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短篇小说之王”美誉的刘庆邦写起长篇来也游刃有余，《家长》延续了他擅长的对乡村、煤矿与城市的书写，但在《家长》中，这三处空间有了某种巧妙的错位和融合。在求新求变甚至出奇制胜成为一种风尚的当下，刘庆邦依然秉持着传统、严肃的写实手法，关注的也并非多么先锋时髦的中国式家长与家庭教育问题。正是在这样看似平平无奇的题材与形式下，刘庆邦却意外开拓了新的艺术空间，并以一种社会学家的能力与姿态呈现了足够引发更多省思的样本与问题。

作为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专业作家，刘庆邦稳扎稳打，看似波澜不惊的情节之下贯穿着微妙却重要的时代线索。如农业户口与城镇户口转换、留守儿童、煤矿生产安全、计划生育、校园霸凌、教育风气、城乡婚俗等等，这些都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高速转型过程中乡村与城市面临的重要问题。当然，这种写法也并非刘庆邦独创，很多作家都有书写时代转型的雄心壮志乃至具体实践，《家长》的可贵正在于刘庆邦本人的弓马娴熟，他将宏大的时代问题与细致的日常生活完美融合，使得读者在精巧的细节中感受到时间无声的流淌，在无意识的时代变革中感受到岁月残忍的飞逝。从行文中作为背景的时代变动不难看出，正是何新成从三年级的小学生到高中辍学这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世界排名前几的超大型经济体；也是这十年时间里，无数农村户口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涌进城市；更是这十年时间里，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并逐步固化，新的城乡矛盾出现并越来越难以解决。转眼间，那个和妯娌一言不合就吵架的农村妇女成了城市里坐办公室八面玲珑的王主任；转眼间，那个因为没拿到三好学生奖状而闷闷不乐的少年满不在意地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白驹过隙之中，是回不去的乡野纯真和不受控制的时代浪潮。

刘庆邦关注的这个家庭其实并不十分典型，有个在煤矿当正式工人的丈夫并非那十年里城乡人口流动的普遍状况，更多的是身无长物的农民工和被花花世界引诱的男男女女。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典型，刘庆邦得以从农村轻松地链接到城市，得以进入到并不宽裕的普通城镇家庭内部，得以观察一个并非寒门也并非二代的普通少年和他的家长如何一步步从广阔的田野走向人生的绝境。从能不能评上三好学生到转学，成绩下降，上辅导班，早恋及至精神失常、辍学、结婚、生子，实际操控这一切的母亲王国慧所走的正是中国普通家长的必经之路。这是每个家庭都可能遭遇的故事，这是每个有孩子的母亲都可能做的噩梦。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刘庆邦选取了一个理想样本，以文学的“无用之用”与读者达成了一种“平民悲剧美学”的共鸣。那些高端大气的对苦难命运的挣扎抗争，那些被歌颂赞美的生命欲望的自然搏动，那些在情节发展中不断升华深化的性格与品质都以降格的“平民”形式展现，简化为一个个每天醒来需要用人民币和智商情商周旋处理、各个击破的家庭难题。从遥远的古希腊生发的悲剧的呐喊在这个小镇悄然落地，传承了多少个世纪的美学的震撼在这个家庭默默沉淀。刘庆邦举重若轻。毫无疑问，不论是寓日常生活于时代变迁的情节结构还是大场面小细节中的行文艺术，又或者是以这种平民生活抵达悲剧美学的匠心，刘庆邦在选择了理想样本之外，本人也做出了文学书写能力的样本性示范。

