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写的吗？”

我致电他问，一个昔日采访对象。《应物兄》：上下两册，在这个微信时代骇突地厚到1042页。之所以能读下去，是听李洱对记者说，“我写它十三年，你们读十三天(可以)吧”。语气令人不忍。问题在他的书不是拿起就放不下的，譬如，开头是学院和几个知识分子，胡乱翻几页又是一只阉狗，沿着乱炖似的叙述走下去，除非你琢磨到什么。啊呀，你突然发现自己在思想，一本得用思想去跟进的书，去追随去寻觅。同时你越发能够感到，它蕴藏有物，恍兮惚兮。这书很挑读者。你得恰好是思想意识上不偷懒的人。起码你关心社会，那么这本书就摊开来要跟你进行交流。

我们习惯了现代派文学语言实验的影响，跟李洱说起，他指他从来没说过(他写的是)“漂亮的语言”，他只说“准确的语言”。“准确是作家的第一美德”。原来，语言是与文学内容互相形成的。“漂亮的语言”适合“纯小说”(私小说)？李洱语言有一板一眼的老派(据他说受托马斯•曼、加缪等影响)，适合形成他充满对话与论证的“头脑风暴”小说，包罗现实可大可广。如果说在描述方式上限定于“有节制的美”，内容质地深遂而真切，它被更多而丰富的存在面向赋予了。而且重要地，读《应物兄》有一个摩擦系数可供“诱敌深入”：笑的快感。在于它幽默啊。“伟大的作家。”我曾向李洱留言，“不说这句话都对不起我这张嘴。”似也学了一点他的幽默口气？但李洱的幽默你没法学到，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幽默。这放后面再说。

李洱，当年知他名字还是碰上一对澳洲夫妻业余做翻译的，他们说起专门发掘中国著名作家们之下遗漏的，主要提起他。近年我做点研究才知道，李洱作家初露头角时候，中国文学热潮已逝，再也不可能如莫言等前辈一飞冲天，奠定大师地位。在九十年代以后商品经济五光十色下他同期写小说的作鸟兽散了，他坚持得下来，借栖了一个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他是横跨“评论界和创作界”的中国作家。这些驳杂的涵量融汇于他作品中。

“我是第三纪元遗落的一棵银杏树。”他干脆说，以回答我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作家们往下轮到你，“思的复杂性”体现了出来？他不擅谦虚，还有时说话油滑混世的，这姑且不论。试论李洱小说作品，当魔幻现实主义魅惑影响一扫而去，中国感性自我写作的狂乱于文学界另辟蹊径时，出现李洱：他与四面八方的知识信息相应，倾注以人道主义洞观和独创一局的文学表现。“生存痛苦”“人性”之类文学题材，他绕开了而来到知性道场，似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风神有所衔接了。难怪有一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来京访问，带上了他的书赠送总理(他因此算是溢出了一点名气)。看来他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我得回头读下(原来认为他写农村改革什么的东西，不就是年轻赵树理吗)？

有人说《应物兄》是“百科全书”意味，我甚为纳闷，只是着眼于词汇的形式？它后面的流动的坦克辗压式思想方法之追根究源于我们的人生，作为作品命脉所在，它是活的而且甚至可能启动一种历史性。迄今，专家学者们评论热闹可说的是些什么啊？我听不懂，所以我也说下。

和李洱说起这本书似乎淡漠的语气不符，《应物兄》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次有中国作家出现，把一个国家从它的古老文明转身全球化文明的处境身影，精彩揭示出来。不过，到2050年人机婚恋开发，书中很多部分也随之消解了吧？我这个问题，李洱没有回应。人们朝向科幻设定的问题不在他的书中，他太接地气了。他的书可以视为一种“文学实践”？当应物兄提到“个人必须在公共空间里发挥作用，自我应该敞开着，可以让风吹过自我”(688页)，似可为之作注。李洱把一个民族的问题追究把脉“纲举目张”，披坚执锐，孔子儒家心理构成一路下来如何的？情况是什么个情况？这里出现了儒学院，作为思想的载体，作为纳入实践的文学观瞻台。它敞开，不仅向现在敞开也向过去敞开，向未来敞开，《应物兄》因为它丰盛的精神意蕴向度而具有无限敞开的文本性能，如果不是思接古今中外兼具庖丁解牛神功，这是难以处理的临界空间。

