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用文字，筑一座城

一

面对故宫，我总会涌起一种言说的冲动。宏伟的事物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无论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但故宫又太庞大，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那些密密实实、实实在在的岁月，最终变成了只言片语，甚至，连一个字也没留下。

在故宫，生命的参照系太大，一个人置身其中，就像宫殿里的一粒沙，不值一提。即使乾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坐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依然会感到茫然，也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这几个问题，内植于一个人的生命中，在浩大的宫殿里，更容易被唤醒。总之，作为一座建筑，故宫显然是太过庞大了。

故宫不只是用来住的，更是用来吓唬人的，如汉代丞相萧何所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以至于紫禁城肇建六百年后，每当我面对它，依然会感到胆战。这些建筑气势壮阔、复杂深邃。在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看来，对复杂与宏大的追求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阶段，以至于“现存的人类文化遗产都是复杂的”，而不是简约、低调的。因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阶段，只有复杂宏大的工程(比如中国的青铜器、长城、故宫)，才能显示出统治者的能力与力量，也才能有效地整合族群与国家。原研哉说：“如果中央君临天下的霸者没有具备强而有力的统率力的话，因着力量不足，将会被拥有更强力量的竞争者取而代之，也会被其他兵强马壮的集团所吸收。”而这些“超级工程”的出现，“就是为了让敌人看了心生畏惧感，于是如此豪壮、绚烂、甚至怪奇的样貌才会应运而生”。

二

故宫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它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升起来的那股言说冲动，每次都铩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其实《二十四史》有头，也有尾，但故宫没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物远达新石器时代，甚至比新石器时代还要早，像《红楼梦》里写的，“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故宫里藏过一部《二十四史》，那是《四库全书》中《史》部的一部分，而三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又只是故宫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故宫有墙，但故宫又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我们怎么说，都如瞎子摸象。因此，故宫所带来的那种话语冲动，带来的只有失语。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故宫面前，话语是那么无能为力。

站在故宫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面青蓝的天空，我总是在想，故宫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给出的所有定义，都不足以解释它的迷幻与神奇。在我看来，故宫是那么神奇的一个场域，是现实空间，却又带有神异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宫，或者命运交叉的城堡。因为它的内部，人影幢幢，魑魅交叠，有多少故事，在这个空间里发酵、交织、转向。故宫是不可测的——它的建筑空间是可测的，建筑学家早已完成了对它的测绘，它的神秘性却是不可测的，用深不可测、风云莫测来形容它，在我眼中都比用具体的数字描述它更贴切。它用一个可测的空间，容纳了太多不可测的事物，或许，这才是对故宫的真正定义。

简单说，故宫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围有城墙，在它的内部，有办公场所(三大殿、养心殿等)，有家属宿舍(东西六宫等)，有宗教设施(梵华楼等)，有水利工程(内金水河等)，有图书馆(昭仁殿等)，有学校(上书房等)，有医院(太医院等)，有工厂(造办处等)，有花园(御花园等)，除了没有市场，故宫几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但故宫里又是有市场的，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忠诚、信仰、仁义、道德，都可以标价出卖。这些交易在这座城里一刻也未停止，因此，在史书里，我常常听到各种叫卖声，这座城的内部成员，个个都是交易高手，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因此这座城，培养了许多商业奇才，比如万历皇帝，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兼财迷，为了挣钱，他下令停止民间采矿，所有矿产只能由皇家专营，皇帝因此成为这一垄断行业的最大老板，试图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他赚钱太多，没地方放，于是下令在养心殿后面挖了一个大大的银窖，把挣来的银子统统藏在自己的银窖里。关于万历银窖里的“存款”总额，历史学家说法不一。清代康熙皇帝说：“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指李自成)闻风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

从建筑形态来说，这座城里，宫殿楼台、亭阁轩馆、庭院街道一应俱全，因此它具有着一座城应有的物质形态。在这个物质空间里，也容纳着各色人等，包括皇帝、后妃、太监、文臣、武士、医生、老师(皇帝及皇子的讲官)、厨师、匠人等等，他们在各种建筑中生存和相遇，合纵连横，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故宫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三

2020年，故宫迎来建成六百周年，我自然不会沉默。我要写故宫，写故宫的十个甲子。只是故宫六百年，无论空间，还是时间，都过于庞大，这个题目把我吓住，我在心里盘桓了许多年，迟迟没有落笔。

2014年，冬日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写下了第一行字。像一个旅人，整理好了行装和心情，开始了远行。由于其中交叉着其他书的写作，使本书的写作变得断断续续、迟迟疑疑，到2016年，因为我策划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关系，才开始变成一项持续而稳定的工作。但它仍然是一部个人化的著作，与纪录片无关。唯有个人化，我才能将个人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一如北岛在散文集《城门开》的自序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

