文果真没有一点好处吗?邓云乡说，不，八股文也有它的可取之处，不然，它怎么能够延续那么多年，而且明清两代那么多英才都是八股出身呢?为研究八股文，邓公研读过八股文选集《眉园日课》，思考了多年，写出了专著《清代八股文》，对八股文产生的制度原因、源流和历史、文体特征、存废争议、与科考的关系、历史作用等问题，都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他发现八股文是个利弊兼存的东西，弊在内容空洞无物，利在对训练思维能力有用。他评说道：在八股文范围和条件的严格限制下，人的思维能力的集中性、准确性、敏锐性、全面性和辩证性得到训练，练出了这样的思维能力，加上先天的聪明才智，再灵活地运用在实际上，“那便无往而不利，要诗要文，要明断、要深思，要什么就是什么了”。(《红楼风俗谭》之《曹雪芹·八股文》)这实际上解开了在八股取士之下也能产生人才的历史之谜。《儒林外史》有句名言，说做好八股再写诗文，便“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我原来对这话不理解，但看了邓公的论说便理解了。

对于八股文的弊端，邓公也做了深入研究，《清代八股文》专设了《八股的历史副作用》一节。

五、文笔雅隽的散文家

从运笔作文来说，邓云乡可说是一位文笔雅隽的散文家、随笔家。明清史家谢国桢先生称赞邓公的文字风格为“雅隽”，我极以为是;然觉得还可加上“清俊”“萧散”“醇美”“举重若轻”“大俗大雅”等赞词。

以雅隽之文字，道凡俗之物事，此为邓公的绝大本事。一件俗事，一经邓公雅隽文字的“点化”，便雅致可人。拿《燕京乡土记》的标题来说，写白云观燕九节，标题作“燕九春风驴背多”，写过年祭灶，标题是“黄羊祭灶年关到”，其他像“鞭影小骡车”，“消暑清供”，“秋风菜根香”等标题，都是雅隽非常的文字。又如禁城蛙叫，大俗事也，邓公却能联想到晋惠帝听宫蛙的笑话和古人“一池蛙唱，抵得半部鼓吹”的雅趣。北京初春的大风，在平庸写手笔下，必是“呼呼地刮，迎来了春天”一类乏味无趣的文字，邓公却写出了“大黄风一直吹到燕山脚下，吹开了冻土，吹发了草芽，吹醒了柳眼，吹笑了桃花，吹起了昆明湖的波涛，吹白了紫禁城的宫娥的鬓发……”这样美丽的句子。

邓云乡是一位特别注意从古代美文中汲取养料的散文家。例如，他认为古人的许多日记虽是随手札记，并未当作正宗文章着笔落墨，但文字却很优美，其功力决不在宏文高唱之下。他写有《日记文学丛谈》一文详论之。邓公很喜欢清人俞樾的日记文字，在《读俞曲园日记残稿》一文中赞之曰“萧散有致”“炉火纯青”。我断定邓公有意向古人的日记文字学习过。多年来我读邓公文章，总觉得他像是随随便便写的，但醇厚有味，不知是怎么弄的，后来才觉出可能是受过古人日记的影响。在邓文的字里行间，好像能看到俞曲园的影子。

我还愿意把邓公叫作文章家。因为他太懂做文章的门道了，他尤其擅长把散碎的材料组织成一大篇锦绣文章。《鲁迅与北京风土》就是用散碎材料铸成的大作品。此书以鲁迅日记为经，以北京风土景物为纬，因人寓景，古今交汇，使鲁迅和旧北京都“活”了起来。读着这本书，仿佛看到鲁迅先生又漫步在旧京的街巷里，故都的景物风情也尽收眼底。从文章学来说，这本书的架构和材料组织真是妙不可言。

六、读书种子

读邓云乡的书，常会冒出一个念头：邓公真是个读书种子!读书种子者，饱读典籍文献、能延续中华文化之大读书人也。明代方孝孺、清代叶德辉都被称为读书种子，明成祖要杀方，姚广孝谏曰不可，叶德辉是劣绅，革命党要杀他，章太炎说杀不得，可见读书种子之可贵。邓云乡也足可称为读书种子，名副其实，绝非虚誉。冯其庸先生曾问邓云乡，你怎么能写那么多东西呀?邓公答道：“天天写，天天读。”这“天天读”三字，正是一个读书种子的自况。