《应物兄》，我将它视作文学界的《三体》。说哪去了？我是觉得，在评论家们把它跟名著对应中，称之“当代(思想文化界域)《红楼梦》”，也可以的。文学技巧在此不论，诸如它的复杂叙述视角史诗结构等等。它是一部思想意识涵量包罗抽取袭击辗转令人吃惊的书。因为有史以来，中国文学还没有出现一部书，可以将现实社会流动于思想深渊，流动于东西方文明的交叉理解，执着于求索，在每个浪花可以看到它的神魂形态，它必然也是通向了体制构成，权力方式等“硬件”要素，抽丝剖茧。这是难度，唯“剑走偏锋”可以舞动旗幡。沿他理性适度甚至不作修饰的语言读下去，文学叙事的热闹推到台前，说它是好看的，毋宁说是“高明”，甚至写出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儒家腔调，普天下唯中国人有的，而且唯中国人在当今时代能有的。如果不是作家摸透历史的边缘角落直到遍体透明地反弹回来，回到状况意识，这腔调能被找得到吗(当然体验生活是一方面)。当然，它是文学，是作家智取的我们生活：中国人特有的场域，社会，气氛，逻辑，体制结构，性征，品相，况味，人和事形成一种关系和作用，不着一字孤独，不作一句文青愁状，而它已是中国真正的孤独之书，因为它把“我”融于民族的符号智取出来，把个体作为文化血脉社会环境关系中的傀儡智取出来，于是在哲学意义上可供看到的更多，在文学意义上则是拓界。中国人在逻辑问题上的呈现真是昭示着地球上最大的虚无之国啊，“性跟一切有关，只跟性无关。知识跟一切有关，只跟有用的知识无关。”这是李洱说的。称之“思想幽默小说”也可以吗？我猜鲁迅如果醒来，也会把每一句都读完而且哈哈大笑吧，从中悬浮起国民性原型的时代画面，它比鲁迅时代更有趣，至少因为后现代哲学文化已经在地球行经了几十年。书中偶提鲁迅，也有消解。李洱的视角显然跟以往文学界专家们不一样。

以被我们的环境麻木不已的头脑去读《应物兄》，一开始我也无甚印象。可见李洱写书很迂，也可能跟他严肃有关(他本人看起来不是那样的)。但如今我回头看第1页，已经懂得笑开，应物兄：一个洗澡时兼顾思考，用脚捣洗衣服，锻炼几不误的知识分子“儒学家”，你很难用迂夫子、书呆子之类“典型人物”来形容，他不那么好被形容。接下来他去见岳父乔木先生的一段对话，有一个细节出处(第6页)，已经可供笑上好一阵子：

“知道社科院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一点。那里集中了很多青年才俊。他们编的很多书，我都买了。”

“接话不要太快。”乔木先生说的是嘴，烟斗却指向了脑袋，“社科院是智库，是给领导出主意的，你觉得你脑子够使吗？脑子够使，就不会犯错误了。”

“先生，我知道我是个笨人，干了不少笨事。”

“接话太快了！笨人哪能办笨事？笨事都是精明人干的。”

“我承认，我的性格也有点冲动。”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你的性格去北京不合适。”

有句话他差点说出口：“先生，您说得对。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我的命运是由别人的性格决定的。”这句话咽下去比较困难，咽下去之后，它在肚子里滚了两圈，他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噜咕噜的。

乔木先生叼着烟斗，继续说道：“别胡思乱想，东跑西颠了。就留在我身边吧。你这张嘴，用到别处，亏了，当老师倒是一块好料。传道授业桃李芬芳，悬壶济世杏林春满，都是积德的事。就这么定了，你走吧。”

