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生前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人担心藏品难以征集,巴老颇有信心地说:有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半边江山。如此可见唐弢的分量。唐弢曾有诗云:“我自书生甘白袷,人生不尽沧桑感。”如此书生般作家,文坛还会有几何?

一、邮局里的进步“文青”

唐弢(1913年3月—1992年1月)原名唐端毅,字越臣,生于浙江省镇海县古唐村的一个农户家。双亲目不识丁,但父亲坚持借债让他读书,又让他跟同村的人到上海去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十三岁考入华童公学,勉强读到初中二年级,因父亲患病,他被迫辍学,早早挑起养家重担。正巧得悉上海邮局招人,他应考被录取为投递组拣信生。十六岁的他,在上海开始了人生新篇章。

唐弢先生

他做信件分拣工作,一般作业时间是在傍晚至第二天凌晨一点左右,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他,完工后去宿舍睡一觉,第二天白天,他就去四川路桥邮局附近的图书馆待一整天,如东方图书馆、申报量才流通图书馆、市商会图书馆,去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邮务工会图书馆。可见他年少志坚,求知欲之强。

抗战中,在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邮政分会里,地下党办了一份进步刊物《驿火》,报头是一排绿色大雁,唐弢受命以笔名“马前卒”写了一首《献诗》作为发刊辞,以鼓舞邮工们,最后两句写道:“在激荡的风雨中宵/驿站上的火把又亮起来了!”他的诗文很受邮局员工喜爱。此时,他在邮局内已小有名气,是积极要求上进的有为青年,也是名副其实的“文青”了。

在投递组工作了十多年,唐弢工作出色,被调到邮政公众服务组,专职从事对外联络与公关工作,这发挥了他的秀才作用。唐弢就在《文汇报》《大公报》上,先后开辟了“邮政问答”“邮政常识”等专栏,撰写“星期论文”,夹带宣传要和平、反内战的道理。

二、第一部杂文集

唐弢是著名杂文家,他的写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杂文上。1936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杂文专著《推背集》。鲁迅先生曾两次在信中谈及此书如何出版,并帮他联系出版界朋友。最后,在鲁迅、陈望道的帮助下,该书得以顺利出版。

在邮局工作的业余时间,唐弢最喜欢阅读的是《申报》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副刊,他最早投稿的也是这个副刊,写的多是杂文。所以,在《推背集》的《前记》中,他第一句话就是:“这里是我的七十几篇杂文。我开始想写文章,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那时候我挣扎在生活的重担下,常常想找一个排遣的方法,孤身寄寓,可与闲谈的人少,所以就翻翻《申报》,也看看里面的《自由谈》。这样就有了投稿的念头。”

《推背集》

那时,年小的唐弢独自在上海打工,寂寞可想而知。父亲因病早殁,留下了四百元债务。加上母亲心急如焚,右眼也病瞎了。亲人疏远,债主威逼,家里的每次来信,都让他感到有“一万支箭一齐射向我这颗年青的心”。他无法摆脱孤寂,寄寓在远房亲戚开设的三阳南货店搁楼里,看着窗外,雨水滴滴,千愁万绪袭上心头,在不停的雨声中,想着家里的往事,他不由自主地提起笔,写下了《故乡的雨》,署名唐弢,投寄《申报》,过了没几天,文章居然在《自由谈》登出来了。这是他用“唐弢”第一次正式发表的文章。

《唐弢杂文选》

《推背集》共分五辑,“老话”六十一篇,“说实话”七篇,“物喻”六篇,“乡音”十篇,“读书记”一篇,总计应该八十五篇。其实这应该是一部杂文和散文的合集,“乡音”一辑,均是散文。此书甫出,文学评论家孔罗荪就写了《读〈推背集〉》一文,刊在《北平新报》副刊上,文中说:“它不但为某些人物画了像,某些事件作了记录,而且也为某一个时代画了一个轮廓,指出了里面的鬼祟、丑恶、腐败,黑暗和光明”。《立报》副刊发表了周楞伽(苗埒)的评论:“如若说小品文是投枪而不是小摆设,则这个集子就是充分发挥了投枪的作用”。

《可爱的时代》

《推背集》之后,唐弢陆续出版了《海天集》《投影集》《短长书》《劳薪集》《识小录》等杂文集,及至新中国成立,他依然执著于杂文的创作,先后出版《上海新语》《可爱的时代》等,在读者中赢得了杂文家的称誉。