邓公的居室，可谓书山乱叠，他每日就在这书山中读啊，写啊。从他著述的征引中，便可观其读书之多之杂，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杂钞、县志、日记、书信、游记、传记、说部、诗词、俗曲、俚谚、童谣，可谓无所不读。他写的文章之所以那么有血有肉，盖因得益于读书多，掌握的材料多。比如写冰床，一般人只知道《帝京景物略》和《藤阴杂记》二书的记载，但他又引了鲜见的文献《倚晴阁杂抄》和《水曹清暇录》，这就使人对冰床历史的了解更加细致，使读者知道了原来在清代北京护城河里，还有以拉冰床作交通工具的生意和携酒轰饮冰上的趣事。我很看重邓公征引文献的博杂，因为从目录学上讲，若记录下这些文献名目，便是一份很有用的书单。

邓云乡不仅读书，还研究书。有道是“治学先治书”，邓公深通此道。《旧都文物略》是一部北京史重典，汤用彬等编著，1935年出版。邓公写过一篇研究文章《旧都文物略小记》，把此书从编纂到出版的来龙去脉及重要价值，做了深入研究和详尽阐释。这部书成了他治北京史的重要工具。

《圆明园古籍二种》《清史稿琐谈》，也是他研究书的重要文章。《圆明园古籍二种》可谓一篇圆明园文献的导读，也是一篇圆明园史的研究文章，很有助于圆明园的研究工作。邓公对清史非常熟悉，这与他熟读《清史稿》分不开。他说自己的书架上总放着一部《清史稿》，写清代文人历史掌故时常翻阅此书。他一边利用《清史稿》，一边研究《清史稿》，多有心得之后，写成了《清史稿琐谈》一文。

七、我与邓云乡的一点交往

我与邓公有点交往，起于读他的两本书。因我大学曾写过北京史论文，又素对鲁迅文章感兴趣，所以，一在书店见到他的《鲁迅与北京风土》，便如逢故人，立即买下，并因此记住了邓云乡这个大名。后来又读到了《燕京乡土记》，当时光明日报正在全国搞书评征文，我写了一篇评此书的文章，获得了一等奖。估计邓公看到了书评，因我曾听人转述，邓公说，北京有个李乔，不错。我与邓公就这样隔空相识了。

在北京日报，我编辑过文史版、读书版，曾多次向邓公约稿，我们的交往就多了，但主要是书信往来，只是在他担任电视剧《红楼梦》顾问时，我们在剧组驻地见过一面。印象是他太质朴了，不像民国老派学者那样雍容，更没有居高临下的派头，让我惊异的是，他一个上海人怎么说京腔呢。后来我对邓公的了解加深，崇敬也随之增长，他的学问和人品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典范。

我写过三本社会史著作，《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史研究》《中国师爷小史》和《清代官场图记》。追溯三书的写作缘起，多少都受过一点邓公著作的影响。尤其写《中国师爷小史》时，他的《汪辉祖及其著述》一文对我有发蒙的作用。汪辉祖是清代名幕，他的史料是我研究清代师爷所需的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邓公的书斋名“水流云在轩”，取无争、舒缓之意，类如陶渊明之“云无心以出岫”。邓公做人，正派、平实、自然、不张扬、不自夸。我自觉多少受过一点邓公人格的影响，或者自豪一点说，我与邓公属于同一类人。我有过升官的机会，但我舍不得书斋。邓公，还有孙犁、黄裳等先生的书，对于我坚定一辈子穿长衫，不穿补服，有过楷范的作用。

邓公的文稿是极易编辑的，因为几乎无懈可击，几乎不用编。若改动也是因版面有限而删节。邓公有时写得长了，不知能否全文发表，便在原稿上画出可以删节的地方，以使编辑既省事，又不为难怎么删节。我还保存着这样一篇手稿，每睹之，总会心生感动。

邓公身上很有点民国文人气，现在叫民国范儿。他写信常用毛笔和花笺，还特制了一种自用笺，前端印“红楼”二字，末端印“水流云在之室自用笺”。邓公贺年，也沿袭旧俗老派。一次我逛潘家园，看到一张信纸大小的贺年片，毛笔书之，字迹圆润秀劲，署名“晚邓云骧”，有“水流云在之室”印。这无疑是邓公之作，是写给一位前辈先生的，我立即买了下来。以毛笔亲书贺年片，这比时下流行的短信拜年不知要增重多少情谊。传统文化的好东西，邓公总是倍加爱惜并勉力行之。

余话

我赞成止庵先生的话，“世间再无邓云乡”。邓公的本事，难学;邓公的特殊价值，不可再生。有时我看到北京的某个文物被毁了，某条古巷消失了，就想，若是邓公在，写一篇关于这个文物、这条古巷的文章，登在报上，也许它们就保存下来了。但世间再无邓云乡了。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