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1959年生，历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中国地理学史、中国地图学史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旧史舆地文录》《旧史舆地文编》《制造汉武帝》《中国印刷史研究》等。

导读

中国古代典籍的大众阅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以《史记》及其校注本为例，深入浅出地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辛德勇教授认为，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相比，接受过同等程度教育的人，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明显有所降低，但随着教育的日益普及，今天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总体程度已经大幅度提高，这说明能够阅读和接受古代典籍的人远远增多了。为此，辛德勇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合理地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阅读问题，不能简单地把白话选译本或者节选注释本等同于大众读本。以《史记》为例，读中华书局的繁体竖排本，才能充分、具体、准确地领略和体味典籍的丰富内涵，而现代选注本不行，白话翻译本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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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史阅读、研究而言，《史记》是头等重要的典籍，地位崇高，但由于成书年代较早，在流传过程中造成很多文字舛讹，所以，历朝历代，几乎都没有间断对《史记》文本的整理，对其文字讹误做系统的校勘。

当代《史记》文本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首推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它既充分吸收了清代及其以前历代学者的校勘成果，也体现了许多晚近以来学者在《史记》文本整理方面的努力。然而，“校书犹扫落叶，随扫随有”，永远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总会留下遗憾，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同样如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辛德勇教授的新作《史记新本校勘》，即是针对这个版本做出的校勘。

《史记新本校勘》出版后，引起很多人关注，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史记》文本和校勘问题的讨论和思考。日前，本报记者专访辛德勇，解读《史记新本校勘》的成书过程，以及《史记》的大众阅读问题。

正确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阅读，点校本《史记》也是大众读本

记者：今年年初，你在涵芬楼书店的讲演中谈到，《史记》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经典，在史学和文学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青少年应该注重了解和阅读《史记》，其地位甚至可以先于古代文学的“四大名著”。能不能请你先谈一下这本《史记新本校勘》对《史记》的大众阅读有什么帮助？

辛德勇：《史记新本校勘》是一部很专门的学术论著，严格地说，它不是为大众阅读而撰写的。但这并不等于就和《史记》的大众阅读没有关联。

谈起这一点，会牵涉很多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合理地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阅读，不能简单地把白话选译本或者节选注释本等同于大众读本。

记者：你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

辛德勇：《史记新本校勘》出版后，很多年轻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下留言，询问一般非专业人士业余阅读《史记》选用什么样的版本好。我告诉大家，最好的读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看了我的介绍，也许很多人会感到诧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不是专供专家学者研究使用的版本吗？普通读者怎么能够读得懂呢？

首先，这种想法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

所谓“大众阅读”，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民阅读”。“大众”这个范围很大，一方面，人们的阅读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价值和兴趣取向也会有很大差别。这就会导致社会大众中每个人对阅读的选择会有很大不同。

我理解，一部书，超出于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之外，还有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在看，就可以说是实现了大众阅读。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记》，过去的印量我们不谈，只看最近完成的新修订本，2013年9月正式推出的第一次印本，一下子就印了两万册；2014年8月的第二次印本，又印了两万册。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印了4万册，其读者自然已经大大超出了专家者流的范围，没有大众阅读，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市场。这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大众阅读。

其次，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本来就是一种为大众阅读提供的文本。这一点，不仅社会大众不了解，就是专业的文史研究人员，很多人也都不够了解。

当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向社会提供一种便于大众阅读的文本。至于专家研究的需要，当时另有解决的办法。一是直接使用未经标点的古刻旧本，这样的版本，在市场上还很容易买到；二是另行点校出版一套汇注汇校性质的文本，诸如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等。但一来时世变幻，古刻旧本日益稀见，拟议中的专家用本始终也未能付诸实施；二来这部本来是要用作大众读本的点校本，其校勘质量，总的来说又比较高，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于是，大众读本最终就变成了专家用本。

不过这就像社会大众和专家学者都吃五谷杂粮一样，不能因为专家吃了可口，社会大众就一定难以下咽。对包括《史记》在内的整套“二十四史”，社会大众该怎么读还是怎么读，与专家的阅读是两不相妨的事情。

这不是我一个人信口开河，最近在新修订“二十四史”工作过程中披露的档案材料，可以确实地证明这一点(见《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41期载《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实际的计划，比我这里说的还要复杂很多，如《史记》尚嫌泷川资言的《会注》不好，要在此基础上再新编一部《史记集注》)，而新点校本前面附印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也清楚讲述说当年的“点校本出版之后，以其优秀的学术品质和适宜阅读的现代形式，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各种旧本，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采用”，“普遍采用”这一版本的“广大读者”，不是“大众”是什么？

