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成为简·奥斯汀》中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

◆巴尔扎克

◆雨果

◆伍尔夫

◆席勒

◆乔伊斯

在《月亮与六便士》里，毛姆借主人公之口说出这样的话：那些所谓成功的书也只不过是季节性的。只有天知道作者遭受了多少痛苦，历经了多少苦难，承受了多少伤心，才能侥幸给读者几个小时的休闲，或者打发掉他们在旅途中的单调与乏味。

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些都是每一个写作者必经的过程。而那些传世之作的诞生就更是如此。在新近引进出版的《怪作家》一书中，作者西莉亚·布鲁·约翰逊化身“文学侦探”，为人们一一揭秘世界名著诞生的细节，以及大作家们写作的怪癖和执迷,看似写的是猎奇八卦，实则透露的是写作的艰辛。它们告诉世人，成为作家何其不易！

——编者

他们寻寻觅觅，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空间

写作的更多时候，马塞尔·普鲁斯特选择把自己孤绝于卧室。他夜里写作白天睡觉，时间的倒错使得他进一步抽离于世界之外。在《追忆似水年华》(一开始被英译为《回忆往事》)出版后不久的一次采访中，他讲述了隐居的生活方式给他带来的创作上的好处。他说，“黑暗、静谧与孤独，如同沉重的斗篷披在我肩上，迫使我在自身之中再造所有的光、所有的音乐，自然的妙趣、交往的欢愉”。

普鲁斯特的隐居之处，位于巴黎车水马龙的豪斯曼林荫大道。在白天，普鲁斯特的窗外是来往的行人。汽车和四轮马车在鹅卵石路上发出声响。被种种骚动激荡起来的尘埃与喧哗，渗入公寓大楼。在失眠多日之后，他设法将房间改造成一只茧，以摒绝所有的声音、光线和污染物。百叶窗、双窗格窗以及严实的蓝绸窗帘，皆充当普鲁斯特的保护层，以防止任何刺激进入他的卧室。事实上，整套公寓都深掩着。普鲁斯特只允许阿尔巴雷在他外出时开窗。为了确保更大的孤独，他甚至决定连电话也摘掉。在这个密封的空间里，没有一丝光线的游离，没有尘埃颗粒，会去打扰这位在白日入眠的作家。

然而噪音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普鲁斯特被闯入他房间的声音折磨得不行。他的朋友安娜·德·诺瓦耶给他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尽管有些偏门的解决办法：软木！她在自己卧室的墙上便衬了软木，用来消除外面的噪音，然后发现这一招挺灵。所以他听从了她的建议。1910年，他将卧室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覆上软木板。

D.H.劳伦斯则喜欢在树林里写作。在一封给画家简·朱塔的信中，劳伦斯写道，“树木如同生活的伴侣”。他指的是德国埃伯斯泰因贝格附近黑森林中的那些大冷杉。三十五岁时，劳伦斯在那座古朴的德国村子里度过了几个月。在这个闲适的地方，他经常隐退到树林中，写他的第七部长篇小说《亚伦的神杖》。整本书是在户外完成的，在那里冷杉树静静地陪伴着他。对于这座充当他的工作场所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森林，他感到难舍难分。他说道，“[这座树林]似乎散发着某种神秘的活力，某种反人类或者非人类的东西”。

四年之后，劳伦斯寻求在北美的松树林下避难。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弗里达，以及他们的朋友多萝西·布雷特。他们的家，“基奥瓦牧场”，位于乡间的一座山上。早上劳伦斯会消失在树林中。差不多到了中午，布雷特会来喊他吃午饭。无一例外，她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棵树下，沉浸于工作中。布雷特写道，“有时可以透过林间瞥见到你，穿着蓝衬衫、白灯芯绒裤，戴着一顶很大的尖草帽，倚靠着一棵松树的树干而坐”。牧场的前方高耸着一棵挺拔的松树，下面摆着长凳，如果没有去树林深处，劳伦斯就会在这里写作。

