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文字的穿透力，让人联想到他笔下地中海沿岸蒂巴萨夏日耀眼的阳光。那是一个用他毕生的写作不断对现实世界做出修正的大师。有谁敢像他一样说：小说的本质就在于永远纠正现实世界？

当鼠疫蓄足全力扑向奥兰城，人们为找回失去的幸福，挣扎着抵御瘟疫的奴役，200多页的《鼠疫》正好行进到三分之一，阿尔贝·加缪式的哲学像一支交响乐的主声部，开始通过叙述人呈现。这种显然已经糅合了个人生存经验的哲学，用一句话即可以陈述：存在就是反抗。加缪在1957年的受奖演说中，把这种反抗视作作家这一职业的伟大责任：不能迁就谎言和奴役，要为真相的呈现、为自由服务。做出这样的承诺是艰难的，因为人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使他很难履行这样的承诺——拒绝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撒谎。

小说中的主角之一朗贝尔，一直在做着个人化的斗争和反抗，他明言，这种斗争和反抗是为了个体的幸福。朗贝尔是一个记者，因为一次偶然被困在了奥兰，被迫和恋人分离。他一直有一种错觉，或者说心存幻想，以为在鼠疫面前自己仍是自由的，可以自行做出抉择，事实上他忽略了，当灾难的阴影笼罩住了一切，已不存在个人的命运，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

为了不让鼠疫的魔爪捉住，朗贝尔想尽了种种办法出城，当事实证明通过合法手段出城无望时他就另找出路。他甚至找到了一个秘密偷渡的地下组织。但一心想着要出城的朗贝尔在这里好像走入了一个迷宫，他像卡夫卡小说中的灰色人物一样永远接近不了目标。在和里厄医生的一次谈话中，他坦言自己不是个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是有我的理由”。朗贝尔在这里说的理由就是爱情，就是他的幸福。他把里厄他们的行动称作“为理想而死”的英雄主义行径，而他感兴趣的只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他和医生有一次关于人是不是一种概念的争论，他面红耳赤地反驳医生——“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很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我们不能再爱了，那么医生，让我们安心地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

这是朗贝尔的思想支撑，或者说是他的信仰。这也是朗贝尔式的反抗，它是内在的，个体化的，由一己推及万有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里厄式的反抗，实事求是，“同鼠疫做斗争的惟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当朗贝尔问及这个词的意思时，里厄医生说：“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里厄相信(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传达了加缪自己的声音)，梦幻随人而异，而共处的现实则是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东西，这个共处的现实就是灾难和恶的降临。在他的身上，加缪呈现了人类通过反抗实现自我拯救的可能。

当小说中人物面临选择时，加缪内心隐性的图像也一点点显露了。在《鼠疫》里，他让朗贝尔在追求个人幸福和承担他人不幸之间选择，这也是加缪自己内心信念的一次考验。里厄医生没有阻止朗贝尔用非常手段离开奥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坦白承认，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这正是加缪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的立场：承担是一种职责，追求个人的幸福同样无可非议。

作为一个一直在寻求象征的大师，大海出现在加缪笔下预示着一条救赎的道路，通向希望和阳光的那一条道路。在《局外人》里，默尔索和玛丽·卡多纳(她是小说中惟一的一个女性，是表明默尔索对外界态度的重要人物之一)之间的关系始于一个海滨浴场，在《鼠疫》中，也是一次海水浴使里厄医生和达鲁(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之间心心相印，建立起了信任和友谊。

