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人物无论是性格、人物关系还是成长史，都深深打上了花街的烙印，这也使叙事空间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勾连起中国社会城市化的现在时。作者在“回不去的故乡与留不下的他乡”问题上找到了折中的路径：去留成败皆英雄，此心安处是吾乡。离去与归来某种意义上并不构成成长问题的本质，作者呼唤的是一种面向现实、真正生活的努力。

徐则臣新作《北京西郊故事集》里的故事发生在新世纪初，其中，《六耳猕猴》《如果大雪封门》《摩洛哥王子》等9部短篇小说无一例外将目光聚焦于进城青年身上，延续了此前《跑步穿过中关村》《啊，北京》《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等作品构成的北京叙事谱系。只不过，这一次故事发生的空间更为具体和集中——北京西郊。围绕一座出租房，四位来自花街的年轻人开启了一段或悲或喜的“大都市生活”。

“我”(木鱼)因为神经衰弱辍学，来到北京帮办假证的姑父发小广告，在海淀的出租房里，结识了几位年龄相仿的老乡：热情正直的行健、开朗乐观的米箩、淳朴善良的宝来。他们昼伏夜出，但丝毫不妨碍和所有冲进北京的年轻人一样，“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而细察之下，这梦想似乎平庸得无可救药。但小说集表现的重点并没有放在“成功拜物教”对进城青年精神和肉体的侵蚀上，也没有表现他们为追求梦想奋斗的过程，而是试图探讨一种城与人的关系：像他们一样没有文凭、没有背景、没有技术、没有资本的普通青年，在城市中闯荡的意义何在？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在直接和间接经验中完成人生意义的找寻。

理查德·塞纳特如此定义城市的特点：“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stranger)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在徐则臣笔下的“北京西郊”，有梦想着用废旧零件组装出汽车的咸明亮、患有神经衰弱症的销售员冯年、毕业于音乐学院的流浪歌手王枫、被拐卖的小乞丐小花、本是乡村教师的餐馆服务员小叶、想看一场大雪的鸽子饲养员林慧聪、来寻找另一个自己的戴山川……对小说中的人物而言，正是相遇之后的再相遇，让他们得以在相似命运的人身上反观自身，寻找自我。

《成人礼》讲述了行健与小叶的交往。小叶告诉行健，自己本是一所学校的老师，曾和分到本地的一个北京大学生交往过，是他告诉自己“要多出去看看”。出来六七年后，小叶最终选择回家，她让行健明白了“出来难，回去更难”的道理，人总是逃避现实，回乡才真正需要勇气。行健也因此明白了：好好干，在北京扎下根来。《摩洛哥王子》中，流浪歌手王枫让“我们”看到了善良和信念的力量。怀才不遇的王枫在地铁中卖唱，却始终坚持着音乐梦想。搬到一起后，“我们”也都各自买了一件乐器，在羡慕他的音乐才华外，他的执著和善良更深深打动了“我们”，带动“我们”和他一起拯救被拐卖的小乞丐小花。《屋顶上》中，在目睹了宝来的事故后，“我”(木鱼)决心回去好好念书。《轮子是圆的》中，在大家面对遥不可及的空洞梦想只是嘲讽自己的信口雌黄时，咸明亮造车的梦想竟然成真。《如果大雪封门》中，林慧聪的梦想是看一场真正的大雪，他的单纯让“我们”不忍再打掉他赖以谋生的鸽子炖汤。而《兄弟》中的戴山川就更为直接，来北京，“我要找的就是另一个自己”。类似的故事使这部小说集有了一些成长小说的色彩，在北京西郊这个五方杂处的世界里，“自我”被重新发现、塑造、改写。

与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陈金芳(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执著的精神世界探索者张展(孙惠芬《寻找张展》)、把奋斗视作生命底色的阿信(彭扬《故事星球》)、用回归实现自我救赎的小六(鲁敏《奔月》)等人物不同，北京西郊故事里的青年形象耐人寻味，他们没有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人生，也没有那么高尚的精神救赎，他们是数量庞大的一类进城青年的代表，他们年纪轻轻、碌碌无为、随波逐流。但时代不会抛弃他们，他们终将成长。

