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读书会现场。(李茂君/摄)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总会激起人们对于文学的情愫与关注。

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世界繁复多元文化中的一个种类，始终在倔强地发展着自己。巴金、沈从文、莫言、余华、贾平凹……当这些耳熟能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被置于全球视野之下观察，会呈现如何不同于以往的独特？当我们一次次因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掀起阅读热潮的时候，西方世界是如何阅读与评析中国文学的？在一个相互交融的世界，东西方世界如何实现文学上的对视与对话？

第26期上观读书会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世界与我，我与世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新书发布会”，邀请著名作家余华，书系总主编、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书系总主编、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王升远教授，分册《全球视野下的余华》主编、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李芳等嘉宾，共同探讨这些话题。

“内部”视角与“他者”言说的研究指南

主持人：毋庸置疑，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中闪亮的一部分。然而在整个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向世界各国传播和介绍的状况，与中国相继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状况，是严重不对等的。许多翻译进来的西方文学，对当时“开眼看世界”的国人起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得以外传的作品却寥寥无几。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世界影响，中国一线作家的重要作品逐渐进入全球图书市场。其中，中国出版起了一定的作用。

今天，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正式出版发行，首先请各位介绍一下这套书的缘起。

陈思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总主编、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伴随着中国文学、中国作家世界影响的日渐扩大，其在海外的阅读、接受和研究状况也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对海外学者而言，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些作家在中国批评界的境遇，也将为其“他者”言说增加一重不可或缺的“内部”视角。有此背景，便有了这套《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丛书。

李芳(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这套《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的第一辑共有5册，分别为全球视野下的沈从文、巴金、莫言、余华与贾平凹。采取“指南”(Companion)这种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出版形式，以一本书的篇幅，介绍对这些现当代中国文学名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策划，把全球视野下那些优秀的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思想等传播到国外去。

另外，这套丛书是由我们社与英国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的。劳特里奇是世界著名的出版社，全球文学领域引用最多的10本书里，有6本来自劳特里奇。此次中外两家品牌出版社合作、中英文版全球共同发行的模式，在中国出版界尚属首次。

主持人：可能对普通读者来说，“指南”这种形式比较陌生，可否再具体解释一下？另外，《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又是怎样从一本论文集发展成一个重大出版工程的？

王升远(书系总主编、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这套书最初源于一本以沈从文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经由陈思和教授修改补充后交由交大出版社出版。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思想？怎样向大众表达关于中国优秀作家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显然，仅仅出版论文集是不够的。经过讨论，研究指南成了我们的最佳契合点。

指南的本意是“导引”的意思，但这套丛书的定位是研究指南，或者说是学术指南。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入门导读”，它面向的读者是有一定文学和学术研究素养的。每本书由作家小传、国内外研究概况、经典研究论文选编3个部分组成，向读者介绍国内外关于中国优秀作家研究的最新进展,促进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也是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与出版社共同萌生了从一本书拓展到一套书的想法，也就是从《全球视野下的沈从文》拓展到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

作家面对赞扬和批评，摆正心态需要一个过程

主持人：陈思和教授提出过一个观点，文学批评最好“追”同时代的作家。就是说，研究者和他所研究的作家最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因为这样，研究者才能够对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成长背景产生更多共鸣。在各位看来，作家和他的研究者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王升远：我非常赞同陈老师的观点。的确，同代人研究同代人，更容易形成一种内在的视角，毕竟通过文献去研究一个作家和通过“肌肤”去感知他是完全不同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生命体验的代入和交融。

事实上，批评家和作家之间是一种寄生和共生的关系。然而现在的文学批评却常常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批评家和作家走得太近，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就可能沦为谋求利益的工具，学术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批评家和作家走得太远也不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文学批评中缺少“痛”和“痒”，没有直面任何问题。

在欧美，许多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而在中国则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中国作家不写评论，评论家不写小说，两者之间缺少“接口”，也就缺少了对话的途径。我认为，批评家和作家应该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是水和油分离的状态。

主持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能看到余华和他的研究者高玉教授同台对话，也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两位“确认过眼神，遇见对的人”呢？

高玉(分册《全球视野下的余华》主编、浙江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教授)：有人说我是研究余华的权威，这个我不敢说，我只能说我的确是余华的“粉丝”。和大家一样，我最早读余华的作品并且有所感悟的是《活着》，之后我又陆续读了他的一些随笔和其他作品。我所在的浙江师范大学有一个叫“余华研究中心”的机构，这是国内最早研究还“活着”的作家的学术研究机构(全场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研究余华了。再后来，我慢慢跟余华有了一些接触，随着我们两人交往的加深，我对他作品的理解也逐渐加深了。

