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于2018年1月12日早上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本文选自王学泰先生的读史笔记《写在历史的边上》，该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一、“读书识字”

我们习惯把孩子进学校接受教育笼统称为“上学读书”，这绝大多数孩子第一次接触到书，也是学习“读书”之始。

绝大多数书籍是有字的，“无字天书”只是个传说，读书要从“识字”开始，因此俗语谈到孩子上学，概以“读书识字”称之。

古人是五至七岁上小学，开始识字。先秦的小学除了学习些初步的礼仪外，就是识字。识字对于接受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是个巨大的工程。因为汉字属于象形系统，不同于拼音系统的文字只有三四十个拼音字母。商代甲骨文，已发掘的10万片甲骨中就有四千多个图形，能够解读文字在2500个以上;金文，仅容庚先生的《金文编》其中可识别的文字也在2500个左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所收文字近万个。而且时代越靠前，单音词越多，单音词的记忆要难于复音词、多音词。因此识字对于孩子来说是个苦差事。

明清依赖的识字课本，除了认字以外，兼及思想的灌输和常识的普及，如初入学都是从“《三》《百》《千》”读起，这三本小书中就是最没有思想内涵的《百家姓》也有灌输宗法、宗族意识的作用，更不用说《三字经》《千字文》了。《神童诗》《弟子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一类也讲些掌故，但更重在落后腐朽思想意识的灌输。

两周秦汉以来识字课本编纂的目的相对较为单纯，就是为了识字。《汉书·艺文志》把这类书籍编在“小学”一类，后世将部分有所收录如“《史籀》十五篇”传说是周宣王时史官太史籀所撰，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识字课本。秦代的识字课本有：《苍颉》一篇(李斯作);《爰历》六章(赵高作);《博学》七章(胡毋敬作)。汉代则有《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急就》一篇(史游作);《元尚》一篇(李长作);《训纂》一篇(扬雄作);《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等。这些字书大多散佚失传，唯有《急救》(亦名《急救章》)有明写本传世，收字一千余个。清代钱大昕言《别字》即扬雄《方言》(亦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扬雄的书是通释各地语言、《别字》《方言》是否为一书，尚待进一步论证。

“识字”教育是读懂书的关键，有的人念了一辈子书都不能过关，错字别字连篇，或以此教人，更是贻误后人。古代有许多讽刺人们读错别字的笑话，明代有笑话说莫云卿与屠隆等到朋友袁太冲家看到桌上有个帖子，上面写着“琵琶四斤”，三人大笑，于是他们凑了一首诗：“枇杷不是此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

关于错别字的笑话中最精彩的是《尧山堂外纪》记的一个宋代故事：政和间曹组(字元宠)有《题村学堂图》诗云：“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都都平丈我”本应是“郁郁乎文哉”，出自《论语·八佾》，孔子用以赞颂周代典章制度之完善美盛，而这位老迈昏庸的乡村塾师把这五字全部读错。更妙的是“一日，宿儒到社中，为正其讹，学童皆骇散。时人为之语云：‘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人们认假不认真，正确读法反而不被接受。开蒙老师对学童影响甚大，先入为主，有的终其一生都难改正。后人有诗云：“此言真与我心同，择傅宁能忽训蒙。今日非无村塾老，‘都都平丈’教儿童!”言给小孩选择开蒙老师必须谨慎。

二、句读与标点符号

按照传统的教育程序“识字”之后就是“句读”。所谓“句读”就是分章断句。汉代经师何休说到学者在理解《春秋》时“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弄乱了“句读”，自然不能正确地解读经文。而且，句读不同也关系着对文章的理解。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就有六七种断句，因此有六七种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