终其一生，劳伦斯享受过各种斑驳的树荫，遍及整个世界。在英格兰赫米提吉村的礼拜堂农舍，他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的椅子上写作。在意大利加尔加诺，他在柠檬树林边工作，除了复核《儿子与情人》的校样，还写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在墨西哥，他在湖边一棵柳树的拥抱下写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写作则是在托斯卡尼一株巨大的意大利五针松下。

1926年，劳伦斯在意大利时，作家朋友阿道司·赫胥黎来看他。赫胥黎刚买了一辆新车，提出把旧的那辆转给他。但劳伦斯对开车的想法毫无所动。在一封谈到这件事的信中，劳伦斯宣称，“静静地步入松林之中，坐在那里做一点我做的工作，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愉悦的事。为什么要跑来跑去的！”

就着咖啡或茶，他们才能写出东西

巴尔扎克每天要喝五十杯咖啡，而且浓度不够还不行。在萨谢的时候，他要花半天时间外出采购优质咖啡豆。他喜欢劲头非常足的土耳其混合咖啡，为了确保强有力的效果，甚至发明出自己的一套做咖啡的方法。按照他的推论，少量的水和更精细的研磨，可以让饮品的效力极其强大。当觉得咖啡的作用在减弱时，巴尔扎克就加大摄入量。而当他需要应急时，便直接嚼生咖啡豆。咖啡有副作用。他承认，是咖啡让他变得“莽撞，脾气暴躁”，变得喜怒无常。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继续喝咖啡。他就靠此来维持他长时间的工作。他说，“[咖啡]给了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能够从事较长时间的脑力劳动”。一杯接一杯地，巴尔扎克写着他的《人间喜剧》——由相互连接的故事和小说组成的史诗巨著。

不论是选择茶，还是选择咖啡，许多名作家都发现，一杯合宜的热饮是对写作过程的理想补充。对巴尔扎克来说，咖啡是一种精神的兴奋剂。然而，他并非只在书房喝。巴尔扎克喜欢到巴黎历史悠久的普洛可甫咖啡馆过嘴瘾。伏尔泰——他去世比巴尔扎克出生早二十余年——也曾频繁光顾这里。

伏尔泰喝起咖啡来，与巴尔扎克有的一拼，他一天要喝多达四十杯。对于热衷咖啡的人来说，普洛可甫是个理想的去处。伏尔泰开始频繁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已经八十出头。那时，他正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剧院导演他的戏剧《伊蕾娜》。排练结束后，他会穿过马路，来到这家咖啡馆，坐在他最喜欢的桌子边，一杯接一杯地喝一种风味独特的、加巧克力的咖啡。

亚历山大·蒲柏对咖啡的使用则完全不同。他会在午夜召唤仆人赶紧做一杯咖啡。这一要求是出于医学目的。他发现，从一杯热咖啡里散出的蒸汽，对治愈他的头痛有神奇的疗效。

相比咖啡，其他一些作者会选择茶。西蒙娜·德·波伏瓦就会用一杯茶来作为自己进入白昼的方式。波伏瓦承认，她是个不怎么早起的人。她说：“一般来说，我不喜欢一天开始的时候。”一杯茶会帮助她从床上来到她的书桌前。喝下一杯热茶后，她就准备工作了——通常是在上午十点左右。

塞缪尔·约翰逊则不分早晚地喝茶。他是茶的狂热拥护者，一度为了捍卫茶而攻击乔纳斯·汉韦的《论茶》。在这篇随笔中，汉韦不赞成英国人对茶叶的消费，甚至极端地说，他宁愿叫“啜饮的习惯”终结。在对汉韦论文的评论中，约翰逊详细地谈到了自己喝茶的习惯，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顽固的、无耻的饮茶者，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对饭菜兴趣不大，只对泡饮这种令人着迷的植物感兴趣，以至于烧水壶几乎没时间凉下来。茶为晚上提供了消遣，为午夜提供了慰藉，也使早晨变得受欢迎。”

