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传统》是刘梦溪先生的学术论文精要选编，围绕学术与传统的题旨，分上、中、下三卷，内容则厘为六分卷，共百万言。入选文章取题义至今仍有价值而又不失学问之滋味者。

《学术与传统》第一卷为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的专题文章，著者尽量选取研究题旨和角度的不同侧面，以示区别与联系。第二卷是以马一浮为主，连带研究熊十力、钱锺书、张舜徽等其他学者的文字，以及关于中国现代学术的思想通论和专论。第三卷是传统文化与国学，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的意义。第四卷是古典文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第五卷的文字，《敬义论》《立诚篇》《论和同》均为新写，是著者研究“六经”的价值伦理系列文章的一部分。第六卷的一组文字，为序跋之属，从中可窥见刘梦溪先生为学的思想轨迹。

笔者认为，刘梦溪先生的《学术与传统》，呈现出20多年来由现代学术研究而上溯儒家六艺之学的心路历程，包含对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问题的研究，卓有创见和启发性，是一部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著作。

揭示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观念的一致之处

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学术观念，颇似南辕北辙。刘梦溪先生拈出两家学术观念一致之处，别开生面。

刘梦溪《钱锺书与陈寅恪》说：“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关于种族与文化的学说。这是他学术思想里面的一个核心义旨。他认为文化高于种族。所谓胡化和华化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不是种族的问题。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以很多考证来辨明此义。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又特别标明，当年他引用圣人‘有教无类’之义，来阐释文化与种族的关系。”

钱钟书

文章又说：“但我这里传递一个学术信息，钱锺书先生也如是说。他说华夷之辨在历史上没有确指，其断限在于礼教，而不单指种族。”“钱先生引《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皇甫湜的《东晋元魏正闰论》一文，其中谓：‘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管锥编》)”“然后钱先生又引《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陈黯的《华心》一文：‘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管锥编》)钱后来对此节作增订，又引元稹《新题乐府·缚戎人》：‘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钱先生说这是汉人‘没落蕃中’者。不是由于地域，而是由于文化。钱并标出英文为注，写道：‘华夷非族类(ethnos)之殊，而亦礼教(ethos)之辩。’(同上)”

文章就此得出判断：“陈、钱在华夷之辨问题上，机杼相同，理路相同，结论相同。”

刘梦溪《钱锺书与陈寅恪》又说：“对野史小说可否考史的问题，陈、钱的看法约略相同。陈在此一方面持论甚坚，其《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可为力证。他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金明馆丛稿二编》)陈著显示，以野史小说来补充正史的不足，是陈先生的史家之能事。钱先生涉及此一问题，他引用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的说法：‘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盖其撰《资治通鉴》，即曾采及野史小说。钱先生因此写道：‘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管锥编》)”

刘梦溪先生就此得出判断：“此可见钱、陈虽都重视野史小说的作用，陈用来直接考史，钱则认为考信人事未必可据，但可以见出当时的人情和人心。”

看到陈寅恪、钱锺书在华夷之辨、野史小说可资考史等观念上的一致，颇能引人遐思。

揭示马一浮新儒学之新

当代新儒家马一浮，是刘梦溪先生多年来研究的重心之一。

刘梦溪《〈马一浮与国学〉自序》：“马一浮独发单提‘六艺之学’”，“独发单提”四字，已足以表达其心目中马一浮之创发性之突出。

                                                                                       马一浮

文章说：“马先生的学术思想系直承宋学而来，特别受朱子的影响至为明显。但他的思想义理多为原创独发，‘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可视为他的两项极为重要的学理发明，足以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现出光辉。要之，马一浮的学术思想体系，可以用‘新义理学说’立名，其学理构成为‘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两部分，其方法则是儒佛互阐和会通儒佛。所谓‘新’者，是针对宋儒的义理学说而言。宋儒融佛而辟佛，马先生视儒佛为一体之两面，只是名言化迹之不同而已。”

如刘梦溪先生所指出的，儒佛互阐和会通儒佛，确实是马一浮新儒学之新之所在，不同于宋儒融佛而辟佛。

文章还说：“他的‘六艺论’亦与郑康成的‘六艺论’有别。他将国学重新定义为‘六艺之学’的‘国学论’，前贤不逮，义显当代，泽被后世。事实上只有如此厘定国学的内涵，国学才有可能成为一单独的学科，与文史哲诸科门不相重叠。中华文化具有恒定意义的价值理念悉在‘六经’，以‘六经’为国学，可以使国学进入现代教育体系。马一浮的‘六艺论’包括‘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六艺之人’三项连贯的思想范畴，现代国学教育可以通过‘六艺之教’，传播‘六艺之道’，从而培养‘六艺之人’此即马氏‘六艺论’之一‘新’也。二‘新’则是视‘六艺’为我国最高的特殊之文化，由古及今，永不过时。”

如刘梦溪先生所指出，马一浮将国学重新定义为六艺之学，即以六经为国学，通过六艺之教，传播六艺之道，从而培养六艺之人。此更是马一浮新儒学之新之所在，意义尤为重大。

揭示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

刘梦溪《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立题意义至关重大，而从未经人提出来过，若非对陈寅恪学说寝馈甚深，何能作出此一重大揭示?

关于陈寅恪对释家的“判教”。文章说：“他对释家之‘判教’，可以归结到一点，即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说的：‘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可以看作这是陈先生对佛学问题的基本立场，以‘判教’称之，殊不误也。精要之点在于，他认为佛法之东来，必须经过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其所由来变迁之路也正是遵循的这一过程。其实这也是陈寅恪对一切外来学说所持的基本立场。”

                                                                                     陈寅恪

关于陈寅恪对道家的“判教”。文章说：“陈寅恪先生对道教的总体评价是：‘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于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或即在此等处也。’(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显然是在对于儒佛两家的比较中来确定道教的位置的”“认为道教更接近人情和常识，这是寅老对道教的极特殊也是极高的评价。”

关于陈寅恪对儒家的“判教”。文章说：“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学说的最大‘判教’思想，是明确提出‘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此旨是其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提出的。其中写道：‘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故外服儒风之上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因此，如果称‘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是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学说的‘判教’，应是实事求是、无可异议之论。”诚如刘梦溪先生文章所说：“陈寅恪先生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固然是吾国思想文化史的具有核心意义的题旨，但其意义绝不限于历史的思想文化现象本身，对今而后我中华未来的文化建构和文化建设，亦具有直接的教示意义。”

纵观刘梦溪先生的治学，早年为古典文学和文学思想史，特别是对《红楼梦》与明清文学思潮的研究用力较多，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曾涉猎，出版过几种论著。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入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近年来，刘梦溪先生所撰《敬义论》《立诚篇》《论和同》等文章，上溯六艺之学，回归儒家学说，探究儒学精微，体现了著者学术思想的诚意和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