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课堂上，文学史中的靳以留给我的印象就像文学词典的词条一样简明扼要：作家、编辑家、教授、左翼知识分子；《文学季刊》《收获》和他的《前夕》等。我最早知道靳以的名字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表姐的一堆书中翻到了一本陈旧的《收获》杂志，上面有巴金和靳以的字样。巴金和靳以是谁，我在乡下并不知道，后来读高中偷偷读到《家》才知道巴金是何等重要的作家。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写作《中国当代散文史》的过程中，细读了靳以的几本散文集，对他的生平、创作和文学活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向上追溯时，靳以作为知识分子在由现代而当代的道路也进入我考察的视角之中。那时，我粗略的印象是，靳以是一位值得我们留意的人物。

青年靳以

家人记忆中的靳以与友朋往事

靳以在我的内心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是我邂逅他的小女儿章小东和她的先生孔海立教授之后。好像是2008年，孔海立教授应季进教授之邀到我供职的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座，我和他们夫妇是在他讲座结束后寒暄的。在后来的细谈中，我才知道孔海立是孔罗荪先生的公子，章小东是靳以先生的女儿，两位都是文化名人的后代。孔罗荪和靳以是挚友，靳以去世时，小东才三岁多，靳以无法料到他和孔罗荪会成为儿女亲家。小东对父爱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她一直活在想象的父爱中。

我仿佛由海立和小东介绍认识了靳以先生和孔罗荪先生。我和海立、小东成为很好的朋友，我称小东大姐，知道小东的大姐叫章洁思。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靳以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之前，我先收到了张充和先生题签的《靳以影像》，随后又去上海参加靳以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终于有了一次正式缅怀和致敬靳以先生的机会。那段时间，我感觉靳以复活了，他戴着眼镜，从影像里走到我们中间。就是在那次纪念活动中，我见到了章洁思大姐，她坐在轮椅上，我感觉她的神态很像她的爸爸。我再次见到章洁思大姐，是在《收获》创刊60周年的座谈会上。那天是我主持座谈会，在许多作家发言之后，我请李小林老师讲话，她说她不讲了。我又走到章洁思大姐面前，她也说不发言。两位的低调让我对她们充满敬意。我从小东大姐那里知道，洁思大姐整理靳以日记书信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又过了两年，洁思大姐整理的《靳以日记书信集》终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现代作家文献整理的重要收获。

2010年6月，我在结束哈佛-燕京学术访问之前，专程到费城，在海立和小东家住了一周。小东大姐有非常好的厨艺，那些日子除了品尝她做的美食外，就是海阔天空谈文化人，说到很多有意义或者有趣的话题。萧红当年从武汉去重庆之前曾向孔罗荪告别，萧红和孔罗荪夫人是同一个中学的同学。靳以和张充和曾经彼此有好感，一起看过戏。靳以没有特别的爱好，他在1934年11月致英子的信中说，没有烟酒及一切的嗜好，只是在闲着的时节，有时到戏园子去听旧戏。张充和和左翼知识分子往来并不多，靳以可能是少数几位之一。1949年4月，靳以给已经去了美国的张充和写信，动员她回国：“看了你的信，大家都觉得你们还是回来的好。这个大场面你不来看也是可惜的。当初我就以为你的决定是失策的，可是没有能说，也不好说。看到你的兴致那么高。有机会还是回来吧。你答应过给‘黄裳’写的几个字也没有影子，得便写点寄来吧。我们都好，大家盼望你回来。”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靳以写给张充和的，言辞恳切坦率。靳以的政治立场清晰，但朋友圈没有受政治的影响，相反，他以朋友的真心实意召唤张充和回国。当小东在美国见到张充和，说自己是靳以的女儿时，张充和热泪盈眶，从此小东喊张充和“姨妈”。我在费城时，他们夫妇驱车，我们一起去耶鲁看张充和先生。我在之前的写张充和先生的两篇文章中，都曾记述见面的场景，在场的我确实感受到那种温暖的情谊。