当然，刘庆邦的“样本”在选材与书写之外也牵涉了更为重要的话题，即他关注到了社会中一直被忽视的包括中年人、青少年在内的性需求与性心理问题。成年人何怀礼与妻子常年分居，在煤矿上“流黑汗”，他满足性需求和缓解性压力的方法是嫖娼，这其实也呼应了早先引起热议的“性工作者”职业是否应该合法化的问题。另一边，远在家乡侍奉老人照顾儿子的妻子却拒绝了优质男人通奸的邀请，这不只是有关贞洁的传统观念作祟，更关乎“我之是我”。王国慧将这一深奥的问题民间化，或者说刘庆邦将这一问题平民化，以此成功塑造王国慧的心性品质。然而，这一问题中更重要的是未成年人何新成，他作为“家长”关切的对象，历经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转变后，开始被性问题困扰，这种困扰却并未得到“家长”的正确对待最终引发惨剧。上一个关注这一问题的是“归来作家”张贤亮，这个劫波渡尽的老作家却以锐利的先锋目光觉察到了时代的脉搏，在《早恋》《早安，朋友》等作品中认真讨论了青少年对于恋爱和性的幻想、好奇、误解以及恐惧。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在当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甚至一度被禁，张贤亮于三十多年便提醒注意的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未曾得到任何改善。《家长》中精神崩溃的何新成多么像《早恋》中因为陷入性困惑不能自拔最终选择自杀的徐银花啊，历史惊人的相似带来的也是平民悲剧的相似。

今天，年轻的读者都认为“早恋”已经成为一个颇带时代感的过时名词，事实却是对“早恋”关涉问题的讨论远远落后，落后于青少年的成长速度，更落后于中国家庭亲子问题的恶化速度。当英美国家早已拍出SexEducation这样讲述高中生性困惑乃至混乱的性生活的影视剧作品，我们的家长依然在为孩子与异性多说了几句话会耽误学习这样的问题无端苦恼甚至横加干涉。必须承认的是，《家长》非常细致而真实地描绘出了当下中国式父母的现状，这也是为什么《小别离》《小欢喜》等影视剧作品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中国的家长太焦虑了，中国的亲子关系有太多问题了。从出生时的户口身份到学区房购买，从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考，中国的家长与孩子永远处于“父不知子，子不知父”的天然困境中，家长与孩子似乎是战争中对垒的双方，一边是基于“特殊国情”“人口问题”的苦口婆心的“为你好”，一边是“我是独立的个体”“我有选择的自由”的现代诉求，对战双方炮火发射的集中点恰恰在于恋爱与性。精神崩溃并最终杀死儿子的何新成当然是极为特殊的样本，却未尝不是这一问题泛滥前夕的警钟。中国一直以来有将性问题羞耻化的文化传统，但警钟正是要告诉所有人，基础教育本身缺乏性知识的普及与指引这一问题终将反噬整个社会与所有家庭。正午的阳光之下并非没有阴影，那些隐藏的黑暗终将吞没所谓的光明。在这样的意义上，刘庆邦承继先辈的传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警惕堪称表率。

成熟老练如刘庆邦，在何新成生理与心理都受到重创之后并未止步，而是以更为精彩的“用女人给他治病”“一切都完了”两章将小说推向高潮。这不只是“家长”一词的巅峰状态，也是青少年性心理问题解决方案偏至的极端。平民悲剧美学在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之外延伸出了新的悲剧形态，这是合成式的复杂，也是剥离式的单一，无法被定义，却也无法被忽略。问题也恰恰由此诞生，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平民悲剧美学，在功能性层面上如何能超越社会新闻与猎奇小说的层次成为一个真正的样本与问题，由此得到更为有效的关注和讨论？在审美性层面上，作为一个文学故事，如何在共鸣之外让读者感受到艺术与美，并真正从美学的角度去欣赏和感知？这当然是关涉到社会与文学双方更为深远复杂的难题，需要的不只是刘庆邦一个人的努力。毋庸置疑的是，《家长》选取的样本与引发的问题成就了刘庆邦写作的典范性，也在广而告之所有的同行乃至所有的家长，有些已经成为障碍与隐患的问题，是时候直面了；有些需要讨论和培养的审美习惯，是时候关注了。可以说，刘庆邦正是在这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双重维度上做出了难得的重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