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件雅事,也是一件平常事,在好书之人那里,读书与穿衣吃饭等同,皆是人生不可或缺之务。历史上不同的人读书有不同的特点,有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洒脱,亦有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的谨严。近代的中国学人里,颇不乏读书种子,黄侃就是其中翘楚。

 黄侃字季刚,在音韵、训诂、文字和词章之学上皆可称一代宗师,他性格的狂放,在近代学林掌故中很有名声,时人即有“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之评。若抛开掌故八卦,走入黄侃的日常生活中去,大可发现其人读书精勤严恪,极为用功。他书香世界中所展现的读书旨趣与方法,上承传统,下开新风,在世界读书日之际重温,可为今人读书作借鉴。

黄侃49岁照相

 读书应“择要”

黄侃是个天分很高的人,他四岁时跟从江瀚学习,据说“初授《论语》,每次才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诵”。他曾随父亲游览成都的武侯祠,马上能记下祠壁内悬挂的楹联,在父亲指点下读经,他亦能日读千言,被称作“圣童”。在二十五岁左右,他的学问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章太炎在是年曾称他所收弟子中,有成就可言的唯有三人,一是黄侃,二是钱玄同,三是朱希祖。在这三人里,黄侃与钱玄同都精通小学,而黄侃尤为擅长音韵、文辞之学。从黄侃《国故论衡赞》《在日本移汉学社书》等作品中,也能看到此时黄侃学问的旨趣与规模。

1912年,章太炎与马良、梁启超等人发起“函夏考文苑”,囊括了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而二十七岁的黄侃即以小学、文辞列名其中,可见时人对他学问的肯定。至二十八岁时,黄侃已提出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说,并开始撰写《音略》,前者是音韵学上划时代的创见,而后者亦是黄侃音韵学说的重要著作;次年9月,黄侃即应聘执掌北京大学教席,主讲文字、词章之学以及中国文学史。由这样的进境来看,黄侃确实天赋过人。

但黄侃之所以年纪轻轻即有如此学问,并不完全因为天分高,也在于他读书善于挑选,把握经典。在读书上,他主张“博而能约”,以精读数部经典作为自己的治学之基。黄侃曾有语云:“博览旁征,必先有其基。”他用功最深的几部书,是十三经、《说文解字》《广韵》《昭明文选》《汉书》和《新唐书》。在日记中,他曾自述云:

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

对这几部书,他反复圈点涵泳,其中《说文》《广韵》和《尔雅》是他阅读最勤的书,圈点“殆不能计遍数”,他的学问亦正是以这三部书所代表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见长。这是一种“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就是在浩渺书山中,寻得自己所喜爱与擅长的领域,便扎根下来,以此作为根据地,再向四围扩散。

黄侃对应当精读的典籍,是非常熟稔的,据他的学生武酉山回忆,有一次中山大学的一个人问黄侃一个典故,黄侃云出自《汉书》,并随口背诵了一大段,武酉山颇为惊讶,说先生如何背得这么多《汉书》?黄侃回答道:“《汉书》不能背,还教什么书呢?”此语听来倨傲,却是自信的体现。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其《我的留学记》里,亦曾记载他面见黄侃的一则轶事。吉川幸次郎在中国留学时,对《经典释文》一书中《谷梁传》部分有疑惑,他在北京大学问过不少先生,都未得确解。当他到南京拜访黄侃时,初见面便问起这个问题,黄侃马上就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黄侃未翻原书就解决了吉川幸次郎积蓄已久的疑惑,令后者佩服不已。在与黄侃进一步交流后,吉川幸次郎不禁感叹:“这人才是真正认真读书的人!”

《黄侃日记》手稿

读书而“择要”,可以事半功倍,黄侃对自己的老师刘师培的学问十分敬佩,而刘师培即是民国时期年少成名的俊杰。黄侃曾云:“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亦得择要之法。”就是此意。刘师培正因为读书能择其要,故三十五即学成,比之于皓首穷经而不得其法的人,所得要更迅捷而远大得多。

黄侃读书择要而熟读的法门,其实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守之有素的风习。曾国藩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意谓古今著述宏多,就像长江大河中滔滔不绝的流水,一个人要想尽数喝干,那只是天方夜谭,所以必须守约,择取重要的部分熟读精思。他还举了韩愈的例子,说韩愈作为千古大儒,平生所服膺熟读的也就寥寥几种书而已。读书既然有所选择,那么对所选择的重要典籍,就切须精熟。朱熹云“读书不贵多,只贵熟”。又说:“读十通,与读一通时终别。读百通,与读十通终自不同。”这是说读书贵熟之义。从这些先哲嘉言中,我们正可以看出黄侃读书“择要”的文化渊源。