读《靳以日记书信集》，是对文学史现场的一次重返和勘探，如章洁思所说，这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写照。《靳以日记书信集》分为三辑，收录《赴朝日记》《佛子岭日记》《入川日记》《东北旅行日记》和《访苏日记》，书信159封，序跋30篇。这是目前最为完备的靳以在小说、散文之外的“副文本”结集。这些日记、书信和序跋中，反映了靳以从1928年发表处女作开始后的文学活动、社会活动和亲友往来等细节，特别是靳以作为一个作家和编辑家由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思想、生活、创作和编辑等方面有了场景式的呈现。章洁思在整理、编辑这些日记、书信和序跋时，既融入身为女儿的感情，又显示了作为整理者在学术上的严谨。在谈到日记整理时，章洁思说：“由于年深日久，活页纸上有的笔迹已经洇开了，但我顺着父亲的笔迹跟着父亲的脚印进入他的生活，与他一起经历、感受、感叹、欢笑……觉得无比幸福。父亲的日记纯粹是写给他自己的，所以往往是字迹潦草，尤其是外文，不按规则省略，可是，正因为此，我更感亲切。我跟着父亲去了朝鲜，仿佛听到炮火的轰鸣。我跟着父亲去了佛子岭，与他一起欣喜地看到佛子岭的曙光。我跟着父亲回到我的出生地重庆夏坝，看到了我们曾经避过洪水的高院子马宗融先生的家。”本书附录中章洁思四篇相关文章有助于我们阅读和理解靳以的书信和日记，而她整理的《靳以年谱》简洁而详实，可以和日记、书信参照阅读。为了体现文献的真实性，章洁思整理的日记和靳以的日记手稿并列，又穿插了与日记相关的散文。章洁思对靳以的书信也做了必要的注释和考订。如果从上世纪90年代末收集书信开始算起，章洁思整理、编辑和出版《靳以日记书信集》几乎用了20年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与欢乐。这个过程是章洁思和他父亲的一次长久的对话。

《靳以日记书信集》章洁思整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靳以日记书信集》整理者章洁思

新生的喜悦，一代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感情传记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靳以日记书信集》。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本书视为靳以这一代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感情传记，特别是可以藉此考察靳以从现代到当代的思想历程，尤其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状态。我们可以看到，靳以完全融入了新社会新生活。他热情乐观地在现实中穿梭，和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新中国的建设抱有巨大的热情和长远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靳以是如何获得新生的。1959年5月底，靳以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6月10日，靳以写信告知刘白羽他入党的消息：“我的组织问题上月底支部开了两个半天会通过，今天我知道市委已经通过了，我知道你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立刻写信告诉你，并希望以后不断地帮助我教育我，让我更好地为党工作。并请转告周扬同志和荃麟同志，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靳以赴朝40天，在朝鲜战场上，他和“最可爱的人”一样经受如雨的炸弹；在佛子岭水库工地体验生活三个月，他告诉女儿佛子岭水库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他再次入川，重返重庆，他为重庆的新变欢欣鼓舞，预言重庆人民将和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共同奔向更幸福的境地；他到东北去，迎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的诞生；他率团访问苏联50天，生动而具体地认识中苏人民最深厚的友情。这些日记，都写出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生气和他生活在其中的幸福快乐。用今天的话说，靳以是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作家。

靳以未必懂多少政治，但他始终去理解政治，对政治怀有热情，这是靳以和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1954年10月，靳以重回重庆。他在给萧珊的信中说：“北碚我去过了，温泉很好，黄桷树也去了，旧居的地方都看到了，看到了以往的地方都在，而且我种过的那一方小土地也在，老马的高院子也在，而且都比从前好了，是一件高兴的事。”靳以说的他种过的那一方小土地在北碚的夏坝。1944年1月，靳以夫妇从桂林出发，经贵阳，于1月底到达重庆，重回复旦大学任教。此时他的夫人陶肃琼正怀着女儿南南(章洁思)，一路颠簸。值得留意的是，在这封信中，靳以从政治的变化解读了重庆城市的改变：“重庆的改变，表面是一些道路，更深入一些，是社会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改变。我不给你上政治课，其实政治就是人生，要活得好，活得像一个人，就是政治。”靳以的话是单纯和深刻的，政治确实改变社会改变人生。如果天假以年，靳以可能会觉得他自己并不懂政治，而政治也远远比他意识到的要复杂。郭小川1957年5月完成、11月改定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曾经被《收获》退稿，但如何被退稿，语焉不详。郭小川自己曾说，《一个和八个》先投给《人民文学》，迟迟未登；再投给《收获》，收到一封提出尖锐意见的退稿信。《靳以日记书信集》收录了这封退稿信的一部分，靳以代表《收获》写的这封信这样和郭小川解释：“……主要是因为这个主题很难掌握，发表出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很难说，从积极方面来说，作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可能要引起更多读者意见，尤其是会(有？)不良分子钻空子……”章洁思在这封信的后面加了整理附记：“这是在1958年的形势下。靳以在信的签名说，《收获》的一些编委巴金、周而复、孔罗荪、吴强、峻青、肖岱特地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了这部作品，决定还是不发表为好。靳以在信尾还希望过火速另外寄诗来，长诗组诗均可，表示‘我们迫切地等待着’。”虽然认为《一个和八个》关于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没有塑造好，但靳以和巴金对郭小川是诚恳的：“尤其在目前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发表是很不恰当的。不知道你对这些意见如何？巴金同志到北京开会，当面也会和你详谈的。”(1958年1月21日)