余华：大约在2007年，浙江师范大学的吴锋民副校长和王嘉良、高玉两位教授找到我，说他们要成立“余华研究中心”，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交集。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文字被写出来之后它就“死”了，或者说就不再属于作者了。请问余华老师，当您看到国内外有那么多人都在研究《活着》，包括《全球视野下的余华》这本书里都是研究您作品的论文时，您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余华：我最早看到的关于我的评论，是张新颖1987年在《上海文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当时我把这篇评论反复读了30多遍。之后，陈思和教授也写了一篇关于我的评论，可以看作对我《在细雨中呼喊》之前作品的一个全面总结。后来，关于我的文章就越来越多了。然而我发现，评论文章的数量虽然多了，质量却不高，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观点，我常常只读开头，就知道“套路”了。

我认为，作家面对赞扬和批评都要有正确的态度，而这种心态的转变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可以说许多批评你的文章都是在“胡扯”，那么赞扬你的文章就不是在“胡扯”吗？为什么赞扬你的你就高兴，批评你的你就不高兴呢？有时批评者甚至比赞扬者更诚恳、更认真地读了你的作品。所以，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作家都应该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问题，但摆正心态需要一个过程，甚至需要通过数十年的人生经历才能摆正心态。

把中国作家放在世界文学史的坐标中来定位

主持人：今天的主题——“世界与我，我与世界”听起来很大，但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学来说却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也强调了“全球视野”。

陈思和：“世界与我，我与世界”是个很好的主题。我们每个人、每个作家，甚至文学本身，都是世界的一分子，所以我非常赞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这套书的思路。怎么体现全球视野？这套中、英文同时出版的丛书汇集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中国现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和他们作品的研究。

比如，《全球视野下的余华》分册是由高玉教授主编的，在编辑这本书之前，他已经编辑出版了厚厚的两本《余华作品版本叙录》，把余华作品在20多个国家的不同版本都搞清楚了。那他再来编写《全球视野下的余华》分册，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余华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分享、被讨论，证明他不仅仅是中国的作家，也是世界的作家。

长久以来，中国文学都想“走出去”，对此我深有感触。中国文学“走出去”，以前大多是政府主导的项目。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的汉学家慢慢进入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不过，他们多半是组织学生翻译后用作教材使用，上完这个课，书就被放在大学图书馆里束之高阁了，对市场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到今天就很不一样了，就像在国外的一些大书店里，300本余华的书一下子就卖完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一是因为现在在世界各国的中国人多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翻译成各国语言的中国文学作品已经慢慢进入了这些国家的读者中。就像今天在世界各国，任何人拿一本托尔斯泰的书读，别人都不会觉得惊讶。我希望有一天，世界各国的读者读余华、莫言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和他们读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文学是一样的。这套《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开了个好头，今后会越做越好。我想，这就是中国出版事业应该走的路。

高玉：大家回顾中国文学史，能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无论过去的作家，还是新进的作家，我们对其定位基本上是基于“中国视野”的，是把他放在中国文学的坐标系里进行比较的。这当然很好，但我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更应该有一种国际化、全球化的视野。就是说，我们更应该把中国作家放在世界文学史的坐标中来定位。

记得有一次我去韩国，在首尔最大的一家书店里找书。发现翻译成韩语的余华作品有11本，而翻译成韩语的卡夫卡的作品只有4本，这让我非常惊奇。我参加会议与韩国学者交流时，他们对余华作品的熟悉程度也让我惊讶，并且他们谈论余华的语气，就好像余华是一位韩国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一样，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今天我们强调“全球视野”下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王升远：以前中国文学“走出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从相对封闭的状态到开始融入世界时，过于强调自己的“不同”了，我们太过刻意地向世界展示自己想要展示的部分，我们和世界不是相互理解的，甚至是相互误解的。

然而，中国文学和世界并不是隔绝的，而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想要真正融入世界，就不必太过刻意地强调自己的不同，而应该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也是所有人的喜怒哀乐，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我看来，全球视野是中国文学和世界对话的最佳“接口”。我们的视野、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兼顾了不同的语言和思想文化背景，目的就是要提供不同的“接口”，让人感受到中国文学的特质，进而慢慢沉淀为一种“精气神”，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