起身告别的时候，乔木先生又对他说了一番话：“记住，除了上课，要少说话。能讲不算什么本事。善讲也不算什么功夫。孔夫子最讨厌哪些人？讨厌的就是那些话多的人。孔子最喜欢哪些人？半天放不出一个屁来的闷葫芦。颜回就是个闷葫芦。那个年代要是有胶卷，对着颜回连拍一千张，他的表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要管住自己的嘴巴。日发千言，不损自伤。”学过俄语的乔木先生又以俄语举例，说：“俄语的‘语言’和‘舌头’是同一个词。管住了舌头，就管住了语言。舌头都管不住了，割了喂狗算了。”

“我记住了。”

“就你现在的水平，又能说出什么至理名言？你要说的话，十有八九别人都已说过。人云亦云吧，表情还很丰富。”

“我记住了。”

“表情不要太丰富。你这个人，够机灵，却不够精明。”

“伴随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听见的滔滔不絶”，这个学会自言自语的被认为“不仅慎思，而且慎言”的应物兄，性格没了，“我”没了，情态没了，就这样一个难以刻画的人擎起整部大书，而你怎么抓得到他的形象？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从此有了人物范式，他也是书中不同人物的分身化影。《应物兄》没有将众多人物作简介目录指引，可惜了，读者如何记得清他们？那些人物的生成并不是为神奇故事情节推动，而是根据思想进程连接在一起，人物的本质，人格现象，通过“零度写作”一言一行敲打出来(罗兰•巴特论“零度写作”)，那是真切的中国人，是群体性和抽象化的中国人，一个个为中国现代性问题提供样本的出演者，是活灵活现的文化性征符号，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打，“每一个对时代做出思考的人，都会与孔子相遇”(415页)，“在当代，孔子的精神首先体现在谁的身上？不用问，首先体现在那些儒学家身上”(449页)，于是应物兄的在场顺理成章，他在书中往往作灵魂观，自身说话越少，观思越多，乃至一个“多元共同体文学工程”生成，直趋“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

能够把思想学问和我们的人生作出一番趣致如斯处理的，唯有文学。在《应物兄》中，孔子等人物返原另解，随之将儒学一路清理下来，也将儒学和它的“一母共生体”佛学和道家参看，旁逸斜出，并将儒学和西方文明横向参看，因为“我们的传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儒家传统，西方启蒙传统，还有我们的看家本领，也就是马列传统。一个良性的现代社会就取决于这三家传统的相互作用”(132页)，各方识见轮番上阵，诚如书中指“他涉及的领域太多了，哲学，美学，诗学，经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来不及孤芳自赏”(882页)。我们的国学贤哲们谈儒，总是不免还落在同一个坑里，而通过文学跳得出来才见峥嵘，这一点上《应物兄》做到啦。在现代文明驳杂开放视域下，在事物多义性和歧义性的观照下，它去蔽，跨界，合成，颠覆，繁衍，化育，打破各种经验前构，尽量让事物“本体”发言(几十年来，“本体论”这个词在计算机界包括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以及数据库理论中已经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让方法论配合“本体”，即道之运行而展开(写到此我明白了李洱小说为啥少作“自然的思维”，指通过感官获得经验，即以包括感觉、回忆、想象和判断等一切认知活动的意识形式作为写作资源。但在关键地方他亦有作惊鸿语句也)。当我问及李洱“建构”，他承认而有模糊语气。建构在哪？也许伏笔在“改革开放实践”内容叙事中？也许在通篇渗出的与古人沟通之诗情中？

