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事

《拔蒲歌》

沈书枝人民文学出版社

维舟在《永远在还乡》一文中曾写过，“所有的乡土文学几乎都是在城市里写就的”。“田园将芜”，乡村日渐凋敝。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是春节过后，多少人又踏上了离乡的旅途，再一次奔向城市。在城市，异乡人模糊的自我定位以及与故乡真实的距离，又让乡土成为了可供抒情的遥远存在。

抒情性一直是散文写作的特征，以文写物、人、情，或记录或追忆，坦诚度和现场感尤为重要。这一点，被评论家何平称为“故乡的女儿”的沈书枝做得不错。从第一本散文集《八九十枝花》开始，到后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再到最近出版的新书《拔蒲歌》，她一直都在书写皖南的故乡：写故乡的物候、草木、饮食，写于乡村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不过，对她而言，故乡并不仅是她在北方安家后的“精神乡土”，更是她的肉身依旧经常往返的实体存在，“直到现在，乡土的自然也仍然在滋养着我，每次回家，看到熟悉的花草树木，心里都感到充盈”。

沈书枝的文字多以“绵密贞静”和“情感克制”为人称道，她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令人印象深刻。《拔蒲歌》的辑一“红药无人摘”即检点从前乡下的野草花树。她说，“如果真正认识了一些植物，就会知道我对身边植物其实不过停留在很入门的水平，我从小在乡下长大，自然会熟悉一些植物，但只识得地方土名”。虽然沈书枝自称“只识得地方土名”，她曾在网上抄录过自己喜欢的周作人的《野草的俗名》一文，该文记录多种花草的绍兴土俗名，兼以作者自己的儿童经验作旁注。在周作人看来，这是“民俗志的好资料，可见平民或儿童心理，不单是存方言而已”。在《拔蒲歌》里，沈书枝同样细致地描写了童年在山间常吃的红果子“糖罐子”(金樱子)，还有那些“极平常”的花花草草：喇叭花(牵牛花)、指甲花(凤仙花)、洗澡花(紫茉莉)、蜀葵(端午槿)……

很多读者都能看出沈书枝的“师承”，说她的笔法有废名、周作人的影子，又受到了沈从文、汪曾祺的影响。沈书枝也坦言，自己之所以对风物散文开始感兴趣，完全是因为大学时读周作人的结果，“意识到了乡土的意义和价值”。作为古代文学的硕士，她亦同样接续了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有着对“传统诗文的深切体悟和掌握化用”。沈书枝说，“我写散文时其实很少引用古诗词，古代文学对我的影响可能比较难一眼看出来”，但在字词的选择上，她很感激专业的滋养；另外，专业对她的影响大约则是一种对古典情致的偏好，比如这本《拔蒲歌》的书名，即来自南朝的民歌：“青蒲衔紫茸，长叶复从风。与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她很喜欢其中“婉转的情歌意味”。虽然自己写的并不是情歌，但她还是“希望那种摇曳缠绵的风致能够浸入其中”。

废名同样是沈书枝特别偏爱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使我感觉难得的一点是童趣的保留。他是一个爱护儿童的人。这一点周作人也是，但周作人的文章更偏于理论的阐述，而废名则是在描摹自己做儿童时的心理，并给予理解、同情”。沈书枝很受这一点的触动，想在自己的写作中也做到这一点，“在我国，即使是现在，儿童的心理需求还是常常被忽视的，很少有大人真的把儿童当作平等的对象来沟通”。

《拔蒲歌》的开篇《儿童的游戏》即是在写童趣，不过起因却是因为沈书枝读了周作人介绍柳田国男所写的《幼小者之声》。柳田国男感慨过去日本儿童所玩的一些游戏在都市生活中“断掉而失去了”，于是沈书枝也想记下小时候皖南乡下一隅的一些游戏。这是读起来尤其有趣的一篇文章，也勾起了我在儿时跳皮筋、踢毽子、打“四角”、打画子、扎小刀、下五子棋、抓石子等鲜活的回忆。还有一些同样的稚子淘气：背着大人，把四指并紧，蒙到手电筒前的玻璃片去，“黑暗里光透过手指，照得沙沙一片鲜红，仿佛半透明的样子，是很有意思的事”——世间孩童的心理如此相似，令人发噱。

曾有人在文章中总结道，在2018年的散文写作中，植物散文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面向，写到植物或者说是自然万物的时候，“行文都会更加从容而气壮，而显出超越个人哀乐的微妙的想象力”。谈瀛洲的《人间花事》、舒行的《山里来信》(沈书枝也是本书的策划人之一)等都是其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把沈书枝的乡土写作划入植物散文中似乎也适合，但又不限于此。不过，关于自然、植物和故乡的写作当然不是一个新的写作方向，不少作家都尝试记录过一年中居住地的花木和物候的变化。

如果说沈书枝的乡土写作有什么特殊之处，我想，或许是即使在她写完以“在北京定居”为内容的《安家记》之后，她在身体与灵魂上仍和南方有着割不断的依恋。她与乡村和城市的关系是共生共长、不断变化的：从《拔蒲歌》开始，“环顾望旧乡”之书不但包含过去，也写及现今，相信将来它们依旧会是值得开掘的主题。

