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老舍《四世同堂》英译全稿的发现和未发表部分重新被译回中文，为文学界内外所热烈关注。问世70多年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可谓身世曲折：老舍以“段”代“章”，计划写完一百段，但在报刊连载到第八十七段的时候不明原因地戛然而止，之后连手稿也散佚，致使全貌无以得见;幸而几乎在写作和发表的同时，《四世同堂》的英文翻译也在进行中，于是上世纪80年代，从英文本《黄色风暴》回译而来的后面十三段，让我们得以暂时“补全”这部经典。而此次新发现的英译手稿原件，则呈现了《黄色风暴》被出版社删改前的最初版本，其中，后十六段内容已被回译为中文，让读者在接近《四世同堂》原貌的路上更进了一步。

我们在此编发两篇文章，呈现有关《四世同堂》的这段寻找和修复的故事，阐发此番英译手稿的发现和回译提供给读者的对于《四世同堂》、对于老舍的新认识。表现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与斗争的《四世同堂》，在这场跨越70年、跨越中英文世界的文学“接力”中，越发凸显它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不停地寻找和修复背后，是对经典的珍爱之情，更是对一位作家和他的文学贡献的最好纪念。

——编 者

《四世同堂》的英译与回译

周绚隆

《四世同堂》在老舍生前一直没有完整地出版过。按照他自序里的计划，此书共分三部，以段代章，“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其中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均出过单行本。但第三部《饥荒》，新中国成立后只在上海《小说》月刊连载了前20段，即因故中止。“文革”中作者手稿丢失，此书遂成残璧。1982年，译者马小弥根据浦爱德翻译、美国哈考特·布拉斯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四世同堂》节译本《黄色风暴》，回译了该书最后的13段，补足了原来残缺的故事。目前大陆市面上流行的《四世同堂》主要版本，后面收的都是马小弥所译部分。

从中文到英文：作者与译者通力合作，单行本出版时遭删改

《四世同堂》的英文翻译工作，是1946年老舍先生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期间完成的。胡絜青、舒乙母子在《破镜重圆——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一文中，引用译者浦爱德1977年2月22日给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信，提供了翻译和出版过程的一些细节：“《黄色风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他有时省略两三句，有时则省略相当大的段。最后一部的中文版当时还没有印刷，他向我念的是手稿。哈考特•布拉斯出版社的编辑们做了某些删节，他们完整地删掉了一个角色，而他是我所特别喜欢的。他们认为有必要减少一些字数，以便压缩一下书的块头。对结尾没有做变动。”1978年10月20日，浦爱德致信杨宪益夫人戴乃迭：“老舍知道，美国人不喜欢篇幅太大的长篇小说，所以我们一起工作时候，他对原书作了较大的删节。不幸，出版社删得更多，一个完整的人物被删去——虽非主要人物，却是我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就是那个照应坟地的种地人。”

浦爱德的父母皆为中国北方浸礼会传教士，她从小在中国长大，后回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1921年到新成立的北平协和医院组建社会服务部，1939年她回到美国，参加了由埃德加•斯诺等人发起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通过募集捐款，积极援助中国抗战。浦爱德虽然长期在中国生活，汉语口语很流利，但却不能阅读。这就有了她给费正清夫人信中所描述的，老舍在旁边念，自己边听边译的合作翻译方式。

虽然浦爱德说老舍在给她读《四世同堂》的时候有意省略了一些段落，但事实上，《黄色风暴》出版时，出版社编辑的改动量才是惊人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此次从哈佛大学的浦爱德档案里发现的正是浦爱德翻译的《四世同堂》英文原稿。得知消息后，我辗转向老舍的女儿舒济借了她珍藏的英文节译本《黄色风暴》，并通过她的关系从施莱辛格图书馆找到了未经删改的浦爱德译文原稿，然后将《黄色风暴》与《四世同堂》、马小弥的译文与《黄色风暴》原文、《黄色风暴》后13段与浦爱德译稿原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比对。可以发现，经过翻译过程的压缩和编辑环节的删节，原来100段的文字，到英译本《黄色风暴》正式出版时，只剩下了77段。第一部由34段压成了25段，第二部由33段压成了25段，第三部已经发表过的前20段被压缩成了14段，马小弥据以回译的《黄色风暴》后13段，其实也是从21段译稿删节而成的。《黄色风暴》出版时所做的改动很值得注意，因为它本身也是《四世同堂》接受史的重要组成。如，老舍先生原来拟定的三部分名字分别是“惶惑”“偷生”和“饥荒”，到《黄色风暴》里则成了“小羊圈”“与虎为伴”和“没有报复”，人物姓名的翻译也有些改动，瑞全被译成了“瑞堂”，金三爷被译成了“王三爷”。这样的改变基于怎样的考虑又由谁决定，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从英文到中文：两次回译，如何还原是最大考验