从天人合一实践者的角度上讲，《应物兄》做到啦。当知识分子回国传播儒学，搞成了“归化鸟类”，虽然令人捧腹也还是道法自然的化用，虫禽鸟兽都可以参与“儒学问题实验”。举个例子，我们的社会理想可不可以向鸟学习的？书中指出：“鸟群在飞行的时候，会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每只鸟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除非它们在空中交配，但事实上它们从不在飞行中交配，为的就是在飞行中保持自己的个人空间，自己的独立性。它们都知道，在高速飞行中，必须与别的鸟，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保持必要的距离。所以，尽管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在活动，但实际上它们仍是单一的个体。如果哪只鸟偏离了航线，它会赶上来，像林中的响箭，在鸟群中穿行，但绝不会因为加速而与别的鸟相撞。对鸟类来说，无数单一的负责任的个体，组成了鸟群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525页)观自然万物而醒世，正是老子的方法。老子在今天是个小说家(想到此不能不令人发笑)？我是觉得，一个作家，如果不是存乎“万物皆备于我”之心，又存“无物即无我”之心，那么通观现实现象的抽离和深入，大抵实难做到像《应物兄》那样吧。《应物兄》的抽离性也表现在它尽管连篇大白话，甚至不无俗俚，却拎出了一种中国无形文化场，写出一种国人生存状况的混沌。这“混沌”能力太考验文学了，因为它还得建立在“准确的文字”表达上，它还不尽然是宇宙观的“混沌”，是社会观的而且针对如此特殊时代复杂的社会。

一个国家社会事物，在根本原理场跨来跨去地透视的，大抵是那虚无主义的，但它是举世仅有的历史性虚无，其性征难以言表，粗鄙荒诞的生活只是其一个面向。也许文学从中揭示出来就是提供反思与建构。在殚精竭虑的上下求索中给出人性方向的，有尼采“羞愧”说。“羞愧的哲学，宛如和风细雨，它拥吻着未抽出新叶的枯枝”(883页)。为什么不是回归李贽“童心说”或道家“赤子说”，而以西哲取代之，相信会有人去书中研究的。当《应物兄》中知识分子最高理想的寄托终于有了完满的范型指向：女哲学家芸娘，作为抵御这个社会的理性和谐和永恒的象征，她却以“圣母”形象之作为一个残酷的隐喻，暗合“女人通向神的路存在，是用肉体铺成的……这个过程，无言而神秘。它隐藏着一个基本的事实：肉体的献祭”(844页)，从肉身上早早消殒了。在天道的律令中，存在的悖谬亦体现于一种“存在的勇气”，它“植根于这样一个上帝之中：这个上帝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对怀疑的焦虑中，上帝已经消失”(846页)。在将深重的西哲思考导入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书中写照蔚为壮观，此仅一例。

鉴于《应物兄》是知性复杂之书，我只能说及几牛一毛，其它留给文学界如若存在则可想而知将源源不断趋之若鹜的专家学者们吧。李洱的书都是慢热，这一本也应如此，不易过时。它不見得是畅销书，但它的文学手段和幽默功能或令它也在巿面行得通(我要是老板就买它拍电视剧啦)，想看中国知识分子猎奇，也是可观范本。

我在阅读中，其实主要是因它的幽默而雷倒，才写到这么多。想想，中西方文明冲突应该有着多少的幽默，李洱捕捉到了。李洱的幽默难以形容，他有些幽默你不见得立即反应过来，而即使你有一般文化知识背景，也未必轻易笑出，后来我才觉察，书中的幽默是流动变形的，因可随读者层次境界递增而笑点增多，是基于文化源点的了知而轻盈释出的，有时候它辨微若无，臻至一种抽象神韵了(这么读者发笑得具备一点哲学头脑才成)，比方说芸娘，她作为“圣母”级理想的人物，她和椭圆的关系，她的椭圆人生的由来，她的理性(椭圆境界的)和知识分子谈恋爱发生的，当你为书中叙述忍俊不禁可又不能清楚指证出来，这便是李洱式的幽默。