为了激发创作灵感，他们各出奇招

对于不少作家来说，浴缸就是催化灵感的绝佳空间。毛姆会把他的晨浴时间好好利用。当他的身体一浸入水中，这一天的最初两个句子便浮出脑际。埃德蒙·罗斯丹，《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的剧作者，则在浴缸中寻求庇护。因为灵光每次袭来，都是如火花一样噼啪作响，而非逐渐消失成灰烬。为了避免在创造力密集迸发时有任何中断，他会洗一整天的澡。罗斯丹告诉法国善于交际的赫格曼-林登克罗恩夫人，他的戏剧《雏鹰》是潜入水中写成的。

当阿加莎·克里斯蒂计划整修她的宅邸“绿廊之家”时，她告诉建筑师吉尔福德·贝尔，“我想要一个大浴室，带一个壁架，因为我喜欢吃苹果”。对于这位将浴室作为主要工作区的作家来说，这些要求可不是小节。那些精妙绝伦的情节，便是克里斯蒂在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大浴缸里放松时，一点点构想出来的。要想知道她的工作进展，或者至少她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可以看绕着浴缸的木壁架上的苹果核数。

很多作家发现，在移动中，自己的思维更加活跃。雨果绝大多数时候都会离开书桌构思他的作品。一位记者曾在格恩西岛拜访过雨果，他如此描述这位作家动态的创作过程：“甚至在屋子里，他都经常来回走动，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狮子，偶尔停顿一下，或是到桌前写下突然出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或是到窗前，那里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下雨，总是打开着。”无论在室内还是户外，随着身体每走一步，他便朝故事、戏剧或诗歌的下一行前进一点。

梭罗也在步行中获得了大量灵感。他曾说，散步时一种高贵的艺术，鲜有人掌握。梭罗赞赏的华兹华斯，同样热衷此道。据梭罗说，华兹华斯的仆人有一次把一名访客带到诗人的书房，不过又指出，“他的书房在户外”。托马斯·德·昆西曾估算，华兹华斯一生所走的路大约有十八万英里。尽管没有地图呈现华兹华斯走过的路线，但有他的诗歌为之提供文学上的里程碑。在乡间漫长的远足中，华兹华斯创作了大量韵文。

狄更斯经常被迫行走。在伦敦街头，认出狄更斯的行人会以为他有紧急的约会迟到了，因为狄更斯的步调特别引人注目，每小时达到4.8英里。他就像拉链被拉开一样，从悠闲的散步者和步履轻快的行人中穿过。狄更斯这么做，是被创作的火花推动，而不是因为需要到达某个目的地。每当陷入创作的困境，他便这么大步流星地走。狄更斯给他的朋友约翰·弗罗斯特写信说：“如果不能快步地走很远，我就要爆炸和毁灭。”

无论在乡间还是城市，弗吉尼亚·伍尔夫都喜欢走很长的路。外出走动时，她经常能获得灵感。1932年末，在伦敦闲逛时，她发现自己陷入创造性的失控中。在这一年11月2日的日记中，她写道：“当我走上南安普顿路，我置身于迷蒙、梦境和陶醉之中，一句句话借我的嘴说出，一幕幕场景在我眼前呈现。”这个在想象的迷雾中抓住她的故事，最终发展成长篇小说《岁月》。

也有的作家获得灵感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甚至匪夷所思的，比如席勒。有一次，歌德顺道拜访席勒，发现这位朋友出去了，便决定等他回来。这一小段等待的空闲，多产的诗人没有浪费，而是坐在席勒的书桌前，匆匆记下些笔记。这时，一股奇怪的恶臭使他不得不停下。不知怎的，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渗入了这个房间。歌德循着气味找到了源头，实际上就在他坐着的地方。气味散发自席勒书桌的一个抽屉。歌德弯腰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有一堆烂苹果。迎面扑来的气味如此有冲劲，把歌德弄得头晕。他赶紧走到窗户跟前，去呼吸新鲜空气。对于发现的垃圾，歌德自然很好奇，但席勒的妻子夏洛特提供的实情只能令人咋舌：席勒有意将苹果放坏。这种“芳香”不知怎的，能带给他灵感。而据他的配偶说，“没有它，他就没法生活或写作”。