由此，小说集试图在城市经历对进城青年的意义上给出新的思考：如果获取财富、实现跃升或成为城市人的梦想都落空后，曾经对故土的“背叛”应该被否定吗？我想，即使是被打成傻子的宝来，抑或是意外身亡的天岫，可能都并不后悔。

正如奥古斯特·恩德尔在《大城市之美》中所说：“因为这就是最不可思议的，尽管有丑陋的建筑，尽管有噪声，尽管有人们所指摘的一切，但大城市对想看到它的人来说依然是一个美丽和诗歌般的奇迹，是一个比任何作家讲述的都要多姿多彩、形象生动、变化多样的童话，是故乡，是一位每天都让孩子沐浴在前所未有的幸福的奢侈的母亲。”无论留下与否，当城市的光环剥离了绚丽外衣后，这段游历的过程也就无关成功与失败、屈辱与尊严、幸福与痛苦，一切经历都将成为青春的底色，进而在未知的岁月里沉沉浮浮、若隐若现。

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北京的城市形象也浮出水面，它不再是政治化、商业化、国际化的北京，而是打上鲜明作者色彩的“文学北京”。徐则臣说：“正如我一直在开辟的另一个文学根据地北京。我们都知道北京在哪儿，大概长什么样，我小说里的北京既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个北京，也是大家所陌生的北京。我在用文学的方式拓展和建造一个我自己的‘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出租房……这些我们熟悉的符号显示出徐则臣对一以贯之的特定空间的关注。

另一方面，小说集中呈现的“文学北京”显然是在与花街的对照关系中完成的，二者形成了一种“显—隐”关系，小说集中的人物无论是性格、人物关系还是成长史，都深深打上了花街的烙印，这也使叙事空间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勾连起中国社会城市化的现在时，并与前几年喧嚣热闹的“逃离北上广”讨论形成呼应。作者在“回不去的故乡与留不下的他乡”问题上找到了折中的路径：去留成败皆英雄，此心安处是吾乡。离去与归来某种意义上并不构成成长问题的本质，作者呼唤的是一种面向现实、真正生活的努力。

以城市文学的视角来反观《北京西郊故事集》，可以发现，小说中所探讨的问题在文学价值之外，也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无数农村和乡镇人口涌入大都市，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具体而微的个体，他们在城市中的命运沉浮不仅主宰着自身人生道路的方向，也在形塑着城市的外在形态与精神气质。显然，正是这一个个个体，让城市脉搏生生不息地跃动，而进城青年似水面下潜藏的冰山般决定着这跃动的幅度和力度。《北京西郊故事集》在某种意义上营造出文学与社会学之间耐人寻味的张力，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文坛近年来对城市文学的焦虑与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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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须插满头归

徐则臣

三年前搬到西北五环外，抬头看见百望山。名副其实的北京西郊，脚底下的这片土地，在十几年之前还叫龙背村。从这里坐地铁去单位，弯弯绕绕需要一个半小时。地铁也会坐累，下班回来，过了十号线的海淀黄庄站，我经常半路下车，哪一站都无所谓。出地铁站，就是广大的北京西郊。

2002年到北京，读书、写作、成家立业，从一间房子到另一间房子，搬了5次家，一直围着西郊打转。北京很大，但对我来说，北京只是这一块，我熟悉的也只有这一块。这里有我的亲人和师友，有我18年来安宁浩荡的生活。很多年前，这里的每一条街道、马路和胡同我都走过，每一座高楼、平房和四合院我也都看过。很多年前，你总能碰上一个背双肩包的年轻人像游魂一样在大街小巷穿行。