靳以日记手迹

一代编辑家的品格

用心办刊，诚心约稿，是靳以作为编辑家的一大特点。1956年靳以在出访苏联的途中给巴金写信谈《收获》的创刊：“刊物事在北京谈了一下，情况很好。回去就要做具体准备。”“在北京谈起时，他们的意见还是偏重你我二人合编，我想不会妨碍你的工作，也希望你同意。”这封信谈到的组稿情况是：老舍和曹禺的剧本、茅盾的长篇小说、萧克将军的长篇小说、荒煤的散文、丽尼的散文、卞之琳的小说、康濯和艾芜的小说、沈从文的游记等。靳以在信中说《收获》要继承并发扬《文学季刊》和《水星》的传统。1957年1月26日，靳以在给友人的信件中透露了创办《收获》的消息：“现在我正在筹备一个纯文学刊物(指《收获》——整理者按)，大约7月1日创刊，每期50万字，到底是月刊还是双月刊还没有觉得，主要看纸张和稿源。主要是等长篇中篇，长诗。总会的书记处又为我安排一个书记职务，可能要时常跑来跑去，自己创作的时间该更少了。”我们从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四处约稿。

1958年4月，他给在成都的沙汀写信说：“我们一直在等着你的小说，可是一直也没有来，连信也没有来。可是我们知道你在人民文学上将有小说，我们的心里很难过。希望你给我们写小说或散文，随时写好，随时寄来。请千万不要让我们等。”这样一种编辑家的品格，从巴金、靳以再到李小林、程永新一以贯之。

巴金和靳以的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从章洁思的序言中我们知道，整理靳以书信最初是巴金先生的建议，在获知罗荪先生患病遗失已经收集到的信件后，巴金复印了靳以写给长春一汽两位宣传干事的五封信，后来又复印了靳以写给他和萧珊的信件。正是巴金的期待和支持，章洁思重起炉灶，寻觅收集父亲的信件。自从靳以去世后，每逢遇到纪念日巴金总会提醒章洁思，问她、帮助她，或者给她出主意。我们从靳以给巴金的信中，会强烈感受到两人之间的情谊。1931年靳以和巴金相识，上一年巴金小说《爱的摧残》和靳以小说《变》发表在郑振铎编辑的《小说月报》上，从此有了近30年友情。1936年靳以和巴金等12人一起为鲁迅先生抬棺。1935年由北平寄往上海的信中，靳以谈到了曹禺的《雷雨》：“家宝雷雨等他考完就要他好好改一下，并望他做一篇有用处的序(关于上海及脚色等等的专门话)我想不成问题。此事大约月底可以办好。”同年给巴金的信提到有人批评巴金的译文：“张露薇在益世报上骂了一顿你的翻译(即指你在译文上发表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他的话说得极无根据，他说别人译得不通，实际是他的话说得极无理由。”1936年2月29日，靳以从天津到上海，行前给巴金去信：“到上海动身信，只写给你一人，所以盼你到站接我。”靳以期待他们俩在上海“先快活谈谈玩玩”。1957年7月11日，靳以给在北京的巴金回信：“来信收到了，这两天上海也大热，会也开得多……你在北京太忙了，望保重身体。‘收获丛书’事还望你负责，许多杂事我可以帮助你做。”