记者：当年国家为便于大众阅读《史记》等“二十四史”，特地组织众多专家出版这么庄重的版本，还是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特别是现在的青少年读者，你能再具体阐释一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吗？

辛德勇：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史记》，能够成为社会大众的读本。

我是跟从黄永年先生学习历史文献学和一般历史学知识的，而黄永年先生的文献学素养，在并世学者中是出类拔萃的。但绝大多数学者了解和阅读的黄永年先生的著述，并不十分全面。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黄永年先生在年轻的时候，还写过一些通俗的普及历史知识的著作，其中就有一种是《司马迁的故事》。

这本小书出版于1955年8月，署名“阳湖”。那一年黄永年先生刚刚30岁，我还没有出生，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记》则问世于4年后，亦即1959年9月。在这部《司马迁的故事》末尾，黄永年先生特别写道：“有关司马迁本人的传记材料虽然不多，可是《史记》却是一部完整的著作，里面包含了司马迁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因此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是不可分割地、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司马迁的整个精神面貌是鲜明地凸现在《史记》里的。”正因为如此，黄永年先生便以《史记》为基本素材来撰写这本小书，而且在书中每一节，都要引录一大段《史记》的原文，来更直接、更具体地表述他所要告诉给读者的内容。

这本小书，在当时的印刷数量是1.81万册，要不是接下来发生所谓“反右”运动，把黄永年先生定为“右派分子”，当然还会重印更多。黄永年先生当年以这种形式来撰写大众通俗读物，就说明那时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史记》原文，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记者：你讲的这些很生动，也很有说服性，但这是当年整理点校《史记》时的情况，我们今天的读者，是不是还有那样的旧学基础，能够接受这样的《史记》原本？

辛德勇：前面我已经谈到，新修订本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就印刷了4万册，市场的实际状况，已经给出了很好的回答：社会大众是能够接受并且也很喜欢阅读这样的《史记》原本的。

不过要是和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新旧两个时期中接受过同等程度教育的人，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总的来说，明显有所降低。这一情况，对社会大众接受点校本《史记》这样的典籍，自然会有一定影响。

可是，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日益普及，今天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总体程度，较诸上世纪50年代，已经大幅度提高，这就意味着能够接受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一般读者，只会比昔日增多，而绝不会减少。

读繁体竖排本《史记》更能准确领略丰富内涵，真爱阅读不会被繁体字难倒

记者：和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在一般社会公众阅读像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这样的古代典籍，还会遇到一个当年所没有的困难，这就是大家上学学的都是简化字，骤然去读竖排的繁体字，识字或许都存在很大困难，这似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辛德勇：所谓繁体字(实际上应当称作“正体字”，因为字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确实是令很多人望而却步的障碍，但阅读繁体字书籍，实际上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困难。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阅读。喜欢的话，稍微多看一点儿，自然而然地就学会了，而且会学得很快，很容易。

我小时候上学，当然学的也都是所谓“简化字”，但当时即使是在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家，能够看到的书还多是简化字推行前印行的繁体字本，所以从小学时起，就在课外读繁体字的书籍。因为喜欢读书，书吸引着自己去读，特别是读小说，不知不觉也就把字大体认出来了。从来没有人教过、自己也没有专门学过繁体字，读起来和简化字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过去遇到过一位本科学理科的年轻朋友，想考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这位朋友和我说，不认识繁体字，这辈子恐怕是没有可能了。我告诉他，繁体字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想学，应该很快就能看懂繁体字。两个星期以后，他告诉我，读繁体字书，确实能够看懂个大概了。后来，这位朋友顺利走入专业研究领域，并没有被繁体字拦住。

繁体字不仅不会成为社会大众阅读古代经典的障碍，还是领略中国古代文化必由的阶梯。因为汉字基本上是象形文字，字义和字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字形的简省，必然会影响到对字义的理解，至少会减损理解字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谈到这一点，社会上一些反对者往往会很不理性地说，那你为什么不把汉字恢复成甲骨文？事实上，在简化之前的所谓“繁体字”，是文字自然演化的结果，而自然的，就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字形和字义的演进也是有规律可寻的，汉字简化则是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而犯下的一个错误。

甲骨文是被历史发展自然淘汰掉的字形，而所谓“简化字”则是人为强制颁行的字形，二者的产生过程，是有本质性差别的。当初推行简化字，主要是在手写的情况下，以此来改进汉字的书写速度，但现在主要用电脑书写，笔画多少已经不影响录入的速度。所以，本应尽早改正，恢复汉字的本来面目，而且越早越好，越早麻烦越少。现在虽然一时还做不到，但多读一些繁体字书籍，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有利无害的。

