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城，如果你只知道“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一定会觉得他已经“消失”很久了。其实，不然。一度大火的电影《刺客聂隐娘》，阿城的名字默默排在编剧之首。2014年，以图证史的《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出版，至今已数次加印。每次重印，都有内容及图片的增删，从内容整理到校订修正，阿城均亲力亲为——内容庞杂、专业性强、观点新奇、图片繁多，旁人也着实无力代劳。今年3月，“文明的造型探源”系列的第二本《昙曜五窟》也正式出版。很久没有小说新作出版的阿城，一直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阿城的博学闻名已久。如果说，之前他于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诸领域的成绩已经令人啧啧称叹，那么《洛书河图》《昙曜五窟》里的他，早已走出文艺的花园，漫步于文明的原野。两本书融汇考古、天文、历史、地理、人类学，通过苗绣、青铜器、佛像等文献、文物，结合田野调查成果，从造型上对中华文明进行独特探源，努力还原洛书与河图的源起、探寻“宅兹中国”的本意，揭秘山水画中的天文概念……

在《洛书河图》中，阿城便给出了诸多耳目一新、“非主流”的学术观点，令人震撼。比如首次从造型中分析出：青铜器中的“饕餮纹”里包含了天极神的造型，和必不可少的表示天极的菱形符号。

再比如《美的历程》里，李泽厚先生认为青铜器表现的是狞厉，阿城亦不赞同。考察过文物原件后，他认为著名的“虎食人卣”表现的不是老虎吞噬奴隶，而是在护佑，虎口中的更不是奴隶，而是至高无上的天极神。

在《昙曜五窟》中，阿城又会抖搂出什么“骇人听闻”的新奇观点？早春悄临之际，在京郊的幽静居所，阿城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古代中国什么最神圣

阿城认为从新石器时期到先秦，中国没有太阳崇拜的造型——后羿射日，崇日的民族不会射太阳；夸父追日，随随便便追，对太阳很不尊重。直到汉代，才出现了日、月的造型；东王公、西王母的造型取代了天极神的造型，再由佛教传入，出现明确的太阳崇拜。远古中国崇拜的是，在古人看来惟一不动的北极星——中国古代的天象是以天极(即北极星，永恒不动)为星象旋转体系的正中，认为天极神(又名太一)居住在天极。

西方认为中国人奉行的是多神教，其实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都是灵，再有仙、精、怪，但神只有一个——天极神。

紫禁城为什么叫紫禁城，太和殿为什么叫太和殿，这些都和北极星崇拜紧密相关。北京中轴线的北端，就对着北极星。

“现在的年轻人爱说的星座，是西方以太阳为中心的体系。中国的传统是以天极为中心的紫微斗数。这是两个文化圈。”

“宅兹中国”的“中”，不是地理概念

《昙曜五窟》一开篇，就带我们深入研究何尊和它内底的铭文——这篇122个字的祷文中，出现了“宅兹中国”，是文字记录“中国”的最早证据，意义重大。

阿城的解读与众不同——

从拓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文中有四个重复的人形的字。一般被解作“天”的金文。但阿城认为，这是天极神，“因为它的头，是个圆疙瘩，那就是北极星。”

而“宅兹中国”的“中”字，“是一个圈被一竖线贯通，圈的上下还有飘扬的四条曲线，这明明白白是建鼓的象形文字。”当年插队时，阿城接触了许多苗族的文化。而苗族至今保持着建鼓的上古制式传统，“和汉代画像中几乎一模一样。”阿城说，上古之祭，王用太牢，即太一之祭，是用牛做牺牲的最高级的祭祀。只有用牛皮所制的建鼓，声响才可达于太一，成为沟通地、天的鸣响之礼器。而“宅”，也不是我们现在遮风挡雨的住宅，更不是豪宅，而是宗教场所。这篇铭文，通篇讲的都是一个主题：擂建鼓通于天极神，我们于兹祭祀你。“因此，宅兹中国，无论在宗教仪轨上，还是精神内涵上，都不是地理概念的‘中’。历史上各王朝不断迁徙都城，但不管迁到哪里，只要权力者在那里建‘宅’祭祀天极神，那里就是‘中’。它是标示合法性的。”

《千里江山图》对应星象

阿城认为，此“中”的概念，也是中国山水画的起源之一。因此，在“宅兹中国”的下一章节中，2010年的他对近年来大热、且极富盛誉的《千里江山图》与专家们看法不同，“这张画在艺术上并无特殊，墨滞，造成与青绿不属，纤毫并不入微，舟屋人桥水树模式化。尤其通卷的树几乎是同种类，非自然原有。”他推测，此画应是皇家专职画家在壁画上墙前的色彩完成稿。“它不是书画的画，而是画工的‘样’。而此画的意义在于，它画的是宋时江山对应着太一及星宿与河汉。宋代山水画开始按照太一及星宿的关系，对应画出山水的分配图，这个山水图并不必写实，而是写天文概念，表达人间权力的合法性。”

我不是发现点，而是发现联系

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学术观点是如何得来的？阿城说，有的来自前辈、长辈，有的是自己经过田野考察证实的。

“我不是发现点，而是发现联系。点是知识，比如‘秦是哪一年统一中国的’；而‘秦为什么在这一年统一中国’则是智力。对于知识和智力，或言智慧，我们区分得非常不清楚。这导致了我们不能独立思考——认为知道特别多的人是最牛的。不对。把事物的一个个点看出联系、意义，那才是应该鼓励大家追求的。”那么，在厚厚两大本“探源”中，阿城看出了怎样的联系，讲出了怎样的文脉？

从《洛书河图》里的苗绣、青铜器，到《昙曜五窟》里的山水画、佛造像，看似天马行空，忽而天文地理，忽而哲学佛学，但阿城的讲述贯穿着一条主线：中国造型文明的肇始是星象系统的配置，至汉代，宇宙观、世界观的造型表达，转换成由气韵生动表达。这是纵向的脉络。之后，横向的佛教系统与之相碰撞，交汇、互借，造型上气韵生动改造了犍陀罗的造型，成为中国式的佛教造型。“这两个源的脉，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2005年左右，阿城受邀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给学生讲课。2009年，造型学院聘其为客座教授，每个学期讲5周，给研究生主讲美术造型史和色彩，连讲了三届。两本书便来自讲课的内容整理。“所以虽然有关学术，但无论文标准体例。讲述中枝蔓丛生，离题千里，亦是讲座时气氛、议论、质疑所致，只是将离题万里的删除。”阿城经年不辍全然出自兴趣的、自发的，甚至可说是“无目的”的研究，在讲述中自然流淌。他很在意成书以这样的讲述体呈现，希望得到专者得其专、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通融效果。

这样一个古老而专业的话题，这样一堆“与主流叙述不合”的观点，读者真能深浅各得吗？

《洛书河图》，定价过百元，已先后印了5次，销量近5万册，可算是货真价实的畅销书。“它的传播力超出了我和中华书局的预料。”阿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