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先生一生所用笔名之多、寓意之深，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可谓独树一帜。正如许广平所言，“作者幻化许多名字，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对于将来从事文学的人们，或者不无裨益罢。（《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后，对鲁迅笔名的整理与研究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7年，由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印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就对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进行过整理。自1975年起，鲁迅研究专家李允经陆续对鲁迅先生的笔名展开细致的梳理与释读，后结集《鲁迅笔名索解》一书，并多次再版，是鲁迅笔名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鲁迅先生不同文章下笔名的差异在过往研究中不受重视，但为人为学，往往“识小”才能“见大”。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我们选择李允经《鲁迅笔名索解》一书自序发布，与读者一同回顾鲁迅先生笔名中所体现的思想与精神。

除李允经《鲁迅笔名索解》外，编辑过程中还受益于鲁迅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等资料，特此致谢。

——编者按

以上十种二十五方印谱，皆为鲁迅生前使用过的印章印制，原件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

1937年鲁迅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中，从幼名、学名、号、家庭称呼、笔名等几个方面对鲁迅先生的称谓进行了整理。

鲁迅笔名一览

（以使用时间先后为序）

1898年：戛剑生

1902年：树人

1903年：庚辰、自树、索子、索士

1907年：令飞、迅行

1910年：树

1912年：黄棘、周豫才

1913年：周树

1918年：鲁迅、唐俟、俟、迅、神飞、庚言

1921年：风声、尊古、巴人

1922年：某生者、小孩子

1923年：雪之

1924年：敖者、宴之敖者、俟堂、“……即鲁迅”

1925年：L.S.、冥昭、卂、杜斐

1927年：楮冠、楮冠病叟、华约瑟、中拉

1928年：葛何德、封余、许霞

1929年：EL ELEF、许遐

1930年：L 、隋洛文、洛文

1931年：令斐、豫才豫、唐丰瑜、冬华、长庚、宴敖、乐贲、它音、佩韦、阿二、丰瑜、明瑟、不堂、

1932年：白舌、遐观

1933年：何家干、罗怃、动轩、周动轩、飞、干、何干、孺牛、丁萌、游光、丰之余、苇索、旅隼、越客、桃椎、虞明、斡、家干、苟继、史癖、尤刚、符灵、余铭、元艮、子明、白在宣、敬一尊 一尊

1934年：张承禄、赵令仪、倪朔尔、栾廷石、张禄如、邓当世、宓子章、翁隼、孟弧、韦士繇 士繇、黄凯音、崇巽、常庚、燕客、白道、梦文、曼雪、公汗、董季荷、霍冲、杜德机、莫朕、中头、史贲、康伯度、朔尔、焉于、茹纯、华圉、越侨、张沛、仲度、直、苗挺、及锋、隼、直入、乐雯、阿法、且介

1935年：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

1936年：齐物论、乐文、周玉才、晓角

附一：鲁迅笔名别册

纂述者、编纂者、译者、编辑者、旅沪一记者、编者、旅沪记者、记者、奔流社同人、朝花社、朝花社同人、上海三闲书屋、铁木艺术社、译文社同人

附二：鲁迅的幼名、别号和家庭称呼

樟寿、阿张、豫山、长庚、长根、戎马书生、唐元期、元期、周裕斋、老大、大先生

鲁迅一生取用了140多个笔名。他的每一个笔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过：“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许广平同志曾回忆说：他“每每在写完短评之后，靠在藤躺椅休息的时候，就在那里考量。想妥了，自己觉得有点满意，就会对就近的人谈一下，普通一些，写出也就算了”（《欣慰的纪念》）。由此可见，鲁迅对于笔名，与对待一切战斗一样，态度是极其严肃的。正因为这样，鲁迅的笔名便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他的思想和战斗，是我们研究鲁迅不应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

鲁迅的笔名，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记录了他思想变迁的历程，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韧性战斗的精神和灵活巧妙的战斗艺术。