即以《史记》为例，你读中华书局的繁体竖排本，总能充分、具体、准确地领略和体会它的丰富内涵。现代选注本不行，白话翻译本更不行。

记者：你能不能举出例证，说明《史记》简体字版会出现严重影响原文含义的情况？

辛德勇：具体阐释这一问题，会比较复杂，我想无法在这里展开论述，但不妨本着“每下愈况”的原理，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来简单说明这一点。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率领众好汉造反的事迹，是很多普通读者都有所了解的，一开头就说：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这是按照中华书局旧点校本做的标点，新点校本读作“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我觉得不如旧读更为妥当。)

要是转换成现在的简化字，就成了：“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

在这里，“適”变成了“适”。“适”字在古代是一个与“適”不同的字，有的时候是可以和“適”字通用的，一般是用作“去往”的语义，今读作shì。在这一意义上简化字用“适”来覆盖掉“適”字，是可以对付着用的。可是“適”还有一个用法，是与“謫”字相通，表示责备、责罚、惩罚的意思，今读作zhé，就不能用“适”字來表示。

《现代汉语词典》上，“适”字就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偏偏用的就是这个“謫”的语义。我不知道在人们以简化字来写这一段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写成原样的“適”就不是简化字本了，写成现在简体的“适”又完全不符合原文的意思。当然也可以写成“谪”，这样和原文原意更接近一些，但这就等于改写了，更彰显出简化字的窘迫。

记者：你说能不能看懂繁体字，关键在于人们是不是真的喜欢阅读，这个说法很特别，能不能就此再做一些解释？

辛德勇：其实不仅是繁体字问题，还包括大众阅读是不是需要阅读中华书局点校本附带的《史记》“三家注”这一问题。

现在许多人上学念书受教育，只是被动地等老师来喂食，人称“填鸭”。这样的人对阅读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要的只是上课带来的功利性结果，即只是把学历、文凭当敲门砖用，当然一看老师没教过的繁体字就头疼。

真心喜欢读书的人，阅读的动力，源自求知的欲望。这种求知的欲望，自然会吸引你去读更接近原样的繁体字本。因为一心想要求知，就要尽可能对《史记》的内容作出确切的理解，为此，也就不能不利用前人对《史记》的注解。

阅读同时根据需要参阅“三家注”，对《史记》的理解会具体、深入很多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附有三种古代注释《史记》最重要的著述，即南朝刘宋裴駰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就是所谓“三家注”，早已和《史记》本文合为一体。读中华书局点校本，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选读“三家注”的内容，应该说是大众阅读《史记》最合理的方式。

我在涵芬楼书店讲演时说自己在高中时就大体上翻阅了一遍中华书局的旧点校本《史记》，同时还看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由于我后来专门做文史研究，或许有人以为这是在为将来深造做准备。其实我当年完全没有做专业文史研究工作的打算。那时的情况，是根本不敢对自己的命运有什么高远的奢望。最切实的愿望，是到副食品商店做个售货员(这是很难求得的职位)，因为可以多买到些猪头肉什么的下酒。偶尔胡思乱想，若是幻想到有朝一日能靠笔杆子生活，想到的乃是做个诗人。因此，当年我那样阅读《史记》，只是为满足自己的兴趣，是地地道道的“大众阅读”。

要想满足自己的兴趣，遇到读不懂的地方，自然会去参看“三家注”的解释。我想，对每一个真心求知的读者，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在人们的读书条件比我当年要好过不知多少倍，一定会有很多人出于求知的兴趣而去阅读原汁原味的《史记》。

记者：可否请你再具体谈一下《史记》“三家注”对拓展《史记》的大众阅读所能起到的作用？

辛德勇：由于“三家注”成书时间早，能够看到的资料比今天要多很多，同时做注的人离《史记》成书的年代比我们近，更贴近书中纪事的内容，这些注解对后人阅读和理解《史记》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现代人注解《史记》也都是以这“三家注”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和依据。所以，在阅读《史记》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同时参阅“三家注”，会使我们对《史记》的理解具体很多，也深入很多。

下面，我们还是以刚才举述的那一段《史记·陈涉世家》的文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在“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这两句话的下面，“三家注”本有如下注解(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注解的位置，与“三家注”原本已经有所不同)：

《集解》徐廣曰：在沛郡蘄縣。

《索隠》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脫此“者”字)也。適音直革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

