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

提起海明威，相信让大多数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传奇人生：叛逆、出走、冒险、漂泊，喜欢斗牛、打猎和拳击，沉迷于酒精和对女人无尽的追逐，上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中过200多片弹片、在两次飞机失事中大难不死，却在62岁那年用他最心爱的猎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

英俊威武、桀骜不驯的他活成了无数热血青年梦想中的样子，一战后曾一度萎靡不振、吊儿郎当的他成为格特鲁德·斯坦因口中“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是他最脍炙人口的励志格言，男性气概十足的“硬汉”是他最广为人知的形象标签。

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名言和标签是了解一个人最为高效的快捷方式，但对海明威这样一个文坛奇人来说，不免太过狭隘。他颠覆了19世纪下半叶盛行的芜繁文风，将文学的读者带入了20世纪。

《老人与海》被他改了两百多遍，主要功夫就是花在了删节上

1899年7月21日，海明威出生于芝加哥一个优渥的医生家庭，在密歇根瓦隆湖畔大自然的滋养中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热衷户外运动的父亲和有相当文艺修养的母亲使他从小便浸润在露营垂钓的闲适和文学音乐的曼妙之中。对照优美如诗的童年，他的另一箴言“训练一个作家的最好方式——不幸的童年”似乎显得缺少真诚、甚至颇具反讽。但反过来，或许正是因为缺少了“不幸童年”这一“最佳训练”，青年时代的海明威有意无意地为自己谋求到另一次机会。中学毕业后的他拒绝入读大学，而成为美国举足轻重的《堪萨斯星报》的实习记者，尽管只有短短几个月，却对他日后创立独具一格的文风功不可没。同时，生性叛逆的他几乎没有错过20世纪上半叶的所有重要战争，犹如扑火的飞蛾，战火与伤痛为他提供了凝望深渊的机会，也让他沉淀了感受绝望的体悟。

这些个人经历和亲身感受变成了海明威小说创作的直接素材，也为他笔下的人物着上了浓厚的自传色彩。比如，海明威一生创作了24篇有关尼克·亚当斯的故事，尽管发表时间跨度很长，也被收录进不同的短篇小说集，但根据海明威研究专家菲利普·扬按照尼克的年龄对这些短篇的重新编排：从密歇根州森林里的孩子、到四处流浪的少年，从饱受战火折磨的青年士兵、到身心交瘁的退伍军人，从勤勉自律的作家、到沉思衰老与死亡的中年父亲，尼克半辈子的人生体验基本上也是海明威的写照。

然而，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体验的好坏不在于作品中有多少作者的影子，而在于多大程度上能有身临其境、身经其事的真实感和共鸣感。从这个角度而言，海明威是毋庸置疑的大家，他不露声色却意蕴无尽的独特叙事迷倒了近百年来的万千读者。在他的小说中，作者只是充当了一台摄像机的角色，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旁，任由读者直观故事的场景，亲闻人物的声音，甚至暗窥人性的纠葛。无论是破晓的曦光、还是烈日的酷热，无论是林木的清香、还是甘泉的清凉，无论是生的痛苦、死的悲壮，还是战争的无情、爱情的甜蜜，海明威的文字创造出的是犹如4D影院的效果。用他的话来说，作者的要务是“找到激起感情的东西；找到使你激动的行动。然后写下来，要写清楚，叫读者也看得见，产生同样的感觉”。

也正是因为作者的“隐身”，阅读海明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无论故事多么震撼情节多么跌宕，海明威的描述总表现出一种近乎“麻木不仁”的“客观”。有人说他为了写感情而有意抹去了感情，因为他永远不会用孤独、忧伤、恐惧、愤怒等词眼直接描述人物的内心。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当主人公乔丹的亲密战友被炸桥飞来的钢铁碎片击中而牺牲，海明威却没有用一个词直述乔丹的悲愤，而是细致刻画了他如何一脚踢开路面上的其它碎片，如何全然忘记了自己依然置身战火，如何扛起战友的枪步履沉重地前行，于是，一个因悲痛不已而忘记个人安危、却仍义无反顾继续战斗的乔丹跃然纸上，令读者震撼、惋惜、敬佩不已。用具体行动表达抽象的思想情感，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经典作家的重要创新，海明威可谓将其演绎到了极致，读者的心领神会是读懂海明威的基本要求，而一旦实现，也是阅读的最大奖赏。

