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蒋子龙，男，1941年生，河北沧县人，天津市作协名誉主席，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1976年，以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社会强烈反响。1979年，创作并发表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被誉为开“改革文学”先河。后来陆续发表《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一系列表现工厂、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有《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农民帝国》等，出版有八卷本的《蒋子龙文集》，其中多部作品荣获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蒋子龙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改革先锋奖章。

找上门来的“乔厂长”

最近常有人打问当年写作《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过程。其实很简单，简单到不是我找到乔厂长，是他找到了我。但小说发表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或许正是因为这些麻烦人们才记住了这篇小说。

《乔厂长上任记》作为小说，自然是一种虚构。任何虚构都有背景，即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虚构者的心理态势。

1978年，我还在重型机械行业一个工厂里任锻压车间主任，车间有3万多平方米的厂房，1000多名员工，分水压机、热处理和锻造三大工段，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却没有一个工厂的诸多独立性。我攒足了力气真想好好干点事，而且车间的生产订货单积压很多，正可大展手脚。可待我塌下腰真想干事了，发现哪儿都不对劲儿，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拉开架式要大干了，机器设备年久失修，到处是毛病。等把设备修好了，人又不给使唤，经历了动荡时期后，人还是那些人，但心气不一样了，说话的味道变了，对待工作的态度变了。待你磨破了嘴皮子、连哄带劝地把人调度顺了，规章制度又不给你坐劲，上边不给你坐劲……

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有时连续干几天几夜都回不了家，身心俱疲。有一次检查安装质量，我从车间的24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如果就那样死了，也很惬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当时处理炉下面有一堆铸钢的炉件，如果摔到那上面，肯定就没有后来的“乔厂长”了，炉件旁边是一堆装过炉件的空稻草袋子，算我命大正掉在稻草袋子上。即便是那样也当场就死过去了，厂卫生院的医生救了半天没救过来，等救护车拉着我从坐落于北仓的工厂出发，大约一刻钟后过了北洋桥，我突然醒了，除去头有点疼自觉没什么大事。到总医院检查了一遍，果然什么事都没有，医生给开了几粒止疼片，跟陪我的同事乘公交车回到工厂，继续干活。就是这种生活的不稳定感和危机性刺激了我的精神，加深了对生活的理解。

1979年春《人民文学》编辑部派人找到我，谈起1976年初我在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是怎样被定性成“坏小说”，国内文化类刊物又如何展开了对这篇小说的“围剿”，最后又怎样由一位副主编执笔替我写出检查，并公开发表……来人为这一切向我道歉，并表示如果我能谅解就再给他们写篇小说。意思就是说我若不写这篇小说就意味着不原谅编辑部。看来这篇小说是非写不可了，我便用3天时间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写得很容易，就写我的苦恼和理想，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

《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描写了某电机厂内部改革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与阻力。后来，作品中那位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电机厂厂长乔光朴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以至许多工厂挂出了“请乔厂长到我们这里来！”的大幅标语。

但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改革总会触痛一些人的神经。

“乔厂长”果然成了个人物

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形势还处在“积重难返”的状态，人们期盼着生活会发生某种变革，这篇小说或许正拨动了现实中某根甚为敏感的神经，所以我说“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

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开始剧烈的变革，如果变革已经开始了，谁还会对这篇小说那么感兴趣？当时人们的精神敏感而紧张，思想上还有许多禁锢，最明显的是“两个凡是”。就因为乔光朴身上传导了某种渴望变革的信息，才让人感到惊奇……

没有经历过那种精神恐惧的人，不可能以现在开放自由的心境去揣度那个年代，或者用现成的套话去套那个年代。“乔厂长”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但他也是一个作家血液里的东西，是我命运里的东西，是不可以游戏的。“乔厂长”构成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甚至影响了其他人的命运。

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也不懂何谓管理，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管理模式”，想不到引起了社会上的兴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理解乔厂长，并参与创造和完善这个人物。

首先参与进来的是企业界，西北一家大型石化公司，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其中一个原因是上级主管部门一位主要领导的亲戚，在公司里横行霸道，群众意见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经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面前摊着当年第七期《人民文学》，已经给他翻到了《乔厂长上任记》开篇的那一页，上面压着纸条提醒他读一读此文。

他读后召开全公司大会，在会上宣布了整顿公司的决定，包括开除那位顶头上司的亲戚，并举着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说：“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这本杂志是上面办的，这本杂志上的文章应该也代表上面的精神！”我看到这些报道时几乎被吓出一身冷汗，以后这篇小说果然给我惹了大麻烦。《读书》杂志发表了鲁和光先生的文章，我记得文中有这样的话，他接触过许多工厂的厂长都知道乔光朴，有些厂长甚至当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在研究，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简直无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职……

其实，我真觉得对不起人家，罪莫大焉。但《乔厂长上任记》带给我的也有喜剧。东北一位护士给我来信讲，她父亲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性格刚强，办事雷厉风行，本来干得有声有色，却因小人告状，上级偏听偏信就把他给“挂”了起来。他一口恶气出不来便把自己锁在屋里，两天两夜不出门也不吃不喝。有人出主意，从门底下塞进《乔厂长上任记》让他读，读后他果然开门出来了，还说“豁然开朗”。我也一直没想明白，他遇到的都是现实问题，读了我的小说又如何“豁然开朗”呢？