读《八九十枝花》，读者或许会对其文字中饱含的“南方雨水”印象深刻；在北京的七年岁月则给《拔蒲歌》携来了北方的风。其中的情绪，竟也不全是“望旧乡”的怀念了。正如前日与沈书枝联系，她不无欣喜地说道：“我这次在南方，(过年)大半个月一直在下雨，现在在回来火车上，终于见到了久违的蓝天。”

【书乡专访】

书乡：你之前的散文集《八九十枝花》和长篇非虚构作品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写的都是童年和故乡。在这本《拔蒲歌》里，“北京”或者说“北方”开始出现。看到有评论说，此时“南方”已经成为了一个意象，一个精神上的慰藉。写现今和写过去，感受有什么不同？

沈书枝：差不多是这样，我在北京写南方，常常是为了获得一种慰藉，使自己免于情绪的孤独与沉沦。因为南北风物、气候、饮食等种种的不同，我人生的前三十年又从未在北方生活过，刚到北京来时，是很寂寞的。这种时候，把自己所思念的风物写出来，是一种纾解感情的方式。这也就是古诗中常有的思乡之情，只不过我的“思乡”是扩大到常见的江南地区罢了。与前两本书不同，这本书里开始写到在北京的生活，一个很自然的原因是我在这里生活渐久之后，有了相对丰富一些的生活经验与经历，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许多都不甚了解。今年是我在北京生活的第七年，对北京的四季也已经很熟悉，北京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一部分的我，比如我因为习惯了北京冬天的暖气，在回乡下过年时，成了家中最怕冷的人，每天穿得厚厚的躲在房间里，要靠着取暖器才能活下去。写过去和写现在，都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可能是过去因为时间的久远，不快乐的经历多半被记忆屏蔽模糊，留下的大多是可珍惜的往事。现今则没有这层旧岁月的滤镜修饰，记忆更为清晰，因此可能更接近真实。

书乡：在书的序里，你写道，在北京生活四五年后，逐渐写下一些北京的植物，对它们的喜爱也交织在对南方的念想中。这些年在北京生活，对北京究竟持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沈书枝：我挺喜欢北京的春天、夏天和秋天的，北京的春天城里有很多南方不多见的高大花木，比如丁香和海棠，长得非常好，春天时走在路上，常常看见路边一大棵丁香树欹斜出来，非常美。北京夏天多雨水，与南方差别不大，秋天则有很好的银杏，高大金黄，南方因为气候多雨，银杏是黄不到那样透彻的，常常半绿半黄就被雨水打落一半了，因此远不如北方的好看。唯一觉得冬天太漫长、太干燥，室外太寒冷，除了松柏，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每当春天来临，南方的朋友们纷纷晒起花来的时候，就更觉得北京的冬天漫长了。一些喜欢的植物，在北京也很难看到，比如春天的映山红、夏天的栀子、秋天的桂花、冬天的蜡梅与梅花，每当这些花开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念南方。

书乡：在《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的后记里你曾说过，自己写的东西是一种类似于“消失的小路”一样的东西，而你的写作就是“绘出这样发光的小路”，以免回望时一片模糊。这样的想法，在《拔蒲歌》里是不是同样一以贯之？为什么一个可供回望的精神乡土这么重要？

沈书枝：《燕子》这本书的内容和《拔蒲歌》不同，它写的是我从小到大家里姐妹五个的故事，希望的是从一家的经历中见出一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皖南乡下一隅人事的变迁。因为这种历史是如此普通而普遍，惯来是被忽略、被遗忘的，易于湮灭，但它曾经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兼具温柔与痛苦在其中，所以觉得有记录下来使人看见的必要，因而有“小路”的譬喻。而《拔蒲歌》中大半文章是风物散文，是写南方的植物与饮食，与之性质不同。我的乡土对我来说不只是精神的，也是现实的，因为它仍然存在，我也试着时常回去生活。我比较幸运的地方是从小长大的地方，这二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改变，除了变得更荒芜一点、人少了很多之外，自然风景的变化很小。我的爸爸也还在家里住着，种田种菜，养鸭养鱼，一年四季都很忙碌。我常常想回去看他。有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乡土对我很重要，因为正是过去的生活塑造了现在的我。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是由我从小在那片土地上的经历所构成的，它形成了我性格的轮廓，我之不能抛弃它，正如不能抛弃自己部分的生命。

书乡：也有一些作家是从散文写作开始起步，然后往虚构领域拓展，以后会有虚构文学的写作计划吗？

沈书枝：我大学时读的是中文系，写了一些青春小说。大学毕业时，因为读了沈从文的小说，受他的影响，写了几篇学他的语言痕迹很深的乡土小说(姑且这么称呼吧)。但后来较为正式地开始写作时，就变成写散文了。这两年我其实也写了一点小说，它似乎更容易使我贴近城市与同代人的生活。因此，也打算从今年起，努力多写一些小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