195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海明威诺贝尔奖时曾称赞他“精通现代的叙述艺术”，这种叙述艺术不仅表现在作者的退隐，更表现在文本的干净与疏简。英国作家、短篇小说研究者赫·欧·贝茨甚至认为海明威的小说写法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这里，贝茨用了一个十分形象中肯的比喻：“海明威是一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最终，“通过疏疏落落、经受过锤炼的文字，眼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结构简单的短句、用最常见的连接词并置在一起、最普通的日常用语、偏爱动词和名词、很少用形容词……海明威质朴自然、简单利落的文字无疑是对19世纪下半叶复杂曲折、花哨芜繁文风的颠覆。

但任何创新离不开传统，海明威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倘若历数自己的文学师承，怕是要数上个一整天，对他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不但有作家，还有画家和作曲家。就这个意义而言，海明威是一个勤奋刻苦的人，马克·吐温的含蓄幽默、舍伍德·安德森的轻快简明、斯坦因的短词重复、埃兹拉·庞德的具体精确都是海明威推崇的榜样。在《堪萨斯星报》见习期间，海明威更是受到了系统而严格的文字训练，“写短句”、“用生动语言”、“正面说，不要反面说”是这家报馆对新闻报道的金科玉律。海明威日后更是坦言：“在《星报》工作，你得学着写简单的陈述句，这对谁都有用。新闻工作对年轻作家没害处，如果能及时跳出，还有好处。”从此，字斟句酌、惜墨如金也内化进了海明威一生的创作，《老人与海》被他改了两百多遍，而主要功夫就是花在了删节上。

海明威故居

为了督促自己不写废话，他穿超大码便鞋单脚站立写作

在写作这件事儿上，海明威是一个严肃专注、高度自律的人，与公众眼中无拘无束、玩世不恭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喜欢在卧室写作，离床不远处的一个狭长地带就是他的“工作区”，墙上挂着一张记录写作进度的大表格，显示每天写作量的数字是为了避免“自己耍自己”，倘若有外出渔猎活动，他前一天会增加自己的工作量，这样就不会感到自责。他喜欢穿着超大码的便鞋，单脚站立写作，为了集中注意力从而提高效率，也为了督促自己不写废话、更加言简意赅。然而，描写的精简绝不代表思想的简单，相反，海明威的主题总是含蓄而隐晦。

对于海明威的作品，初读后的一目了然总给人以一览无遗的错觉，因为真正细读后便会发现那不过只是冷峻的冰山一角，深藏于海面下的才是真正强烈的情感和悠长的寓意。有评论家曾总结道：“在海明威那里，感情万分激动之际，正是他格外含蓄之时”。在《永别了，武器》那个被海明威“改写到三十九遍才感到满意”的结局，描述的是主人公亨利到医院同死去的爱人告别的情景：

医生顺着过道走掉，我回到病房门口。

“你现在还不能进来，”一名护士说。“不，我要进。”

“你还不能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我把护士赶走，关上门，熄了灯，可这也没有什么用。这像是同一尊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了出来，走出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

没有铺陈、没有渲染、没有解释，只有素描般的呈现、电文式的对话、不事张扬的象征，这是一个“不像高潮”的高潮，一个“没有结尾”的结尾，却足以让每一个读者潸然泪下。海明威的高明在于不知不觉便走进了人心最柔软的角落。

有人说，“作家的作家”的说法是为两个人发明的：一是博尔赫斯，另一个就是海明威。近一个世纪以来，众多作家对“海明威体”趋之若鹜，甚至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习写作的学生被老师要求用海明威风格写文章。但真正的海明威是难以模仿的，因为在他看来，创造而非表现现实才是虚构艺术的灵魂，“从已发生的事情，从存在的事情，从你知道的事情和你不知道的那些事情，通过你的虚构创造出东西来，这就不是表现，而是一种全新的事物，比任何东西都真实和鲜活，是你让它活起来的。如果你写得足够好，它就会不朽”。