我们试将他的笔名分做三个阶段来加以分析和考察。

第一个阶段是1898至1917年。其间，鲁迅所取用的笔名共12个。

这一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发生，我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统治集团的卖国，已经把中华民族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祖国山河破碎，人民身受苦难。另一方面是先进的中国人，正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论人民民主专政》）应当说，鲁迅也曾经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员。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就毅然抛弃了“读书应试”的所谓“正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南京求学时，他如饥似渴地拜读《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影响，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的社会发展观。1902年，他去日本留学，为国为民去学医，后又为国为民弃医就文。其时他胸中燃烧着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怀着希望，既愿艰苦探索，更想展翅翱翔。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进化论发展观的结合，正是青年鲁迅思想的主潮。

鲁迅这一时期的笔名，鲜明地反映着他当时的思想，多含有希望、自励、奋飞和探索的意义。“戛剑生”是使用最早的笔名，这是因为他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影响，感到有希望，要拔剑战斗。“庚辰”，在传说中是一个造福于中国人民的形象，取作笔名，正表现了他以身许国的爱国热忱。“索子”、“索士”，是说自己是一个探索的人。探索什么呢？无非是要从危机四伏的险恶环境中探求一条拯救祖国的道路，寻求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至于“迅行”、“令飞”等笔名，更是勉励自己要迅速前进，展翅奋飞。

1909年，鲁迅回到祖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这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曾一度在鲁迅的心中，唤起了光明奋发的感情。1912年1月，他的《〈越铎〉出世辞》一文，曾以“黄棘”署名。这笔名是以棘为策，驱马迅行的意思，它透露出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欢迎和热望。他在文中号召：“天下兴亡，庶人有责”，要大家“同力合作，为华土谋”。（《〈越铎〉出世辞》）

但是，鲁迅和那些拼命向西方学习的“新派”人物也有不同，这就是他从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便对所谓“新学”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失望。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自选集•自序》）他对资本主义是否可以救中国开始了怀疑，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深感失望。这种怀疑和失望好不好呢？很好。这是鲁迅比那些“新派”人物高明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他便收起了琴瑟，停止了呐喊，也再没有取用新的笔名。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的时候，以崭新的姿态，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鲁迅取用笔名的第二个阶段，是1918至1926年。新用的笔名共20个。

这一时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和中国革命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文化战线上，对于维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封建旧文化，展开了空前未有的大批判，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文化运动，其锋芒所向，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极大地动摇了反动统治的思想政治基础。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刻，鲁迅立即从失望中抬起头来，欢呼这“新世纪的曙光”。他一扫先前的沉默起而呐喊，一改先前的颓唐奋起战斗。“鲁迅”，就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并在后来使用最多的笔名。以“鲁迅”落名、发表的译作，有500篇以上。为什么取名“鲁迅”呢？是因为“母亲姓鲁”，又“承迅行而来”。（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样，“鲁迅就是姓鲁名迅”（鲁迅：1921年9月5日《致宫竹心》），有别于一般的别号和笔名了。鲁迅突破男尊女卑的传统，破天荒地使用母亲的姓氏，反映了他反封建的思想。他要迅猛奋起，迅急为文，向着旧势力、旧文化开炮猛攻。1918年，鲁迅又以“唐俟”为笔名发表了新诗《梦》等作品。“唐俟”，是中国盼望着光明的前途之意。这两个笔名，同鲁迅早年的笔名一样，都含有希望、自励的意思；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所包涵的内容又当不同。鲁迅年轻时，曾做过拯救祖国的“好梦”，结果是梦幻的破灭。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待到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已成为可以实现的理想了。虽然怎样实现这理想，鲁迅当时还不十分明确，但他却已经自觉地遵奉着“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而挥笔战斗了。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空前旺盛，时时有奋飞之情（“神飞”）；他决心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巴人”取“下里巴人”之意），发反帝反封建之声，树革命前进之风（“风声”）；他指出，尽管反动统治阶级“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冥昭”），也决不可能使他们的统治“万年有道之长”。（《春末闲谈》）