我在这里结识了五湖四海奔波而来的朋友，他们分属五行八作，怀揣看得见或秘不示人的本领。那时候都还年轻，英雄不问出处，一个眼神对上了，就啸聚街头巷尾，找个小馆子吃喝起来；因为不胜酒力，别人大碗喝酒，我只大块吃肉。就是在西郊这里，我遇到了这些故事中的宝来、行健、米萝、咸明亮、冯年、天岫、张大川、李小红、张小川、王枫、林慧聪、戴山川，也遇见了“我”自己，木鱼。

一晃十几年过去，歌楼听雨的少年年岁已长，壮年听雨者，鬓未星星人也星星了，皆客舟中四散而去。除了我，留下来的都算上，一桌牌局怕也难以凑齐。他们离开是必然的。看过这些小说的朋友问我：他们非得走吗？我说：非得走。不惟是京城米贵、居之不易，还因为他们在精神上扎不下来根。这个世界有多少条宽广的道路就有多少根绊脚的绳索，这个世界有多少种欢聚就有多少种离别。

在高谈阔论之间，在推杯换盏之间，在畅想未来和黯然神伤之间，我看见他们的道路慢慢变成绳索，我开始经历一个个欢聚之后的离别。我扳了指头数过，行健们，咸明亮们，冯年们，张大川们，王枫们，林慧聪、戴山川们，没有一个在西郊待得超过10年。10年后，剩下一个我。

我也没有扎下根，但我用了18年的时间替他们证明了一个问题：扎下根跟户口、编制、房产证、娶妻生子、家业兴旺没有必然关系。当然，一个现代人，是否一定得在故乡或者他乡扎下根，同样是个破费思量的问题。这些事说来话长，他日辟专章单表，此处只说他们。有朋友把集子翻阅一遍，看得泪目，问我：

他们只能失败吗？

我答：他们失败了吗？

我确实不认为这是失败，离开不过是战略转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人生无非如此。可以心无挂碍地来，为什么不能心无挂碍地走？

那么，从2010年到2017年，我花了8年的时间才讲完这9个故事，又是为了什么？简单地说，为了重新回到那一片我和朋友们曾经走街串巷的西郊之地。就像现在这样，经常半路下车，一个人去那里走走。幸亏这些年我一直在附近转悠，小的变化未必都能历历在目，大的动静多少还是看见了一些，否则，西郊的有些地方，贸然故地重游，真要找不着北。面目全非虽不至于，鸟枪换炮却是不可避免。小平房的屋顶不见了，废墟不见了，尘土飞扬的道路不见了，冬天弥漫的煤烟味不见了，小馆子、小摊点不见了，南腔北调少了，街巷里晃荡的人影少了，很多棵树也彻底消失了。从形式到内容，西郊正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单行道上一路狂奔，跑出了十几年前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

前两年，在同是以西郊为背景的小说《天上人间》的再版后记中，我写到一个朋友。他曾是《天上人间》里的一个人物原型。他说，搬家收拾行李，翻出了第一版《天上人间》，随手打开自己的故事，一直读到号啕大哭。哭累了，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鞋，那只光脚为了躲开地板砖的寒凉，一直踩在另一只脚上。他站着看完了那个故事。他说整个阅读如同不停地擦拭一面斑驳陆离的镜子，逐渐清晰地看见了自己。他跟一个年轻、茫然、勇猛、纠结的自己相遇了。他的痛哭并非来自某种得意、失落或者缅怀，仅仅是因为看见了一个被逐渐还原回去了的鲜活的自己，在遥远的8年前，如同一个奇迹。

这个朋友现在几乎可以是这本《故事集》中的任何一个人，包括作为作者的我自己。我和他一样，也在擦拭一面光影漫漶的镜子，期待与自己，还有那些曾经相聚西郊的朋友再次重逢；他用读，我用写。

那一段沸腾又喑哑的时光，时至今日，哪一种才是打开它的正确方式？头脑中突然冒出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中的一句诗，似有莫名的契合：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静夜高诵，献给所有在西郊相逢过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