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近千年的建都史。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藏龙卧虎之地，风雅锦绣之邦。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其人物之盛美，蔚然有深秀者，比肩接踵，不可胜记。这些硕彦俊伟之士，奇瑰卓绝之人，或忠勤，或壮烈，或勇毅，或高洁，都在这里上演过有声有色的活剧，惊天动地，声光灿然。然而，近读陆波所著《北京的隐秘角落》一书，虽然也落笔于纷繁历史中的京华人物，但描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作者在书中写到一个人物，即明末清初的孙承泽。这是个颇让后人感到为难的人物。他生活在一个朝代更替的乱世，名节有亏，操行不保，落下了“三易其主”的恶名，亦曾入清史《贰臣传》。但他晚年退隐京西樱桃沟，自称为“退翁”，专以读书、写作为乐事，生命的最后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流逝了。但他笔耕不辍，大约有四十余部著作一直留传到今天。其中对北京历史地理、风土方物的考察和记述，至今还是明史研究者和北京城市历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极具参考价值。作者在写到这个人的时候，固然不忘提醒文人士子，一失足成千古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同时又对他晚年选择放情山水，著书立说，表示同情和谅解，总结他这一生，“痛苦在入仕谋生，欢愉在山水书卷”，在生命落幕的时候还不至于暗淡无光。

孙承泽只是作者在本书中所关注的众多人物中的一个。在作者笔下，他甚至算不上重要角色。然而，冥冥之中，作者是否受到他的启示，恐怕就没人可以断言了。孙承泽曾作过一部《畿辅人物志》，他在自序中讲到写作的初衷，特别强调“详幽潜而略通显”，意思就是要把功夫用在被官方历史叙事忽略或遗忘的人身上，把他(她)们从历史的“隐秘角落”中发掘出来，恢复历史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惟世代变迁，志铭残缺，其人既往，实行渐湮，桑梓至有昧其姓名，传闻多有失真者”。而且，“间有作者，非鄙固淆杂，则辄以爱憎为褒贬，是非纰缪，厚诬古人”。当初困扰孙承泽的这些问题，如今依然困扰着作者。她发现，“以往人们对于这些历史文物遗迹的记录和表述往往过于浮皮潦草，讹传多多”。于是她发下宏愿，要“钩沉稽古，发微抉隐，以‘正史’‘正名’的精神尽最大的努力揭出那些被历史尘封的真相，去勾画历史中的小事件、小场景、小人物、小性命的往事遭际”。

散落于北京各个角落的庙宇，吸引着作者的目光。这些早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或仅剩残垣断壁、一砖一瓦、一碑一石，却镌刻着许多人生命印痕的古代遗迹，成为她介入历史的线索和切入点。她踏遍了北京的山山水水，探访和考察这些长久被人冷落的文化遗存，不仅发掘和求证它们的前世今生，梳理它们的来龙去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曾经辉煌灿烂，而今已神衰色绝的土木之躯，发现其中隐藏于更深处的因缘聚合，以及仍然有温度的血肉人生。书中写到守护法海寺壁画的老工人吴效鲁，与做过张自忠秘书的邱松岩，称法海寺遇到这两位“守护神”是“一桩奇缘”，恰恰是在这里，通过六百年后仍然以其绝世之美而让人惊叹的壁画，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其中包括出资者、创作者、发现者、欣赏者、保护者，在历史的感召下，风云际会，创造了举世无双的奇迹。

在作者笔下，更多的还是身份、地位更加卑微的群体，譬如宫女、太监、和尚、道士之流，这些人几乎没有进入历史叙事的机会，尽管他们也曾在同一片蓝天下饮食呼吸，歌哭畅想。然而，当他们幸运地与该书作者相遇之后，他们的人生故事就像底片在显影液中浸泡过一样渐渐地显现出来。这是一个既需要执著与耐心，又需要真知灼见和博大胸怀，更需要善意和同情心的过程。由于这个群体长久以来一直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要在正史和有限的官方档案、文献中找到与之有关的记载，几乎是不可能的，作者只能从残存的碑铭，以及民间保存的各种记忆中，爬梳那些蛛丝马迹，一鳞半爪，试图重构他们的人生轨迹。譬如那位拿出全部积蓄修建法海寺，并成全了壁画创作的明朝太监李童；为太监养老而建寺修庙的魏珠、刘诚印、崔玉贵等；乃至被历史叙事污名化的李莲英……都是有爱有恨，有梦想，有悲欢，有惆怅，有担当的活生生的人。当他们以各自的姿态活跃于作者的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