第三个阶段是1927至1936年。这十年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十年，也是鲁迅反文化“围剿”，英勇战斗的十年。为了冲破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的罗网，争取战斗篇章的发表，鲁迅不得不使用大量的笔名。这一时期所用的笔名多达100以上，含义也极为丰富和深刻，并且更侧重于讽刺和战斗。

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鲁迅的许多笔名集中地反映出他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高贵品质和宝贵性格。他“佩韦”（韦，系柔韧的牛皮）而战，以“苇索”打鬼，用“桃椎”驱邪却敌。敌人把他的杂文，视为蛇蝎，他就偏要以“它音”（意即毒蛇之音）同他们不断纠缠。“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推行反共卖国政策更加疯狂，鲁迅就给以无情的揭露，勇猛的抨击。他以“明瑟”（意即用语鲜明，直抒胸臆）为笔名，写下了《“友邦惊诧”论》，对国民党及其“友邦”痛加鞭苔。为针砭国民党卖国的外交政策，他又取笔名“白舌”，意在指明他们的所谓外交无非是白费唇舌，骗取舆论。在国难声中，国民党不去抗日，却恬不知耻地叫喊“建国”，鲁迅立即以“遐观”署名，写下了《水灾即“建国”》一文，揭露了反动派的虚伪。虽系远看（“遐”，远也），却一眼看透了本质。1933年初，他应友人之约，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由于“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用”，便题了“何家干”和“干”为笔名。以“何家干”和“干”发表的二十多篇杂文，集中地揭露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它犹似利刃尖刀，把蒋家王朝搅得天翻地覆。鲁迅预料到，这些杂文将使敌人恼怒，甚至要追查“这是谁干的”！于是，他就主动向敌人挑战，把他们老羞成怒、色厉内荏的狰狞面目，展现在读者眼前。鲁迅是无畏的，敌人越凶残，他越要战斗下去。“管他冬夏和春秋”，干下去，干到底！于是，“干”就成了他英勇战斗、不畏强暴的又一个笔名。这年5月，他的杂文不能继续发表了，“何家干”这笔名也不能再用了。他就变换新的笔名，继续战斗。他又说：“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准风月谈•前记》）在文网密布、鬼蜮横行的旧中国，鲁迅署真名不行，署假名也不行，他悲愤地说：“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然而，鲁迅是韧战的楷模。他又“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花边文学•序言》）1933年，他新用的笔名是28个，到1934年，竟达到了41个之多。即使这样，他的许多文章还是遭到了检查官的删除，《病后杂谈》一文，竟被砍掉了“五分之四”。鲁迅多次把这种处境，比作是“带着锁链在跳舞”。（1935年4月9日《致增田涉》）他决绝地说：“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章。”（1934年12月25日《致赵家璧》）又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1933年6月25日《致山本初枝》）

在对国民党抨击、讽刺的同时，鲁迅另有一类笔名，足以帮助读者认识他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险恶，时代是何其黑暗！鲁迅被剥夺了出国访问的自由，他就以“华圉”作笔名以示抗议。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他，又让他失去回访故乡之自由，于是有“越客”、“越侨”等笔名的采用。有时，他思念居住、战斗过十五年之久的北京，便又有“燕客”之名的出现。国民党多次把他的名字列入特务暗杀的黑名单，他就自比张禄（战国时期魏国范睢受迫害后之化名），取笔名“张承禄”、“张禄如”，以示控诉。所有这些笔名，饱含着鲁迅对反动统治者的仇视，也使我们认识到作为左翼文艺旗手的鲁迅，正是反动派追逐、侦察和迫害的主要目标。