马小弥从《黄色风暴》回译的最后13段，总体上看，是比较忠实于原文的。但由于时代与观念的影响，在翻译时也做了一些主观的改动。比如写瑞全为了消灭汉奸招弟，假意带她去北海玩的那一段，面对昔日的恋人、今日的政敌，瑞全是有微妙的心理活动的，在英译本中可以看到老舍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把握和描写，如，“一碰到她的胳臂，瑞全(感到有点飘然和激动)。(他)马上警惕起来，‘留神!留神!’(他贴得更近了一点，但心里不再飘然和激动。他和一个妓女、间谍、敌人手挽着手。如果让她给打动了，他就成了不分是非的败类)”。括号里的文字在翻译成中文时被删掉了。

如果他还有一丁点要爱她的意思，那就很下贱和无耻。他是走南闯北的优秀中华儿女，他应该把中华儿女的尊严看得无比珍贵。

他情不自禁地把她搂得更紧了。她不再肮脏、下贱、危险了。她是他昔日的心上人。她的脸和身体有一种芳香。

瑞全警告自己：“忘了她就是招弟，忘了她是个婊子，只记着她是日本特务。”

这些表现瑞全面对招弟勾引时内心纠结、矛盾和思想斗争的文字，也都被删掉了，其原因可能是考虑到这些心理活动的存在会削弱瑞全作为抗日斗士的形象，让他显得优柔寡断，不够勇敢。这样的删节是有针对性的，具体的例子其实并不止以上几条。

而现在，赵武平对照浦爱德的英文原稿，对最后16段译文进行了又一次回译。相信将来还会有其他的译本陆续面世。关于译文质量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最关心的是，被《黄色风暴》整篇删除的浦爱德译文的最后一段即第三十六段的文体问题。这一段通篇是钱默吟写的“悔罪书”。按照小说的描写，钱默吟是个能诗善画的传统文人，他的这篇“悔罪书”其实是一篇反战檄文。以他的学养与做派，这篇“悔罪书”应该用文言文书写才合乎逻辑，文字也会更加简练、犀利。而现在，由于缺乏故事性，浦爱德的这章译文读起来显得冗长拖沓，与前面的叙事形不成紧凑的联系。这可能是《黄色风暴》决定删除它的原因。这篇文字可能是对所有译者的最大考验。翻译汉学著作时，中文文献的还原，常常成为译者头疼的问题。而钱默吟的“悔罪书”，老舍先生当时究竟是用何种文体书写的，文字的风格如何，如今都成了无解的谜题。面对这样的现实，所有译者都只能照着英文独自揣摩了。

(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会说话的“出土文物”

孙 洁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时候，萧军自我调侃为“会说话的‘出土文物’”，这是个禁不起联想的比喻，一联想，就会纷纷扰扰地带出一连串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就有也是在这一年出版的《四世同堂》。从1944年到1949年，《四世同堂》连来带去写了5年，一边写，一边按部就班地连载、出版、翻译、出英文版。1951年1月，《饥荒》连载到第二十段突然停了，此后《四世同堂》便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重新出版，所以说，它也是“出土文物”。

然而事情又远非“出土”那么简单：底稿不见了，但是英译本还在;英译本回译了，英译手稿本居然也还在，所以这个寻回并修补“文物”的过程就格外漫长。

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作品的解读，是一种趋近于本真的努力，无论是通过思辨构拟，还是通过史料还原。史料还原尤其是不讲情面更不讲情怀的一项工作。鲁迅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土财主，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可笑吧?鲁迅却说，这个闪闪发光的鼎，才是“近于真相的周鼎”。史料的发掘，真相的揭橥，大抵类此。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来谈这次《四世同堂》英译手稿发现和结尾章节第二次回译的意义——它不是展示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四世同堂》，而是一个更接近本来面目的《四世同堂》。