在写作这件事上，他们都有强迫症

有的作家对颜色要求极其“严格”。

大仲马用三种不同颜色的纸来写作：黄色纸张拿来写诗、粉色纸张拿来写文章，蓝色纸张则拿来写小说。一次，大仲马空手走出一个文具店。令他失望的是，在第比利斯没有一个地方有他急需的那种蓝色大页纸。1858年夏天，大仲马去俄国参加一个婚礼。婚礼庆典结束后，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考察东欧，最后，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停留。这时，他的宝贵的蓝色大页纸用完了。数十年间，大仲马都用这种颜色特殊的纸写他的小说。最后，他被迫使用一种奶油色的纸，虽然他觉得颜色的变化对他的小说有消极影响。

紫色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最爱。她拿紫墨水书写绝大部分的书信、小说等。她二十五岁时出版的长篇小说《友谊长廊》，甚至连内文和用来装订的皮革都是紫色的。这部书是她送给朋友维奥莱特·狄金森的礼物。伍尔夫写给“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情书也是紫色的。她最著名的作品《达洛维夫人》，大部分手稿也是用紫墨水写成的。1938年10月，伍尔夫在日记里写到了天空:“一场暴风雨——紫墨水般的云朵——正在消失，如墨斑之于水中。”当然，就像其他地方一样，这段话也是紫色的。

对于写作速度，很多作家也都执拗得很。

安东尼·特罗洛普极其遵守纪律。他的工作时间始于早上5点半的一杯咖啡。为了能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他每年花5镑请人提供叫醒服务。之后的三个小时，他会写新东西或重读草稿。写作的时候，他强迫自己每15分钟写250个字。他看着表，追踪着时间和他的创作量，以保持这一速度。

P.G.伍德豪斯和格雷厄姆·格林的每日定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伍德豪斯写作之初的目标是，每天写2500字，后来降到1000。格雷厄姆·格林在职业生涯早期，每天写500字，之后调整到300，到最后每天只写100。

在写作这件事上，乔伊斯的奇葩癖好特别多。

比如，在写作之前，乔伊斯会穿上一件白色的外衣。这其实是出于实用的选择。白外衣可以散发出某种白光。乔伊斯的视力衰弱。他的外衣在模糊的环境中充当一座灯塔，或许可以将外在的光折射到纸上。在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时，这位脑筋活络的作家形成了这些习惯。

帕德里克·科勒姆，一位同辈的爱尔兰作家也曾回忆道，“乔伊斯的作品实际上是不同颜色的蜡笔在长条纸——有时是硬纸板——上写出来的”。乔伊斯用各种颜色写作和修改，从红色、橘色到绿色、蓝色。尽管写作会给他的身体带来重迫，但乔伊斯执迷于修改他的作品，直到最后的清样阶段，这令印刷商懊丧不已。他同样会情不自禁地草草记下想法，对于之后可能会写进文本中的东西，他很少错失抓住的机遇。

在写《尤利西斯》时，乔伊斯在他的马甲口袋里放着一些纸片。“独自一人或谈话中，或坐或走时，他会不时地掏出其中的一张，以电光石火的速度，匆匆写下一两个词。”巴德根回忆道。乔伊斯在周遭的世界中能发现无穷的乐趣。他积累了广博的信息，从科学和历史事实，到外语中的双关语。他在橘色的信封上做笔记，之后把它们转录到笔记本或者稿纸上。

关于颜色的使用，乔伊斯并无定轨。一个颜色可能代表一本书的一部分在笔记本的某一页，而在别的地方，它可能表示的是被转录的日期。因而乔伊斯的笔记本令人惊叹又困惑，各种颜色混杂在一块，不可能准确地拆分或追溯。

虽然视力黯然，但乔伊斯用蜡笔、铅笔和炭笔，点燃了一条通往印刷的光明的多彩之路。不管这意味着一件独特的外衣还是潦草的笔迹，这位意志坚定的作家为了看清稿纸，想尽了办法。

(本版内容摘编自《怪作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