六百年的故宫，那么沉重。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为此，我找到我自己的方法。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不准备把它写成一部编年史，那样太容易成为一本流水账。我要寻找一种更亲切、更妥帖的叙事结构。经过一次次的尝试，我还是决定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这不仅因为我们对故宫的认识，首先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宫殿，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本书的讲述，也像所有走进故宫(紫禁城)的人一样，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全书共十九章，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宫(紫禁城)分割成许多个空间，然后，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

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最早是通过空间获得的。在周代，中国人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南西北，进而划分出四季：正午日影最长的为冬至日，最短的为夏至日，那么在这最长最短之间的中间值的两个日子就是春分与秋分。除此，中国人还通过观察星象(北斗星)来确认季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对应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中间日期，也就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其他节气的日子，也就可以推算出来。根据表杆和北斗星斗柄的指示，把一年分成四个季节、十二个月，又同样使用立表测影，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太和殿前的日晷，晷面上刻画着“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在平面上分出四隅(东南西北)、八天干、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根据晷针在十二地支的投影确认十二个时辰(二十四小时)。

古代中国人先有空间观，后有时间观。

时间产生于空间，空间就是时间。

故宫(紫禁城)是空间之城，同时也是时间之城。故宫的中轴线(从午门中心点到神武门中心点)是子午线，南为午，北为子，与夏至、冬至分别对应；而北京城的日坛与月坛的连线则刚好是卯酉线，与春分、秋分相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自河姆渡文化以至明清，这套时空一体的意识形态贯彻始终，数千年不曾走样，故宫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分别悬挂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三块匾，内容都取自《尚书》，分别是：“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皆象征着三大殿乃立表之位。

故宫的平面图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间系统里，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时间系统。故宫的历史、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它特有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展开。

四

我到底想写什么呢？我写了它的建筑，写了发生在它内部的一些事件，写了裹挟在这些事件中的权术、阴谋、党争、宫斗，写人性的撕裂、变异与挣扎。

应当承认，这些构成了中国历史中不堪的一面。但即使如此，在故宫，依然找得见日常生活，找得见最朴素的亲情与关爱，更找得见神圣的奉献与牺牲。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不仅是利己的，更是利他、利群的。或者说，唯有做到利他，才能实现利己。

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中的原因，须从文明的内部去找。毋庸置疑，在我们的世界里，有罪孽与堕落，但也有拯救与飞升，就像这辉煌浩大的故宫，无数次几乎被摧毁，又无数次地涅槃重生。中国人能穿越黑暗与血腥活到今天，中国历史没有中断在某一个黑暗的时刻，不是因为这黑暗太强大，而是因为我们文明中的正面价值比这黑暗更加强大，这些正面价值包括：隐忍、宽容、牺牲、仁爱，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道家所说的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等，几乎包含了我们文明正面价值的所有内涵。与充满经营算计的王朝政治相比，文化具有更强的整合力。

就此我们看到了两个故宫，一个是王朝政治意义上的故宫，另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故宫。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对王朝政治进行抨击，而对故宫的文化价值，我们不能不顶礼膜拜。紫禁城表面上是一座城，背后是一整套的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伟大，成就了这座城的伟大。一切的恩怨、宫斗都是速朽的，纵然像朱棣、乾隆这样的不世之君，也只是匆匆过客，只有故宫(紫禁城)，超越了个体，超越了王朝，得以永恒。

现在我来回答文章此前提出的问题：故宫是什么？我想说，它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万万千千的劳动者成就了它的美。它不是帝王的私产，更不是什么“逆产”，而是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故宫的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它的美，来自时间的孕育，来自万物的和谐，来自我们文明中真善美的赐予。每当有恶与丑的力量试图挟持这座城，这座城中都会自生出一种力量与之抗衡。在这样的博弈中，这座城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变得愈发硬朗和健康。

五

关于书名，出于慎重，我专门请教了郑欣淼先生，以及赵国英女士，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叫《紫禁城六百年》还是叫《故宫六百年》都没有问题，只是角度不同而已，紫禁城偏重于建筑，故宫则侧重于这座“旧宫殿”及后来的故宫博物院，它们的历史都是六百年。反复思量，我觉得用《故宫六百年》作书名更切合我的本意。

书写完了，书里的时间和现实中的时间，都来到了2020年。

合上书稿，我想起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过的一句话：

“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我愿意用这句话来自勉。

作家路遥也喜欢这句话，把它写进自己的创作手记《早晨从中午开始》。

写完《平凡的世界》，路遥把他的笔从窗子扔了出去。

我想他那时一定会轻松许多，像是告别了一次孤寂的长旅。

(作者：祝勇，系作家，纪录片导演，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