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外国文学的读者或许都多多少少知道“网格本”：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版，直到本世纪初，整套丛书的规模达145本之多。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代表了当时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最高水平。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中国读者中依然以系统性、权威性与普及性著称，但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图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甚至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最近，人文社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出版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新版的网格本第一辑已出21种，今年年内要出到100种。

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介绍：“1950年代的网格本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在选，这次我们的编委会依然以作品在整个文学史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为最高标准。所以，对于一些过去没有选入的以及虽然小众、没有太多市场的作品我们依然选入了。此外，我们封面虽然保留了网格，但是我们在封面工艺上有所提升，我们用了烫金的工艺，内文也是用了瑞典进口的轻型纸，另外我们也在书中植入了AR技术，读者可以扫描书中图像听译者讲书中的内容。”

网格本的出版

网格本的出版要溯源到1958年，当时中宣部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筹组编委会，组织朱光潜、冯至、戈宝权、叶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编选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于1951年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了翻译和出版工作。

老版网格本封面

外国古今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浩如烟海，哪些可以入选？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张福生回忆，选题制定主要是由编委会完成的。最初的编委会成员包括卞之琳、冯至、包文棣、朱光潜、孙家晋、李健吾、季羡林、钱锺书、钱学熙、楼适夷、蔡仪等。中宣部领导周扬、林默涵都曾先后出席最初的几次编委会会议指导。“文革”后，丛书工作重新启动，又增加了巴金、卢永福、朱虹、陈冰夷、陈燊、张羽、赵家璧、骆兆添、秦顺新、绿原、蒋路、董衡巽等人。

张福生说，当年，先是由研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专家，在他们渊博的学识基础上，筛选出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论著。1961年，编委会制定了“三套丛书”的编选计划，初步确定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为120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为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为12种。

“最终确定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几乎囊括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代的、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体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国文学精华之大成，反映出世界文学发展演变、日趋丰富多彩、多样化的历史过程。”张福生说。

而网格本的翻译们也都是很有资历的学者，且翻译中他们字斟句酌，“我记得初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看到绿原先生责编的《拉奥孔》一书原样，发现上面的译文被修改过的地方很多，边角还粘贴出许多改正的译文，多的注释长达半页。”给张福生留下深刻印象的这本《拉奥孔》，是美学大家朱光潜先生翻译的，“令我惊讶的是，像朱光潜先生这样的顶级大教授，译稿怎么也被改得这样多。”

7月7日，致敬网格本——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首发式在京举办，多位作家、出版人与会。

现场

翻译家们的“翻译故事”

现场翻译家们各自分享了自己翻译外国作品时的工作状态与体会。

法语文学翻译家余中先谈到：“翻译就是拿着一本书认认真真读、理解，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出来。翻译首先是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译者跟出版者之间有一个合同，或者协调，译者首先是一个读者，读的时候要有判断，这本书的价值如何。”

余中先也认为，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不好评价，有的时候很难，觉得作者水平太高了，我达不到他思维的程度或者语言的程度，这个很苦，就需要译者用力追赶。“但有的时候觉得这句话我也会这样写，就拉近了距离，另外说明这个句子可能并不是文学上最好的，当然这是辩证地说，你也在进步，越来越走向他，越来越靠近他。”

翻译家汝龙先生曾翻译了700多万字的契诃夫的作品，此外他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高尔基的很多长篇。汝龙的儿子汝企和分享道：“父亲对翻译工作特别认真，每次出版之前线他都要反复斟酌修改。新中国成立前他从英语转译，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觉得英语转译可能离原著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想从俄语直译，于是下决心自学俄语，学了好几年。中国古代士大夫说过这个，君子慎独，父亲确实做到这一点了。一个人那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翻译，没有任何人监督他，他到最后身体很不好的时候仍然在坚持修改他已经翻译了好几遍的契诃夫小说。”

首印是伟大的，重版是神圣的

史航在现场谈道：“许多收藏家注重首版，但是再版、重版同样重要，做一个戏剧，首演是伟大的，巡演是神圣的。而对于书的出版也是这样，网格本的首印，是伟大的，重版、再版是神圣的，这才是传承的道路。”史航现场也回忆道自己的父亲从吉林大学借的第一本书是傅雷先生译的巴尔扎克的《交际花盛衰记》。

作家阿乙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网格本外国作品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现在我自己写小说就有很大的一个技法上师承的特点，就是欧·亨利式的结尾，我特别喜欢在结尾写到情景逆转。我觉得网格本给我们这些写作的人带来的一个文学技法上的参考。此外，翻译家为汉语的语感做出很大的贡献。每当我觉得自己小说语感不好的时候，我就读一下这些翻译家的译作，这样可以加强自己的语言风格。我认为汉语的白话文写作走到今天，有一半的语感是由翻译家带来的。”

作家李洱回忆，自己最早看过网格本是《格列佛游记》：“我后面几代的青年作家和学者，他们受20世纪现代主义影响比较大，但是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18世纪、19世纪，包括之前的作品是整个世界文学或者人类文学史上的瑰宝。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作家确实需要重新回过头重新关注18、19世纪作品，不是我们忘掉属于现代主义，而是受过现代主义洗礼之后，需要重新检视、阅读、对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