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美学通史》《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用了25年时间，编写出版了关于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三大套书，一套是《中国历代美学文库》，这套文库收录自先秦至近代的具有美学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重要论著和文章，涉及哲学、宗教、音乐、舞蹈、诗歌、书法、绘画、散文、小说、戏曲、园林、建筑、工艺、服饰、民俗、收藏等广泛领域，依据可靠版本，加以精心校勘和注释，共10卷19册，约1100万字。这是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的一座巨型思想库、资料库。一套是《中国美学通史》，这部《中国美学通史》试图在前辈学者和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一部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美学通史，力求勾勒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理论魅力和总体风貌。这部通史一共8卷，350万字。一套是《中国艺术批评通史》，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一共7卷，320万字。

这三套书，我想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性工程，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北京大学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中国传统美学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富有东方智慧的理论，有许多极深刻的理论，有许多富有民族个性的理论，至今仍然具有充分的价值。继承这份遗产，对于我国当代的美学学科建设，对于我国当代的审美教育和艺术实践，对于21世纪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历史上还有极其丰富的艺术理论的遗产(画论、书论、乐论、曲论、舞论、造园理论等等)，但是，对传统艺术理论遗产的整理、研究一直显得很薄弱。《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三位先生最有名，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学中文系都有一批学者在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并做出了很多研究成果，其中复旦大学比较突出。但是很长时间我们没有一本《中国艺术批评史》的著作，前年才出了一本。这方面的研究迫切需要加强。我们组织集体力量，持续25年时间，编写和出版的这三套书，是坚守中国文化立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努力的成果。

在人文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中，要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

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要重视发挥个人的独创性，同时也要重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特别是一些重大工程没有集体力量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这三项工程，是由北京大学牵头，邀请兄弟院校、科研机构参与，是团结协作的成果。我们邀请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西南大学、河北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30所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的学者参与。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兄弟院校、研究机构的名称都提出来呢?就是为了表明我们团结协作的面是很广的。我们决不认为哪个学科的建设靠着北京大学一个学校的力量就能完成。所以，这三个工程的完成，对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提倡在重大工程中组织集体力量团结协作，对于在学科建设中提倡不同单位不同学者之间的团结协作，对于在今后推动综合大学与艺术院校的合作，推动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北京学者与外地学者的合作，都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组织大型集体项目，很不容易，要花很大的力气，会碰到很多困难曲折。我举《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为例。1990年我下决心开始这项工程时，就分别给一百多位学者写信，说了我的想法，并邀请他们参与这项工程。这一百多位学者很快给我回信，表示非常赞同我的想法，并表示非常愿意参与这项工程。于是我给他们写第二封信，问他们愿意参与哪一部分?唐代，还是宋代?接着第三封信，寄去《编辑计划》《编注工作条例》《编注细则》《关于行文繁简程序的说明》《关于一、二级标题的划分及规格要求》《关于选文使用复印件的说明》等文件。接下去，还有第四封信，回答编辑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样前后我要给参加这项工程的学者写四五百封信，当时没有电脑，这些信都是手写的，这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编写过程中，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例如有的人先答应参加，后来过了很长时间又说不能参加了，或者到该交稿时他说完不成了，我们得赶紧另外找人。也有的交来稿子，我们一看，根本不能用，这也要另外找人。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集体项目中，一个人没有做好或中途退出，都会影响整个工程。这些都是组织这种大型集体项目的甘苦。

要发扬埋头苦干、严谨治学的精神

为了完成这三个工程，我们花了整整25年时间。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25年。25年不是短时间。我年轻时，当时有一个口号，“要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工作50年，那25年就是一生工作时间的二分之一。今天生活条件好了，我们也许可以为祖国健康工作70年，80年，即便那样，25年也是一生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我想，这25年体现了一种埋头苦干的精神。同时，要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还需要一种严谨的学风。以《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为例，我们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加工和删改。1993年全书的初稿就集中到北京，到2001年才定稿，加工和修改的时间是8年。整个文库从正式启动到出版，整整花了12年。参加《文库》工作的一位年轻朋友现在还记得，当时他到杨扬先生(《文库》副总主编)那里，看到杨先生为了查对一段文字，跑了好几次国家图书馆，找各种版本核对，最后才放心。他非常感动。尽管这样，这套《文库》仍旧有许多毛病和不足。参加这样的大工程，使我们体会到做学问真的很不容易。