1.古代有标点符号吗

今人常说古书没有标点，的确大多数线装书、特别是“白文本”，每页基本上都是漫漶一片，没有分章断句;可是也有学者认为自古就有标点，甚至追溯源流，并有“中国标点符号史”之作。这也自有其道理，如近年出土的先秦两汉的简牍很多，研究者从中发现一些与文字章句有关的符号如“△”“·”“■”“□”“∠”等。有人还根据出土的先秦两汉简牍总结归纳，认为当时有九种标点符号;也有人根据敦煌写卷指出那时所用的符号有十八种;更有把两宋兴起的评点派在评点诗文所用的符号(主要评骘优劣)视作传统的标点符号的规范与完成(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还使用新式标点)，这是值得商榷的。

现代人们理解的标点符号是书面语中必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其使命是把作者在书面上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准确、完整地传达给读者，因此标点符号是固定的，其代表的意义也有社会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或由约定俗成，或是因行政部门推动。另外，创作书面文字时要加上标点符号也是作者工作的一部分。就这些特点分析上面言及的符号，则很难一一符合。

首先，这些符号不是写作者本人遗留下来帮助读者理解本人所写文字的，先秦两汉出土的简牍上的符号是传写者或者是读者为了加深对文字的理解所用的。这是古人读书的习惯。何休所说的“句读”也不是经典作者所遗留下来的，而是研究该部经典的老师宿儒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传授给学生的，因此一部经典，不同经师可能有不同的“句读”(每部经典各有师承传授，例如《诗经》在汉初就分为齐、鲁、韩三家，各有传授，著名的经师有辕固生、申公、韩婴，后又有赵人毛苌所传的“毛诗”)，每部经典各有传授师承，“识字”“句读”也是“师承”的一部分。当然识字和句读只是学习经典的初步，如果只停留在识字和句读上，不明了经典中所包含的深刻的道理，则被人们视为不谙大道的“章句小儒”。

其次，在符号的使用上没有一定的规范，例如一个小圆黑点“·”有的代表一篇的开始，有的代表句子的终结，有时又相当于现今的逗号或顿号。本来标点符号是帮助读者理解文义的，这种没有固定不变内涵的符号，要先了解了文义才能断定符号的含义。因此它们不具备标点符号的功能。

2.关于评点书籍所用的符号

宋元以来，随着木刻书籍的出现和书籍刊刻的市场化、商品化，坊间书铺出版了一些带批点或圈点的书籍。其目的或是为了向读者推荐，或是为初学者指示学习门径，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些批点先是施之于诗文选本，后来许多戏曲、小说，特别是辅导科举考试制艺文选(明清两代就是“八股文”，这种批点尤受欢迎，甚至不成书的单页也有买的)，连经史杂钞也有圈点。这个过程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刻书有圈点之始》中说得很系统、详尽：

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圈点必校之语，此其明证也。“孙记”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有句读圈点。《瞿目》明刊本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目录后有门人王渊济《跋》，谓“此集惟《送孟东野序》、《前赤壁赋》系先生亲笔批点，其他篇仅有圈点而无批注，若《归去来辞》、《出师表》并圈点亦无之”。《森志》、《丁志》、《杨志》宋刻吕祖谦《古文关键》二卷，元刻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又“孙记”元版《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皆有墨圈点注。刘辰翁，字会孟，一生评点之书甚多。同时方虚谷回，亦好评点唐宋人说部诗集。坊估刻以射利，士林靡然向风。有元以来，遂及经史，如“缪记”元刻叶时《礼经会元》四卷，何焯校《通志堂经解目》程端礼《春秋本义》三十卷，有句读圈点。大抵此风滥觞于南宋，流极于元明。《丁志》有明嘉靖丙辰三十五年。刻《檀弓丛训》二卷，则托名于谢叠山批点矣。“缪续记”有明刻苏批《孟子》二卷，则托名于苏老泉朱墨矣。至于《史汉评林》，竟成史书善本;归评《史记》，遂为古文正宗。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因是愈推愈密，愈刻愈精。有朱墨套印焉，有三色套印焉，有四色套印焉，有五色套印焉，至是而椠刻之能事毕矣。

