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关村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以写小说见长的作家宁肯近期首次推出长篇非虚构作品《中关村笔记》，在田野调查与深入思考基础上，书写了中关村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人物。近日，凤凰网读书会、凤凰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掌阅科技、涵芬楼书店在京联合举办《中关村笔记》新书分享会，作家徐则臣、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吴甘沙、车库咖啡创始人苏菂与作者齐聚一堂，分享了书中的创业故事及各自对于“中关村精神”的理解。

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主抓的一部科技创新题材作品，《中关村笔记》今年4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后，广受关注和好评。全书以陈春先与中关村的硅谷梦、柳传志和联想、王志东和新浪、王选与“千年之约”、王永民与汉字输入、程维和滴滴、吴甘沙和智能驾驶、苏菂与车库咖啡等19个段落与手记，展现了中关村锐意求新、解放思想、创造历史、重塑价值、逐渐发展成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历史进程，具有穿透性的震撼力和独抒机杼的艺术创新力。在这份来自中关村的笔记中，“他们的故事平静而闪光”，不仅改变了北京、改变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改变了世界。

与会者谈到，中关村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恰当的标本”，有太多奋斗在其中的人值得去书写。作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发现了一个新的中关村，同时透过当下的鲜活人物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中关村人的创业故事和奋进力量，正是中关村精神历久弥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精髓。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看来，很多人写过中关村，宁肯的这一本不是数量叠加，而是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存在。“他这样的文学跨界者和创新者，也确实符合中关村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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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我写《中关村笔记》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儿。”这是著名的马诺里的回答，一个登山家的回答，所以著名是因为听上去像句废话，什么也没回答。为什么要写中关村?想来想去，我发现我的回答也类似，因为它在那儿。

很多年了，中关村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当我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熟悉它，一旦思考又是那么陌生。它存在于北京的西北部，天气好时，特别是在一场大风之后，当我看到中关村或上地，也会同时看到西山。看到落日，火烧云，云蒸霞蔚的下面远山与建筑峰起，玻璃幕墙反光，自身也在发光，有种科幻性质。远看如此，走近更是如此。

2015年我开始频繁走近它，穿越它。这之前，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我在一本书的边上写道：“再次走出文学，像又上一次大学，在飞往武夷山的飞机上开始了。”那是2015年4月21日，我在飞机上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一本写硅谷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这里改变世界——硅谷成功创新之谜》，这样的书从来不会出现在我的书单上，特别是对于长年阅读现代主义小说的我，这样的阅读简直如天壤之别。卡夫卡或卡尔维诺与硅谷有什么关系?(其实或许真的有些关系。)但是，2015年，我突然想改变自己。一个人在某种尽头待的时间久了，就想在另一种尽头解脱。快20年了我一直浸润在文学里，浸润得太深了，都浸透了，浑身都是敏感。我需要另外一种东西，一种类似岩石的东西。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走出文学，由一个诗人变成了广告人。5年之后返回文坛我曾写下《一个传统文人的消失》一文，谈及“跳出文学，从外部看文学，让我获益匪浅”。此后我连续写了5部长篇小说，又变成了一个传统的文人。

我在飞机上写道：“当你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如硅谷世界，你再次发现文学的边界，你站在界外看文学，又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因为山在那儿，中关村在那儿，我要读一种完全不同的书，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读《这里改变世界》。这书在最后竟然谈到了中关村，那时我开了一个关于中关村的书单还没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拿中关村与硅谷做了比较，当然也谈到了以色列的高新技术区，对以色列无条件地进行了赞扬，对中关村则多有质疑。黛博拉·佩里·皮肖内写道：“对于正在崛起的东方巨人能否成为新的世界创新中心，国际舆论的观点并不一致……中关村自身的一些短板，比如这里的移民人才较少，限制了它与硅谷竞争的实力……联想超过惠普成为全球最大个人电脑厂商，这是几个世纪来中国首次在科技产业中登上全球第一的宝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关村生力军对阵硅谷老牌明星的一次胜利，不过硅谷的领先优势已转向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企业战胜的只是过去的硅谷，并非未来的硅谷。”读这些话与我过去的阅读实在完全不同，完全是两个语境，但也在重构着我，我要的就是这样。当我读到“在硅谷的创业者中，中老年人远远多于年轻人”，更为惊讶，黛博拉·佩里·皮肖内说：“创业最活跃的人群是在55至64岁之间。”2015年我正好56岁。

其实，很多时候，质疑比肯定往往更有意味，更能看出某种东西，比如中关村在世界上的分量。黛博拉·佩里·皮肖内对中关村的评价说实话比我高，那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在争论中关村是否已成为新的世界创新中心，中关村已是世界三大科技创新中心之一。那时我只是觉得中关村作为北京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京，改变了中国，它在那儿，像山对登山家一样，对我构成了挑战。如果我要改变自己，跳出文学，中关村再合适不过。连带着我也必然先要了解硅谷，了解硅谷的雅虎、谷歌、思科、苹果、甲骨文，从更远的地方看文学，看小说，看文学和世界的关系。

年中《小说月报》有个采访，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正在同时或交叉读一些文学之外的书，一本是黛博拉·佩里·皮肖内的《这里改变世界》，一本是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还有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它们让我找回了文学之外的感觉。

阅读之后我开始频繁出入中关村，来到陌生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内部是陌生的，外部也一样陌生，哪怕你到过多少次它的外部。或开车，或坐地铁，或骑电动自行车，我成为中关村的一部分，中关村也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穿过中科院棕色的物理所大楼来到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国家重点实验室，瞻仰已故的数学家冯康的铜像，听冯康的同事、弟子谈冯康，谈许多年前的往事，许多人都是院士，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院士。在方正大厦见到王选的秘书，参观纪念馆，听王选的一生。在融科资讯十八层见到柳传志，在创意大街见到吴甘沙，在车库咖啡见到苏菂，在数字山谷见到程维……见的人太多了，以前一年也去不了一次中关村，现在一周就要去两次，甚至三次。中关村的“内部”就是中关村的人，每个人都是时间的深井，历史的窗口，哪怕“80后”的年轻人也像时间的隧道一样。当然，柳传志，王洪德，王缉志……这些老人，更是时间的宝藏。

我已彻底忘掉了小说，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当然，我会再次回到小说上来，也希望再有一种不一样的回来，那是另一回事。而这部笔记我愿是一次对太史公的致敬，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