《正義》《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

这些注解，有地理，还有制度。在地理方面，注明了陈胜、吴广起事的地点“大泽乡”和准备去往的戍守驻地“渔阳”在哪里。这样，我们只要查看一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秦代部分，马上就可以知晓其相对方位关系。在制度方面，《史记索隐》试图阐明陈胜、吴广这些“闾左”到底是些什么人。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史记索隐》的说法不一定合理，但它告诉我们“闾左”的居住空间是在“闾里之左”，同时还告诉我们“適戍”的“適”字读作“直革反”(用“直”的声母和“革”的韵母相拼)，或是发音与“磔”相同(即前文所说，读作今之zhé音)，而且指出“適戍”与《汉书》记载的“七科適”或许具有关联，这些内容都很重要，读后可知“適戍”的大概性质，即一些居住在闾里左侧的民众，因某种原因受到朝廷的惩处，从而到远方去戍守边疆(我曾写过一篇题作《闾左臆解》的文章，就是从这“三家注”出发，判断“闾左”应是脱离原籍流徙到他乡的“亡命之徒”)。要是没有这些注解，人们甚至几乎无法知晓这里写的是些什么话。

《史记新本校勘》与《史记》大众阅读的关联性

记者：按照你的想法，对《史记》做这样的大众阅读，读者对很多具体的文句，往往会产生疑问，这是不是就涉及更具体的文本校勘问题？

辛德勇：情况确实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史记》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产生很多文字讹误和歧异，校勘取舍，一时难以取得定论；另一方面，即使文字没有出入，但句读的划定，有时也颇费斟酌，不易达成共识。

另外，必须加以说明的是，现在有些人在阅读古代典籍时总希望别人校勘出一部定本来给他看，有些不负责任的出版商，也拿“最终定本”之类的幌子乱招摇，但对于大多数古代典籍来说，这样的定本是不存在的，像《史记》这样的早期著述尤其如此，没有人能够毕其功于一役。

这次中华书局新修订的点校本《史记》，在每卷末尾附有校勘记，对重要的勘改和主要异文，都有说明。这些校勘说明，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利用《史记》。和“三家注”一样，人们在阅读《史记》正文时不一定都需要看，也可以根本不看，但觉得必要时，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条目看一下，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

记者：你的这本《史记新本校勘》，针对的对象，是中华书局新修订的点校本，那么，是不是这个新点校本在校勘上存在很大问题，非予以订正不可？

辛德勇：古籍校勘，通常都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史记》的校勘更是谁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前后相承，持续不断地作出新的努力。因而，后做的人，对别人业已做出工作提出新的修订意见，是必然的事情，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中华书局的新点校本《史记》，较诸旧本，有许多新的校勘成就，但也有一些处理意见可以进一步斟酌。正是基于中华书局点校本相对比较完善，不管是对于专家，还是对于大众读者，它都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我总反复向大家推荐这一版本，也正是由于它是目前人们阅读《史记》首选的通用版本，一旦存在问题，负面的影响也会很大。所以，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广大读者参考。

其实我这本《史记新本校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本来就是中华书局新点校本修订过程中的产物，是我应中华书局邀请而做的工作。它和新点校本是相辅相成的，不应把二者对立起来。就像读《史记》“三家注”和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校勘记一样，在阅读《史记》的过程中，如果有的读者觉得需要更进一步思索相关的文句，就可以翻检我的《史记新本校勘》，自己去寻求合理的解读，获取内在的文义。

记者：这样看来，《史记新本校勘》和《史记》的大众阅读还是具有密切关联的。那么，你能不能举述一个具体的例证，让人们直观地了解这种关联？

辛德勇：下面我就从一个众所熟知的成语——“约法三章”说起。这个成语，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大众”得很。

这个成语的出处，是《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的旧点校本和新点校本正式出版前印行的“征求意见本”，对它的原文，都是读作“(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但正式出版的新点校本，却采纳我的意见，将其合为一句连读，作“(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一些人对这一变化，可能不一定理解，而要想了解具体的缘由，就需要看我的论证过程，读《史记新本校勘》的相关条目。

旧点校本的标点形式，是把“约”字解作“约定”，这和现在我们使用“约法三章”这一成语时的涵义是相同的。但后世的用法，并不一定符合《史记》固有的语义，这是词语演变过程中常有的情况。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本义，是把这个“约”字用为“减省”之义，亦即大幅度减省秦人繁苛的法律条文，仅存“杀人者死”和“伤人及盗抵罪”这“三章”而已。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只不过是多一个逗号、少一个逗号的事儿，实际上却关系到秦汉政治史、法律史和学术发展史的很多基本问题，和《史记·高祖本纪》一并阅读拙著，总能更准确地理解《史记》内容，有更多实实在在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