三、与鲁迅先生的交往

说到杂文,不能不说的是唐弢与鲁迅先生的交往。有人称他是“鲁门弟子”,他回答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过鲁迅先生讲课,没有资格充当他的学生,虽然曾经向他请教,他也的确指导过我。”如此看来,应该称唐弢为鲁迅的“私淑弟子”较为合适。

早年,唐弢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读到鲁迅先生的杂文,就很喜欢,买来鲁迅的《二心集》,看多了,自己也跃跃欲试,1933年开始向《自由谈》投稿。半年后的1934年1月,《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古益轩菜馆”,请作者们吃饭,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林语堂、胡风等,也请了唐弢,这是他与鲁迅第一次见面。一番互通姓名后,鲁迅笑着对他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当年杂文的风格像鲁迅的,除了唐弢,还有一个徐懋庸。因鲁迅用过“唐俟”的笔名,所以唐弢的不少文章被误认为是鲁迅的,似乎“嗅到了一点异端气,大排哈儿阵,表面上是围剿我的,骨子里却暗暗地指着鲁迅先生”(唐弢语)。这也让唐弢爆得大名,以后的投稿命中率也大大提高了。那晚与鲁迅的初次见面,“先生的亲切笑容,简短有力的语气,时时在我的耳边浮动,不易于忘却”。

唐弢主编《丽芒湖上》创刊号

鲁迅一生,总计给唐弢写过九封信。第一次是在1934年7月,唐弢有次路过内山书店,见有不少日文版马克思主义的书,想学日语便于阅读,就写信给鲁迅,鲁迅逐条回答来信所问:“社会科学书,我是不看中国译本的。但日文的学习书,过几天可以往内山书店去问来,再通知,这几天因为伤风发热,躺在家里。除德国外,肯介绍别国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倘要研究苏俄文学,总要懂俄文才好。自修的方法,很容易随便放下,不如进夜校之类的稳当”。回信的那几天,鲁迅因午睡受凉,头痛发烧,到日本医生须滕诊所去看了病,还给一个青年看了四篇稿子,三篇转给《申报》,一篇转给《中华日报》,都附了给副刊编辑的推荐信。如此劳累,他自己得到的报酬是“肋痛颇烈”。鲁迅信上说的事,他都一一照办,信中提到的学习书目,身体稍愈后,他就去内山书店取来,书目上有鲁迅请内山先生推荐的书,都加了红色箭头,共有九种,鲁迅又在四种加了圈,即《汉译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改订日本语教科书》《中日对译速修日语读本》《现代日语》(上卷),其他五种,鲁迅认为可以“缓买”或“不买”。鲁迅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但唐弢心里明白呀,这是鲁迅体谅年轻人的经济实际,一下子买不起这么多书哪!

之后,唐弢参与了《鲁迅全集》(1938年版)的校勘工作,发现还有不少鲁迅的文章没有编入全集,就把更多时间花在寻找集外遗文上,先后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于1946年和1952年出版,共集得鲁迅逸文162篇,总字数达七、八十万之多,可谓功德无量。

唐弢先后撰写了许多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文章,结集的有《向鲁迅学习》《鲁迅在文学战线上》《鲁迅——文化新军的旗手》《鲁迅的美学思想》等,不愧为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专家。他在1959年调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主要精力放在现代文学和鲁迅文学研究上。他有两大心愿,一是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此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为此,他足足准备了大半生,搜罗的现代文学史料及相关书籍可称包罗齐全,是我国新文学版本收藏最为丰富的个人,堪称“现代文学藏书第一人”。他从1945年在《万象》发表关于书的随笔,这种书话体形式的写作,他虽不是第一个,但却是以此命名栏目和出版书名为《书话》的第一人。二是撰写一部较为完整的《鲁迅传》,为此,他也做了热身,先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为少儿出版了两部《鲁迅先生的故事》。在唐弢心目中,他要写的《鲁迅传》:“希望不是写一部中国现代史,中间嵌入一个鲁迅,而是写鲁迅的一生,通过鲁迅的道路反映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可是,终因事务冗杂,创作超负,晚年更是心力交瘁,无法完成自己的宿愿,留下一部残稿及一大堆史料。十卷本《唐弢文集》中的《鲁迅研究卷》(上下册),《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只登了残稿,是前面的十一个章节,才写到辛亥革命时期鲁迅在日学医。一代学者,壮志末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