看一个最直接的例子。马小弥由《黄色风暴》回译而来的结尾句是“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地在摇曳，起风了。”现经英译手稿对照，证明这个结尾为出版社所加，用以替代一篇以钱默吟口吻写的长达6000字的长檄文，即赵武平二次回译本的终章。这个章节出现在百万字长篇《四世同堂》的叙事完全终结之时，从纯粹的故事的角度看，是冗笔，但从中可以获取很多信息，包括钱默吟(毋宁说是老舍自己)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对做诗人还是做战士的问题的表白。

很多研究者认为，老舍在抗战时期对通俗文艺的过度投入造成了他回归小说创作时个别人物的夸张和变形，钱默吟在小说后半段变身为一名侠士、地下工作者，和他诗人的身份不相匹配，也是被谈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老舍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借助这篇“悔过书”对钱默吟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原原本本的交代。“感谢你们，给了我做一个完美的人的机会，教我能有斗争到死的机会。”这大无畏的表白指向老舍本人的英雄情结。贯穿地看，老舍热爱武侠故事的少年时代，书写李景纯、丁二爷这样的侠义之士的青年时代，自己义无反顾牺牲一切投身抗战的中年时代，和《四世同堂》具备理想人格的钱诗人是无比契合的。这也是老舍在很小的年纪就给自己起了“舍予”这个名字的原因。剑气箫心、侠骨柔情，既是诗人也是战士，以钱默吟口吻写的这篇剖白和倾诉，比起“起风了”这样语义含混的小清新结尾，无疑更能镇住《四世同堂》用100万字铺陈的无边苦难和人间悲喜剧。

赵武平的二次回译本还展示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却被《黄色风暴》删节的情节：瑞宣“从为做宣传而写作开始，他就很想知道作家在战争中怎么生活，发表有什么作品”。他发现很多日本作家正在受命翻译中国的新小说和剧本，经由这件事，他开始思索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而瑞宣在迷惘中寻求的答案，正可以落实在以老舍本人为代表的舍弃了一切个人得失，无怨无悔投身抗战文学的新文学作家身上。

老舍亲历了整个大后方的抗战文学史，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投身抗战的八年也是他文学生涯的重要转折——舍弃小说转而从事通俗文艺和戏剧的写作，并且将这一新的写作习惯带到了新中国时期。而《四世同堂》正是老舍在抗战文学经由几次严肃论争进入反思阶段之后回归小说写作的结果。通过二次回译本，我们看到，老舍第一次在虚构作品中谈论自己投身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个如此独特且前所未有的视角。小说里，瑞宣得到的结论是：“新文学是代替中国说话的活的文学……他为中国作家感到骄傲，也为自己感到高兴。”这不但解答了为什么在已经完成了服务抗战的使命的1946年之后，老舍还是写了《四世同堂》《鼓书艺人》《五虎断魂枪》，也解答了老舍为什么在1949年12月回到北京后能这么快适应新中国文艺工作者这个新的身份。我们当然可以说老舍的选择是时代的要求使然，但是，即便从这个失而复得的章节，也可以看出，老舍的“回归”和“回不去了”，这两件看似矛盾却同时发生的事情，正是老舍本人文学生涯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必经之路。这里甚至埋藏了《四世同堂》在1951年年初连载突然中断和日后需要经过如此曲折的努力，逐渐寻回它丢失部分本来样子的原因的密码。

这次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手稿未发表部分经由赵武平发掘、整理、翻译后的重新发表，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史料的发掘、整理、重组，有点像文物的修复，成品虽然不是作品本来的样子，却能指向作品本来的样子，指向曾经被抛弃、亦有可能被永远遗忘的文学史的片断。其实，在史料之外，又何尝有真正的作家和作品，又何尝有真实的文学史。学者钱理群曾经指出：“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创造者的生命)的一种寻找和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对于《四世同堂》这件从1979年“出土”后又不断得到修补的“文物”，也当作如是观。

(作者为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