海明威正是用清丽的文风创造出了不朽的、令人心生敬畏的“硬汉”。值得一提的是，“硬汉”并不等同于铁骨铮铮的豪气，而是一种刚柔并济的韧性，既有永不言败、向死而生的阳刚，也有细腻动人、慈悲怜悯的柔情，《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如此，《丧钟为谁而鸣》的乔丹如此，《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圣地亚哥也是如此。在这本同时赢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坛不可撼动地位的中篇小说中，海明威表现得不再恐惧苍老、不再诅咒衰退，而是用平和的耐心、安详的宽厚描绘了一个超越了成败与荣辱，一个无畏却卑微、坚韧却温和的老人。于是，在《老人与海》这里，海明威的叙述少了蒙太奇式的突兀，结尾少了戛然而止的唐突，用词也少了掷地有声的铿锵，尽管一如既往的凝练遒劲，却表现出条分缕析的娓娓道来。与海明威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嫌隙的福克纳曾这样称赞《老人与海》：“这一次，他提到了怜悯”，正是这种“怜悯”让“硬汉”形象得以进一步升华——绝望中流淌着热望，暗淡中展现出坦然。

海明威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哈姆雷特从“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梦中醒来，朝着黑暗发出“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的呐喊后，他一直在寻找、却最终也未能找到清除邪恶的出路。海明威承袭了古希腊的悲剧感，深谙最真诚的努力往往迎来的是最绝情的结局，却用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不断丈量从天堂到地狱、从地狱再到天堂的路途。纵观海明威的一生所爱，无一不充满了暴烈的刺激，无一不在生死的边界游走，战争如此，斗牛、狩猎、拳击也样样如此。如同他笔下的斗牛士、拳击手、猎人、渔夫和战士等人物，尽管时常伤痕累累，海明威依然义无反顾地直面斯芬克斯的狰狞，优雅从容地恭候死神的到来。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海明威有这样一段描述：“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教马赛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海明威深知，我们也清楚，他自己就是那头豹子。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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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节选)

他是个老人，独自驾了条小船，在墨西哥湾流捕鱼。出海八十四天了，连一条鱼都没有到手。前四十天，还有个男孩跟着。可是一连四十天都没捕到鱼后，孩子的父母就说，这老头真是晦气，倒霉透顶。孩子听从吩咐，上了另一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看着老人天天空舟而归，孩子心里很难受。他常下岸去帮老人的忙，把成卷的钓线，或是手钩、鱼叉和缠在桅杆上的帆卸下船来。船帆用面粉袋打过补丁，卷起来时，活像是常败将军的旗帜。

老人瘦骨嶙峋，颈背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脸上留着良性皮肤肿瘤引起的褐色斑块，那是阳光在热带洋面上的反射造成的。褐斑布满了他的双颊，双手因为常常拽住钓线把大鱼往上拉，镌刻着很深的伤疤。不过，没有一处伤疤是新的，每个伤疤都像无鱼的沙漠里风化了的沙土一样古老。

除了一双眼睛，他浑身上下都很苍老。那双眼睛乐观而且永不言败，色彩跟大海一样。

(译林出版社/黄源深、汤伟译)

《太阳照常升起》(节选)

下得楼来，我们穿过一楼的餐厅来到大街上。一个服务生去帮我们叫车。天气炎热响晴。街头上有个小广场，有树有草，出租车就停在那儿。一辆车开了过来，服务生从一侧探出身来。我给了他小费，告诉司机往哪儿开，上车挨着布蕾特坐下。司机把车沿街往前开。我往后一靠，坐稳。布蕾特紧紧地靠到我身边。我们相互依偎着坐在一起。我伸出胳膊来搂住她，她舒舒服服地倚在我身上。天气酷热，艳阳高照，路边的房子都白得刺眼。我们拐上了大马路。

“哦，杰克，”布蕾特说，“我们如果在一起，一定能过得开心死了。”前面有个穿咔叽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了警棍。车子突然慢下来，使布蕾特更紧地靠在我身上。

“是呀，”我说，“这么想想不也挺好吗？”

(译林出版社/冯涛译)

《永别了，武器》(节选)

我走进房去，陪着凯瑟琳，直到她死去。她始终昏迷不醒，没拖多久就死了。

在房外走廊上，我对医生说，“今天夜里，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没什么。没什么可做的。我能送你回旅馆吧?”

“不，谢谢你。我想在这里再待一会儿。”

“我知道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我没办法对你说——”

“不必说了，”我说。“没有什么可说的。”

“晚安，”他说。“我不能送你回旅馆吗?”

“不，谢谢你。”

“手术是唯一的办法，”他说。“手术证明——”

“我不想谈这件事，”我说。

“我很想送你回旅馆去。”

他顺着走廊走去。我走到房门口。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护士中的一个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

(上海译文出版社/林疑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