近几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通俗文学作品的评点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关注，这些评点符号也广为文学研究者所知。如评《水浒传》的李卓吾(有人认为是书商伪托)、金圣叹，批《三国志演义》的毛宗岗父子，批点《红楼梦》的脂砚斋等。从事评点者极众(批点者享受到“为人师”的优越感)，在高位者有乾隆皇帝(批点了《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当然也有混迹于底层社会的马二先生、匡超人之流。

那么，经常用的圈点的符号是什么样子的呢?明代徐师曾在《文章明辨序说》中征引南宋大儒真德秀的“批点法”：

真氏将批点符号分为四组：一、点(·丶○);二、抹(———);三、撇(——);四、截(一)。

“点”有三种用途：一是“句读小点”(·)，“语绝为句，句心为读”;二是“菁华旁点”(丶)，“谓其言之藻丽者，字之新奇者”;三是“字眼圈点”(○)，“谓以一二字为纲领，如刘更生《封事》中之‘和’字是也”。

“抹”的用途是标明“主意”和“要语”。

“撇”是标明文章“主意”“转换”。

“截”把文章分“节段”，以便记忆。“如贾生‘可为痛哭者一’之类”。“撇”“截”符号类似，但“撇”在文侧，“截”在文下。

另外还征引了明代文人唐顺之的“批点法”。

唐氏把批点符号分为九类：一、长圈(○○○○○○○○)，标示“精华”。二、短圈(○○)，标示“字眼”。三、长点(丶丶丶丶丶丶丶丶)，标示“精华”。四、短点(丶丶)标示“字眼”。五、长虚抹(双长虚线)，标示“敝”(有缺欠)。六、短虚抹(双短虚线)，标示“故事”(有出典)。七、抹(————)，标示“处置”。八、撇(—)，标示“转调”。九、截(一)，分段。

两相比较，真、唐二人所用的批点符号有很大区别，唐把“长圈”和“长点”都标示为“精华”;“短圈”和“短点”都标示为“字眼”，但两者肯定有主次之分，应该是前者为主，后者为次。真、唐二人把批点弄得够复杂了吧!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在谈到读书圈点时繁琐到令人生畏。比如在读韩愈文章时，又把文章分为“议论体”与“叙事体”，两者批法还有区别。用的符号仍是“圈、点、抹、截”四类，但每类符号又分“黄、红、黑、青”四色，另外“圈”分“大圈”与“圈”;“抹”分“侧抹”“中抹”;“截”分“半截”“截”，合起来有数十种之多。这简直不是读书，而且制作五色缤纷的工艺品了。我很怀疑程端礼是否能坚持如此读书!

不过把不同色彩的文字写在一张书页上，如果安排得当，还是非常美的。追求审美精致化、生活化，明代文人把彩色评点印到书籍中去，开卷悦目。最早的套色(shǎi)印本就始于刻印评点类书籍。万历间出版家闵齐伋所刊第一部朱墨套印的《春秋左传》“凡例”中说：“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读者不满意评点与正文一个颜色，闵氏把评语印成红色，可见彩色套印的初始就与评点盛行密切相关;像四色套印《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的四色就是程端礼批点书时用的黄、红、黑、青四色。

宋明两代，虽然评点符号的运用上各行其是，但大体上用的就是圈、点、抹、截四类却没有多大变化。到了清代，“抹”与“截”很少用了，近人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岳端编寒瘦集》中云：

幼时读《国朝诗别裁集》，名氏注有云：“宗室岳端编唐孟郊、贾岛二人之诗，为《寒瘦集》一书。”当时颇欲见之，乃迟至三十年后，至戊辰二月，乃得此书原刊本。书为康熙己卯十月下浣，玉池生岳端兼山选评，红兰室评点，写字刊本。圈点、评语，悉用红字。前有玉池生自序一页、《唐书》本传与凡例二页、目录六页、诗集三十七页，雕刻甚精，当时印本必甚珍贵。其凡例中，有一条专言圈点，颇与文学有关，因录之于此：“一、选诗家原有圈点二项，特于字句新奇，声调响亮而已。今分六项，欲观者识作者之意也。凡一首主脑，并关锁照映处，悉用◎。客意并转折处，悉用□。一句辞意俱佳者用○。次于○者用、。一句平妥，则于句下一○。一句不妥，则于句下一、。”云云。