《应物兄》中客观的甚至是“公道”的叙述，表面上看一切没有问题，甚至词语组合也都对，当事人言谈举止各如其是，可是哪儿引发了笑神经呢？原来，它的幽默，是潜藏在事物之下的，也就是说沿着文化通约性的脉络是发出笑声的通道。比方说，儒学家们从事蝈蝈羽化济哥实验，因為“济哥的羽化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的结晶”(764页)，你对应国民性和中国现代化实践来看，才会对书中不厌其详的实验叙述过程而引发会心的笑声。阅读《应物兄》，会令你被笑的需求一路提堂，这很困难，因为你的笑只能是发生在复杂性的，你得在头脑中先发笑，在未必被故事推动中已嗅出其中意趣而笑。这书我读了一阵子之后，发现它能产生几种笑：复杂的混合的笑，细节性的笑，回头想想突然发生的笑(有些笑不能实时反应)，纵观的笑笼统性的笑(零星地笑过，再区域性地把事物反思出来笑一遍)，把事物连缀起来的笑，思想在后面洞观的笑。有时候笑得迭加一下。有时候产生一片枯笑。《应物兄》在整体性上都是幽默的，那个笑只能暗笑。当一批人围绕建立太和儒学研究院所言所做所形成所抵达的断续地或连续地浮出画面，你会笑崩。一切都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你还会被逼笑得反思。李洱的幽默甚至弥漫在通篇精准表现的国民语言腔调中，令你微笑不累。历史，政治，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如何化入如常人生和人心荒谬的，当你被这沉重击倒但不能不发出可怕的笑声。

能够幽思想范式一默，幽它和时代关系一默，幽它与文明通约性关系一默，幽抽象性一默……这是什么幽默？据我所知，中国文坛有三四位幽默的作家，有一种幽默是浓重的，是幽默的机关全方位地有机扫射(刘震云)，李洱不是那种的。我曾经碰上过王朔的幽默，那是生活化人性化的，李洱也与之有别。如果说起“知性幽默”之王小波，但李洱的幽默比他复杂微妙，我猜可能是在情性和见识上两者不同，李洱置身因素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可以赞天下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据他曾经在《文学报》答记者说：真正的现代小说家，无一不是符号学家。“符号学”的本质性与“中庸之道”不无相通，从中或可看到李洱的幽默原理发生维度视角。

中国土壤曾经产生过思想幽默的种子吗？它从哪里来的？据我认为《应物兄》作为中国第一部思想幽默的奇书，为文学带来了尊严。“幽默”和“尊严”有关系吗？有的。实际上，时代来到今天，各学科领域原创性已越来越少，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圣经》)，从文学来说，辩识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么可能只剩下：趣味。因别的可以复制，唯独趣味复制不了。趣味的创新尤其考验作家的生成性。

想起那段“和尚执法”的场面仍然令人发笑：寺庙地头有人偷桃，被狗咬死了。案子闹到大住持释延长那里，据他过问死者生前伤害过一条狗，出现一段对话：

“现世报啊。”释道长说。

“可总得有个说法啊。”邓林说。

“众生平等，狗和人都是生灵。他也踢了狗几脚嘛，还是朝后猛踹，踹的还是狗的要害。狗肚子疼了几天呢。阿弥陀佛。”

“人命关天啊，而且是活活咬死的。”

“窃盗者，贫穷苦楚报。”

“几个桃子而已。”

“当年蒋介石从峨嵋山跑下来摘桃子，僧俗两界可都是要反抗的。”

“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佛学；你跟他讲佛学，他跟你耍无赖；你跟他耍无赖，他跟你讲法律。”(512页)，几句对话道出了佛教和现代人权观念法学之间的情形。《应物兄》终究是残酷之书，它揭开了很多，而且都是带有特定意蕴的细节。所以我们读了笑过，也可能会陷入一种无言悲懍，难以抵达无垠之痛。你或也跟着这位中国最有自省意识的当代作家，而涉入虚无。慢慢地认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集千钧之力而一发之书：一部精神史(并非“心灵史”)。