1952年春，靳以(右一)与巴金一家合影

父爱如海

我们也读到了靳以的父爱。1956年11月靳以访问苏联期间，章洁思得重病瘫痪。在快结束访问时，陶肃琼才告诉靳以女儿生病的消息。翻译柯爱华(俄文名克拉拉·克留齐柯娃)为此取消了靳以的一部分活动，陪同靳以去医院询问药物和治疗等。章洁思在很多年以后读到了父亲的访苏日记，在一叠小小的活页纸上，靳以写下了他获知女儿患病后的心情：“我心中非常难过，热泪盈眶。我也不愿意去参观，下午一人在家，想法子和上海通电话。”“晚十一时去参加作协的新年晚会，罗荪组缃也去了。因为兴趣不佳，索然寡味。”(1956年12月31日)“晨发琼和南南的信。昨天打电话的时候，忍不住哭了，可是肃琼以为我摔了一跤。”“下午没有出去。晚库里克夫妇来，我和罗荪等到了运动场，看孩子们的枞树节。看到活泼的孩子们，我又想起南南，心境极不快。”(1957年1月2日)1月5日，靳以记下了《访苏日记》的最后一条：“昨晚一夜难眠，闭上眼睛就梦见南南。”靳以回国后，给他访问苏联时翻译柯爱华写信，感谢柯爱华的帮助：“她吃了药，很有效。抽脊髓报告和病历过些天再寄去，现把简单情况写给你，请你立刻到医生那里去，告诉他，还希望再给一个月的药。”(1957年1月22日)关于女儿的病情，靳以列了七条之多。几个月后，女儿的病情有所缓解，靳以又致信柯爱华：“谢谢你对我女儿的关心，她早已能够看书写字，现在由人扶着，已经可以慢慢走路了。等她完全好了的时候，我让她去拍照，送给你一张。”(1957年5月14日)

1933年摄于北平，左起：萧乾、曹禺、沈从文、靳以

永远的纪念

正值盛年的靳以有太多的事要做，有太多的稿子要编，有太多的文章要写。1959年1月，他在给长春的朋友写信时说，他每天下午还到纺织厂，想写小说。他觉得生活真像大海一样，每天都在向前前行。但靳以的身体出现问题，夜晚头晕发作，治疗后没有完全复原。头晕好了，晚上又失眠，精神很差，信写少了，文章也少了。靳以在1959年6月告知刘白羽入党消息的信中附言中说：“我最近心力衰竭一次，搞得上气不接下气，到医院急救，住了十天才出来。对我说，这是一次警钟。”已经听到警钟响声的靳以，似乎没有在意。靳以是在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后抢救无效去世的。第一次发病是1959年6月初，第二次发病是10月24日深夜，急救后自感恢复正常，原本预备11月7日出院，但11月6日零时再发病辞世。11月7日，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日子，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据小东大姐说，靳以在病床上曾经按铃，但当时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还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之中。洁思大姐编的《靳以年谱》中没有记载这一细节，关于靳以生病住院和辞世有两段文字。其一是：“6月初，在清早参加人民公社集体劳动时，终因劳累过度，17岁就潜伏在体内的风湿性心脏病发作，致使他第一次心力衰竭。紧急送往华东医院抢救，住院十天。出院后，即忙于国庆十周年献礼丛书的通读工作。”其二是：“10月24日深夜又发病，吐血、心力衰竭，又送华东医院抢救。在这之前的13日、14日心脏病发作，曾经住进华东医院。11月6日零时发病，历时16分钟，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在靳以去世的上一个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幸福的日子》。也可以说，靳以是带着幸福离开人世的。在他去世的第二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作《热情的赞歌》。这两本集子的名称，或许是靳以在50年代生活和创作特征的一种揭示。

在靳以辞世60年后，《靳以日记书信集》出版，无疑是对靳以的缅怀，也是对靳以110周年诞辰的纪念。2018年12月，章洁思在为《靳以日记书信集》写序时说，昨天晚上她做梦，梦见巴金先生对她说：“明年是你爸爸诞辰110周年，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如果章洁思大姐再次梦见巴金先生，她一定会告诉先生说，《靳以日记书信集》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