对于人民，鲁迅充满了深沉的爱。他认为文艺应当属于人民，他自己也属于“杭育杭育”派，故有谐音的笔名“康郁”产生。他全心全意地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孺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在晚年，也不乏表示希望、奋飞、自勉的笔名。他以“隼”（疾飞之鸟）、“翁隼”（老健的鹰）、“旅隼”（游击的鹰）自况。这些笔名正是“令飞”“神飞”等笔名的新发展。面对黑暗，他坚定地表示要继续战斗（“荀继”），对旧势力、旧思想要及锋而试（“及锋”），单刀直入（“直入”），而且要精力充沛（“张沛”）地搏斗下去。他切盼无产阶级的文艺新苗茁壮挺拔（“苗挺”），坚信新中国一定会诞生，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并为之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晓角”）。真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

鲁迅的笔名数量很大，他取用笔名的方式方法又多种多样，灵活多变。有的表心愿，有的表讽刺，有的表反击，有的表战斗，有的表揭露；有些是幼名的衍变，有些是古典的脱化，有时又将敌人或论敌对他的攻击言词稍加变化用作笔名；有些是汉字的谐音，有些是外文的采用；有的笔名与文章的内容紧紧相连，有的又与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不能分离。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准确地认识和解释这些笔名呢？这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鲁迅说过这样一段话：“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这里讲的是对于文章和文学作品的分析评论，但它却同样适用于鲁迅笔名的研究。这是因为鲁迅的笔名，是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是同他本人的思想和战斗不可分离的，是同他的杂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紧紧相连，甚至是溶为一体的。因此，要正确地而不是牵强附会地解释鲁迅的笔名，就应当严格遵循鲁迅所提出的三顾及（即顾及全篇、全人和社会状态）的原则。

鲁迅的许多笔名，前人已有解释。这些解释，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少数未必妥当。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多（约三四十个）的笔名还得不到解释。每当遇到难以解释的笔名，人们便说：这个笔名是“取其通俗”，那个笔名是为“掩过检查官耳目”，仿佛再没有什么探索的必要了。其实也未必是如此。

为什么有的笔名解释错了，有的笔名又一时得不到解释呢？是因为没有全面地运用“三顾及”的原则，尤其是忽视了“顾及全篇”。

例如：对于“不堂”这个笔名，过去许多人都解释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这是因为在30年代资产阶级文人曾经攻击杂文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这种解释顾及了社会状态，然而却忽视了“顾及全篇”。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鲁迅以“不堂”为笔名发表的那篇《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就会发现把“不堂”解释为“不登大雅之堂”是片面的，而准确的解释应当是：那些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并不是真正的“堂•吉诃德”。

又例如：对于“阿法”这个笔名，过去多认为是“取其通俗”，便不再深究。但如果认真阅读一下鲁迅以这个笔名发表的《骂杀与捧杀》一文，就会发现它的含义无疑是说：阿谀奉承是一种杀人的方法。鲁迅把他在长期斗争中总结的这一宝贵经验，不仅写在杂文里，也熔铸在笔名中，他的这篇杂文的思想内容和这一笔名深刻寓意已经溶为一体，我们是不应当忽视的。

鲁迅有些笔名只发表过一篇文章，有的则用在许多篇。对于某些难以解释的笔名，似应着重研究用这个笔名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当然有时也要综合考察各篇），来探求其含义。笔者对于不少笔名的索解是朝着这个方面努力的，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前面提及的“不堂”、“阿法”便是这样，此外如“雪之”、“冥昭”、“华约瑟”、“冬华”、“白舌”、“遐观”、“宓子章”、“梦文”、“曼雪”、“姜珂”等也是如此。自然，有些解释，恐怕也难免失之于牵强，之所以不揣冒昧地把它写了出来，是含有抛己之砖，引他人之玉的意思的。

当我们对于鲁迅笔名的含义有了较为准确的理解之后，又会反过来加深对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杂文的认识和理解。正如许广平同志所说：“我们要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潮，某一时代的文学背景，和产生这文学的关系，研究这特殊的，作者幻化许多名字，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对于将来从事文学的人们，或者不无裨益罢。”（《欣慰的纪念》）

1977年1月14日草成

1979年2月14日改写

2006年3月5日整理

（上文为李允经《鲁迅笔名索解》自序，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