要重视资料建设，也要重视理论思维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这要付出极为艰苦的劳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理论财富，美学和艺术资料都极为丰富，但又极其分散，很多书籍不易寻找，这给研究中国美学、中国艺术的学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对我们本国的学者如此，对国外的学者更是如此。西方学者至今对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十分隔膜，资料难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的编注出版，为国内外研究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理论的学者提供了一座大型、完备的思想库、资料库，这将有助于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国精神，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很多学校有一种习惯的做法，就是把一些当时认为“有问题”的人发配到资料室做资料工作。当时这样一种风气，使得很多人不屑于做资料工作。现在我们都知道资料工作的重要了。没有文献资料的建设，继承和弘扬文化传统就会变成一句空谈。

同时，我们还要重视理论思维，重视理论建设。中国传统艺术是本土文化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有深刻的精神内涵，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发掘。但我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非常不够。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我们说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这种情况至今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文化界、艺术界，人们重视艺术创作，对于艺术的理论研究相对来说不够重视。对于传统艺术，我们往往还只限于叫好，至于究竟好在哪里，我们还是说不大出来。而且在艺术研究中，有的学者有一种以西方的艺术理论来解释中国艺术的偏好，显示出对本民族艺术理论的价值缺乏认识，缺乏信心。艺术理论研究的不足，对艺术批评传统重视不够，影响我们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也影响着我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国美学通史》和《中国艺术批评通史》的出版，可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既要注意出成果，也要注意出人才

在这方面，刚才提到的复旦大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研究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成功的经验，他们出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水平在国内是比较领先的。同时，他们通过这部书的编写，培养、锻炼了一支人才队伍，当时参加编书的一些年轻学者，后来成了有成就的学者。

我们这三套书的编写，也注重了人才的培养。参加这三套书编写的学者，既有比较年长的学者，也有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或从博士后出站担任大学教师的年轻学者。通过参加这三部书的编写，这些年轻学者很明显得到了锻炼，逐渐变得成熟了。我们看到，这些年轻学者写的东西，在资料方面视野开阔，在理论分析方面也显出一定的功力，很使人欣喜。

发挥传统优势，加强美学学科的建设

北京大学的美学学科是教育部第一批评定的重点学科，同时又是有着传统优势的学科。北京大学从蔡元培先生开始，就形成了一个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重视美学学科建设的传统，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对中国现代美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美学在北大是一个有传统优势的学科。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文科研究基地，继承了北大的这个传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美学基本理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以及各个艺术门类的美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

《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美学通史》《中国艺术批评通史》是三部大型的集体著作，还有许多个人的学术著作。这些个人的学术著作不仅有对美学史上大思想家和美学经典、艺术经典的研究，而且在美学理论的核心区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这是北京大学新一代学者对美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人文学科中哲学、美学、艺术学、宗教学、历史学都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我们美学中心的研究范围也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这方面也有很多成果。《中国文化读本》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著作，目前已经出版了八个外文译本。

我们创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建设一批在学术上有原创性的重点学科。这种重点学科，有的可能是新兴的学科，有的是有历史传统的学科。北大美学学科是有历史传统的学科，而且是有发展前途的学科。我们应该继承历史传统，同时应该呼应时代的要求，把美学学科建设成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特色的学科，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的贡献。

离不开出版社的重要作用

当年《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启动时，有三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这套书，我们和最早联系我们的一家出版社签了协议。等到我们初稿完成的时候，这家出版社的社长换了，新任社长出于经济考虑，通知我们说，他们不出这部书了。我赶快去找别的出版社。但因为这套书规模大，找了六七家出版社都没有成功。我走投无路，就向当时国家教委的朱开轩、张孝文两位领导同志报告了这件事。他们十分重视，张孝文同志当即指示高教出版社的领导同志来与我联系。高教出版社的领导同志找我谈了以后，决定出这套书。高教社的编辑同志花了很大的功夫，这一套1000万字的文库出得非常好。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要感谢朱开轩、张孝文这两位原国家教委的领导同志，要感谢高教社的彭治平、苏雨恒、袁晓波、马纯等几位同志(袁晓波同志已经不幸去世了)。他们的远见卓识，他们的高度责任心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们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是这部《文库》成功出版的根本保证。

出版《中国美学通史》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在此之前出了《西方哲学通史》《中国佛教通史》这样大规模的学术著作。出版《中国艺术批评通史》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在此之前出了许多美学著作，如《朱光潜全集》《宗白华全集》。这两家出版社在编辑这两部通史的时候，也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付出了辛勤劳动，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还亲自参与。他们的辛勤劳动保证了这两部通史的质量。我们要对这两家出版社的领导同志和编辑同志表示感谢。这三套书的出版，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文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离不开出版社的战略眼光，离不开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