刘氏说：岳端(清宗室，慎郡王)曾编选唐孟郊、贾岛诗为《寒瘦集》在其书的“凡例”中谈到评点符号，共四种“◎□○丶”。“○”用在句子之侧，以标注佳句;“丶”用在句子之侧标注次佳句。“○”用在一句之下，表示该句平妥;“丶”用在一句之下表示该句欠妥。“◎”点明主题处用;“□”与主题相照应处用。精彩句子在旁边加“□”;“字眼”(关键字)旁加“○”或“◎”。

可见清代评点符号有了较大的变化，但其所用的“□”，由于书写不便，刻印时很少用。

仅仅举了三个例子，如果多涉猎一些带有圈点的线装书，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标点符号本来是给读者带来方便的，可是读有评点线装书时，反而不如白文本爽目。评点是读书人自己阅读留下的痕迹，给以后的再读带来方便，抑或是一种纪念。然而它不一定能给他人阅读带来方便。过去读书人家，孩子初学经典时往往会给他买一部白文本，让他自己去点，所以老一辈人读书往往称为“点”。

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六名教授发表文章说，他们极不愿看“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可见旧式符号给读者带来的困扰，因此他们提出采用新式标点符号。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这是我们采取新式标点符号的开始，对于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推广有着巨大影响。

3.关于圈点的一段趣话

自宋代以来，评点符号中变化不大的，大约只是“○”的使用，历来用它标注佳句，直到我上小学到初中一年级(1954年)犹如此。那时判“仿”(那时称写大字为“仿”)和判作文都用红圈表示嘉许。家长看孩子的作文成绩也是看红圈多少，红圈多了受奖赏，那时发作文本时第一反应是，看有多少红圈。我读初中一年级时，有几篇“满篇红”是我读初中时最幸福的记忆。

《履园丛话》中有一则故事：

乾隆辛巳殿试时，兆将军惠方奏凯归，高宗隆其遇，亦派入阅卷。兆自陈不习汉文，上谕以诸臣各有圈点，圈多者即佳也。将军捡得赵翼卷独九圈，遂以进呈。先是，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传集引见。上是日阅卷逾时，见第一卷系赵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书。而第三卷王杰，则陕西人也，因特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对曰：“未有。”上即以三卷互易，赵为第三人及第。传胪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赵独带数珠。上升殿遥见，以问傅恒，恒以军机中书对，且言：“昔汪由敦应奉文字，皆其所拟也。”上心识之。其明日，谕诸臣，谓：“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于是赵翼之名益著。

进士考试中的殿试名义上是皇帝主持的，所以考中进士的又有“天子门生”之称。但皇帝一般不亲自出席，在场主持的是读卷大臣。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考试恰逢兆惠在新疆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叛乱，为了奖励派他为读卷大臣。兆惠说我“不习汉文”，其实，兆惠虽是正黄旗人，但家境贫寒，自幼顽劣，大约是个文盲。于是，乾隆就告诉他以其他读卷大臣读卷时评点的圈多少为优劣。赵翼卷子的圈最多，兆惠取了赵翼。乾隆最后定夺时，为了平衡各省，改成王杰。王杰也是乾隆时期的名相，能稍稍抗衡和珅的不是纪晓岚，而是王杰。

所附两张复印经过批点的古文选本节选：一是韩愈文的选本《韩文起》中一篇《伯夷颂》，批点者是清初选家林云铭。该文上批点是坊间印书时带的。一是柳宗元选本《柳柳州全集》中《始得西山宴游记》，清初孙琮评选。墨笔评点为读者刘抡才，时间在1941年的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