这是这部沉闷的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章节之一。一个秋天的晚上，里厄和达鲁在一次长谈后穿过堆满了木桶和散发着鱼腥味的场地向防波堤走去，大海在他们前面不远处的巨大石基下轻声吼鸣，它像丝绒那样厚实，又像兽毛一样光滑，他们一动不动地浮在水上，面对着悬挂着月亮和布满星星的天空深深地呼吸。就在他们面对这幅漫无边际的夜景时，一种奇异的幸福感充满了全身，虽然这种幸福感让他们忘却周围的事物，也不能忘却世上的杀戮，但毕竟让这对朋友暂时地摆脱了这座鼠疫中的城市。当他们重新穿上衣服走上归途时，小说家这样描绘他们——“他们已成为一对同心同德的朋友，这天夜晚给他们留下了亲切的回忆”，接下来的一切，“又将重新开始了”。这是密不透风的叙述中少有的一处空白，笨重而又有力的叙事节奏中加进了小提琴般抒情的乐音。这小小的变奏使小说摆脱了叙事的沉闷，也丰富了小说本身，因为追求幸福与分担苦难之间的两难，一直是困扰加缪式主人公的一个伦理命题，加缪在这场海水浴中让这两难在一对朋友身上和谐起来，就像达鲁说的：“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受害者做斗争，不过，要是他因此就不再爱任何别的东西了，那么他进行斗争又是为了什么？”

小说进行到这里变成了一篇冗长的哲学讨论，朗贝尔的声音、里厄医生的声音和达鲁的声音交杂在一起，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各自所取的方向。这场两个页码的争论在快要结束时多个声部趋向一致，朗贝尔把自己放进了他所置身的人群里，在这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外地人，跟这座城里的人们跟这场突如其来降临的灾难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他留了下来，分担他人的不幸使他最终放弃了个体的幸福。他走进了他以前一直小心翼翼保持着距离的圣徒和英雄的行列。圣徒朗贝尔此后的工作是主管一个隔离病房的临时负责人。按理说里厄医生这时应该高兴才对，但朗贝尔的诘问——“你们自己不也做出了选择？你们不也放弃了幸福？”——却让他深深沉默了。他明白，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之舍弃自己的所爱的。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舍弃了所爱，当他投入救灾工作时，已很少想到在外地疗养的妻子。

追求个体的幸福，理所当然是道德的，分担他人的不幸更是高尚的行为，问题是，后者要以前者的牺牲为条件，那么两者之间择谁而事，才是真正的道德？人道主义者加缪在这本薄薄的小说里，把这个沉重的命题推到了我们这些当代读者面前。

而他一生的行动和写作，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在小说和其他叙事性作品中，加缪流露的个人的意愿，是努力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鄙薄为艺术而艺术，在他看来这是在推开现实的同时假装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灾难和恶，而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就要有勇气承认人之不幸并勇于去承担。

阿尔贝·加缪不同于19世纪文学养育的其他作家的地方，就在于他坚持的是一条更加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他走在这条道路上，还加进了自己的选择原则。他选择了大海、雨、阳光、欲望与死亡的斗争，因为那是把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的东西。在他创造的《局外人》《鼠疫》这些虚构世界里，他本可以让默尔索轻易地撒谎，让朗贝尔离开这座奥兰城去和妻子团聚，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让他们去承认，去担当，甚至付出代价。他是通过默尔索、里厄和朗贝尔的选择传达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在灾祸面前的选择。

用照片呈现一个人的一生是困难的，因为“一个生命是变化，怀疑，矛盾”。但加缪是真实的，他在“众人”之中，与“人数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他向我们呈现的神话……揭示了人类条件的深刻的真理，世界的美，人的痛苦、孤独和他们对生命的热爱”。本书收录了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珍藏的家庭照片、报纸影像、手稿等资料，记录了加缪从阿尔及利亚的贫穷少年，一步一步走上诺贝尔文学奖奖台，并最终以荒诞的方式告别人世的传奇一生；展现了阿尔贝·加缪作为小说家、剧作家、哲学家、记者，乃至丈夫和父亲的不同侧面。翻开影像集，我们能看到一个充满魅力的伟大人物，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他那些与我们别无二致的讥诮、狡黠、迷恋、惊喜、挣扎、愤怒……影像文字大都节选自加缪的作品，充满魅力的形象与闪耀思想之光的文字相互映衬，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加缪其人其作。

“在隆冬，我终于发现，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在当下、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我们阅读加缪，并从他的文字中感受这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