当时天津市容纳听众最多的报告厅是第一工人文化宫大剧场，有关部门请来一位上海成功的企业家作报告，但入场券上赫然印着“上海的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天津有位知名的企业家不干了，先是找到主办方交涉，理由是你们请谁来作报告都没关系，叫“传经送宝”也行，但不能打乔厂长的旗号，这个称号只属于他。他不是凭空乱说，还随身带着一张北京的大报，以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通栏的大标题就是《欢迎“乔厂长”上任》。主办方就告诉他，人家报告者在上海也被称作“乔厂长”，而且所有的票都已经发下去了，无法更改。那位老兄竟然找到我，让我写文章为他正名，并且只承认他才是真正的“乔厂长”，其他打“乔厂长”旗号者都是冒牌货。记得我当时很感动，对他说你肯定是真的，因为你是大活人嘛！连我写的那个“乔厂长”都是虚构的，虚构的就是假的，你至少是弄假成真了。

有这么多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结成联盟，反对或喜欢一篇小说，“乔厂长”果然成了个人物。无论当时的现实是欢迎他、讨厌他，甚或是惧怕这个家伙，却都是对这个人物的再创造。因此“乔厂长”也可以说是集体创作，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成全他应运而生。我不过是扮演了产婆或助产士的角色。我的虚构可能拨动了现实中某根甚为敏感的神经，但我并不想触犯什么禁区，只想讲述一种真实。文学虚构的本质就是为了更真实。赫鲁晓夫有句名言：“作家是一种炮兵。”乔厂长这一“炮”或许打中了生活的某个穴位，却也差点把自己给炸掉。

写作不是好职业，却是一种生命线，是精神的动力。既然成了写作的人，不写作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创作是一种欲望，要满足创作欲自然得付出代价。偏偏文学这种东西又只会热，不会冷，在生活中老想扮演一个讨厌的求婚者，自以为已经肝脑涂地，却常被怀疑不忠；本来想藉写作实现自己，没想到反而使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个人的灵魂走进小说的人物中去，笔下的人物渗透进自己的灵魂中来，个人生活和小说混为一团，分不开哪是自己写的小说，哪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你分得开别人也不想分开，硬要把你的小说套在你这个人的身上。到底是享受文学，还是文学在消费自己？生活的本质，就是不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

经历了这种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验，包括自我冲突，仍有责任感，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奇迹。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就证明有着特殊的生命潜力。

“改革文学”不能脱离现实生活

赶上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期，现实催赶着你不多看不行，不多想不行，灵魂得一次又一次地蜕皮。就像蛇一样，不蜕皮长不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当代文学乃至每个人的生活都跟这场改革绑在了一起，波澜起伏，丰富而充实。

写作自然也是有感而发，我的文学观以关注现实作为一种责任。有责任，才会观察，才会有自己的感受，创作至少会有真诚，不至流于空泛和浮躁。注视着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还会逼迫作家去读好多东西，研究许多现象，文字也会充实。不管是否真地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作家存在的意义，至少是应该追求有意义的写作。

比如我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中，是要向读者展示一种历史变革要求和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性；而在《锅碗瓢盆交响曲》中，则从广阔得多的社会背景上，反映了新时期改革潮流所带给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影响……其实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改革文学”的概念，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的。而只有当“改革”实际上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时，正在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从《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到《人气》，没有风格的时候我努力追求风格，但是有了风格以后会发觉风格会把你框住。于是我一直在转换路数，想突破自己。比如我当时就创造过两种“文学模式”：一种是“乔厂长模式”，一段时间以来各种乔厂长式的人物出了不少，我自己却尽量不再写这类的人物；另一种是“刘思佳——玩世不恭型的人物模式”，曾有一段时间这样的年轻人很多，甚至有些部队题材的小说，年轻军官也弄成这样的性格。长篇小说《蛇神》已经将作品重点由对事件的描写转向对个人性格的刻画，这以后创作的《寻父大流水》《子午流注》和“饥饿综合症”系列等作品，我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作品中塑造的形象由“主动进攻型”的强者转向“被动承受型”的小人物，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我作品中的人物少了那种意气风发，却多了对命运的无奈感。

此时，我对社会问题思索较从前变得更为深刻，我只想自由地在小说中表达自己对人与事的思考，不再去考虑什么风格。如《人气》写天津棚户区拆迁，人搬走后，窗户卸了，门拆了，房子就不像房子了。我想表达的就是房子是用来保护人的，可房子本身又是需要人住进去来保护的。再如《空洞》，是根据一桩活烧肺结核病人的真实报道写的，其中表达的就是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为读者展示出故事之外的思想。

这些年，我经常回河北沧州的农村老家，那里有我童年的伙伴，还有一些同辈和侄孙辈的人。我对农村的情感很深，我认为，是农村在我的童年养育了我的性情，甚至决定了我的一生。

实话实说，在城市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为了写长篇小说《农民帝国》，我经常往农村跑，广东的、河南的、山东的，还有天津周边的农村都去过。我到农村去，都是走单帮式的，最长的是几个月。村里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就知道来了个老头，或者来了个亲戚，他要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拿过公家的介绍信，那样不行，当你变成了采访的人，听到的套话就多了。我下农村是尽量将自己变成一个农村人，这就跟我童年的经历连接起来了。生活在城市里，我的语言结构、氛围、形态都还是城市的。可我一回到村子，几天之后，我说话的腔调，和农村打交道的方式，一切都入乡随俗了。

其实，不管写什么，工业题材也好，农村题材也好，城市题材也好，也不管怎么写，浪漫地写也好，现实地写也好，魔幻地写也好，唯一能告慰读者的，只有真实，即便是虚构的故事，里面也必须有真实的世界。

我的文学观念，始终定位在“真实”两个字上：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困难，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感情……尽管真实并不总是讨人喜欢，但人们却无法逃避它，只能正视它，聆听它的指引。我相信，任何读者的心，都能够向真实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