把孔子正本清源，把儒学推陈出新，是《应物兄》的建构？从古诗“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推出“这虚无中，又有积极，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856页)这是本书的情调？“传统的变化，断裂，如同诗歌的换韵。任何一首长诗，都需要不断换韵，两句一换，四句一换，六句一换。换韵就是暂时断裂，然后重新开始。换韵之后，它还会再次转成原韵，回到它的连续性，然后再次换韵，并最终形成历史的韵律。正昰因为不停地换韵，换韵，换韵，诗歌才有了错落有致的风韵。每个中国人，都处于这种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中”(842页),“他，我说的是我们，虽然不是传统的士人，文人，文化人，但依然处在传统内部的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中。我们，我说的是你，我，他，每个具体的人，都以自身活动为中介，试图把它转化为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新的精神力量”(842)，这些是本书的意义？《应物兄》中有一段“刷炭说”：在经典和做笔记之间，有“一代人生命的注脚”(890页)，“这本书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它只能在有心人那里传阅。可是很多人都睡着了，要么在装睡，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怎么办？醒着的人，就要多干点活。需要再来一个人，给这个注脚写注脚”，情形是以“刷炭说”为隐喻的，“他说小时候看见通红的煤炭，觉得很神奇，以为它是小精灵拿把红刷子刷上的。他后来觉得哥哥的工作，就是用红刷子把煤炭刷红了。应物，现在那煤炭暗了下去，所以需要刷掉外面的灰烬，然后继续刷。一把刷子不够，那就用两把刷子，三把刷子”(891页)，这是本书的宗旨：注释者？

李洱，是笔名，与老子原名“李耳”重音，何以占用老子名字？我这句话得不到作家回答了。老子之道在书中也是“应物学”？我认为主人公名字即昭示了一种价值观体系：应物。书中有一段通过蝈蝈断腿的替代现象，指“虚已应物，恕而后行，说的就昰面向事实本身。面向事实本身的时候，你的看，听，回忆，判断，希望，选择就是现象学的要义”(872页)，另外，“应物随心”，“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673页)，“无常以应物为功，有常以执道为本”等等，都指向同一个意思。李洱写作：把每个词，每个物，每个人，都放到概念后面透明地成形，也即“虚已”；“后行”：“行动”之意，“我们身上都住着另外一个人，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他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意义，就像瞎子点灯一样没有意义。那个人就是魔鬼，我们应该把那个人从身上赶走”(196页)，行动和意义是书中“应物学”的加缪式“西西弗斯之旅”，当“阐幽者”文德能撒手而归，而“在个人经验和已被言说的传统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阐释的空间，它召唤你来”阐幽“，把它打开，再打开)(879)，连“阐幽”，回到最初的那个创造性的时刻，也绝无可能，这才是生死之大苍茫。在时代已经生出“三腿怪胎”，在人也不得成为其人，情和性互相错位，现实仍然荒谬而可能建基其上的哲思已作虚无，而仍然，中国人身上有一种渊远流长的性征是多么坚固，这得看书能感知，无法借助他人评论。

有一个概念：历史上的文明的突破，转型和自主创新，首先是由于一小部分人有意无意逸出度外，进入本体性的禁区，在里面解构和重构，超越时空，把本体性禁忌转化为新的知识和文明。也许，从中理解《应物兄》或“李洱式建构”，那么在文学式微的今天，李洱“反向性”巨著写作，也可获得了理解。

这种书，可能隔一阵子蹦出一个发现者，到什么时候又蹦出一个，表示惊叹。我感觉将来出现一个中西文化贯通的研究者，才能把它阐释得好。想起当年我问李洱为什么德国总理来京曾要找他呢？他说：“因为默克尔(从政前)是博士学位，她读懂了。”

读过《应物兄》，我回头读《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都惊叹于其游刃于本质而暗合于整体，貌似文字普通但对中国社会进程那庞大模糊事物做出了疱丁解牛的精准而惊绝的(本质)还原(思想)解构，以致每个字放到准确位置和表现浓缩度，都暗自地惊人。《花腔》语言顺藤摸瓜，满是土味，唯写及“少年的恋爱”，舍出几行“小资诗咏”之笔。《石榴树》满满堂堂是农民话语，而令关心这社会的人想到最后不能开解的问题。一本薄薄的(不合时宜)小说，它可是写透了中国。我猜想中国从下到下乃至乡镇干部，如果都能人手一册李洱小说，那么由此带来自省意识扩展，能否对国家文明生态进化有助？

扯远了。据说当出版社编辑敲开他的门，找他拿《应物兄》书稿时，发现他正伏在桌上哭。可想而知他的不舍：每个词，每个物，每个人，陪了他十三年了终至离他而去，走向世界，伴随的是一种命运的悬置，小我的也是大我的。

2019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