读书须择要而精熟,而在读的过程中,又不能杂览旁收,分散精力,尤其是很多大部头的书籍,是需要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来阅读的。《论语》记载子路,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即是说子路获得了一些知识后,如果未能透彻消化运用,便绝不贪多务得。黄侃在日记里曾记载自己读《清史稿》事云:“自后当以全力治《清史》,《清史》未毕,万万勿读他书。予年来每每兼点两书,此最误事。《韩非子》曰:‘数变业者无成功。’戒之哉!”即是此意。

黄侃对基本典籍的精熟,用功的刻苦,也得到很多同时代学者的肯定。他在北大本属于守旧派,对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钱玄同,皆不假辞色,甚至嗤之以鼻,双方壁垒森严,但是他的学问,却也很让胡、钱等人钦佩。胡适曾经评论学者林损说:“公铎(林损)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怎么会给人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黄季刚,他们天分高,他们是很用功的啊。”可见胡适对黄侃的用功有很深的印象。

同样致力古典学问的张舜徽,在自己的日记中也曾与骆鸿凯评论过黄侃,他说:“黄氏以聪明睿智之资,而治群经小学极其勤苦,读书无一字跳脱,此所谓守之以愚者也,故所诣独有千古。”

天分高,却不滥用,选定自己的方向,便孜孜不倦地耕耘,这便是张舜徽称许黄侃“守之以愚”的精神。

黄侃批校《说文解字》

广购书以备读

黄侃对精读的书选择甚严,用功甚深,但他又绝非故步自封、拘守一隅的浅陋之人,在精读之外,他有不少泛览之书,这从他购书之广中亦可看出。爱书之人往往喜购书,一册在手,笔墨精好,摩挲不忍释,是书斋中一大乐事。黄侃购书并非如普通藏书者只为装点门面而已,他所购的多是对自己学问有用之书,只要有用,即使书价甚贵,黄侃也不惜解囊。徐有富曾在其《黄侃读书法管窥》一文之“得钱随分付书坊”中谈及此点。

如黄侃曾节约日用,花了四年时间购齐《四部丛刊》,这令他高兴不已,虽然购书的价格不在小数,但他依然“夜以名酒庆之”——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因为购齐这套好书而“开香槟”庆祝,可见他的爱书之诚。还有一次,他购得新出影印《四库全书》中的《旧五代史》,觉得“印既精工,纸复絜致,与原本无异,真好书也”,于是“执玩反复,喜不自胜”。黄侃在日记中记载,自己于短短三年中,为购书就几乎花去了八千元,这在民国时期,是很令人咋舌的数目了,为此他解释道:

寒士为此,宁非甚痴?但愿于学略有成就,而我子孙亦稍能诵读爱惜之。然架上宜有之书,所缺尚不尟,后此当思时时买之。

所谓“架上宜有之书”,便是黄侃认为于学问有益之书,他又曾云:“书之要者,亦非一旦可备,若讲求版本,乃藏书家之事,我辈但求读书而已。”道出了他购书以备读的志趣,这与只知蒐讨各种秘籍珍本以充插架的人是有云泥之别的。由于是为了有益于学问,所以黄侃的购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为自己的兴趣所限,只要书有用即购入,这样便避免自己变得狭隘;二是系统性地购书,求全求备。他若想了解研究某一领域的知识,便先列出该领域相关书籍之目录,然后按图索骥,大量购买,依次阅读,这样对一门学问的了解方能深入透彻,而不是浅尝辄止。

他对金石甲骨相关书籍的蒐购,亦可以看出他广购书以备读的特色。黄侃的学问本来并不在金石甲骨之学上,他提倡读常见书,对当时关注出土文献的人都不太瞧得上,他对王国维很有疵议,曾在日记中大发责备之语。王国维弟子的姜亮夫曾去拜访他,他也颇为轻视,说:“其人盖用心于龟壳子者……非吾徒也。”但若细读他的日记,会发现他曾大量购入金石甲骨文字方面的书籍,如1929年他先后托人购买了《金石图》《金石苑》《小蓬莱阁金石》《两汉金石记》《愙斋集古录》《清仪阁古器物文》《增订殷墟书契考释》《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秦汉瓦当文字》《秦金石刻辞》《雪堂所藏吉金文字》等书;在购书的同时,他也认真地校读相关书籍,如在1929年日记中,他提到自己搜罗宋人金石书已经颇为完备,准备按顺序将《集古录》《考古图》《啸堂集古录》等九种金石书读毕。金石文字,尤其是甲骨文,本来与文字之学关系密切,黄侃虽不以金石甲骨文的学问为然,但是依然广泛地搜集阅读相关的书籍,不断拓展自己学问的边界。

黄侃手批《尔雅义疏》

 有定、有恒之学

 黄侃的学生曾记录他的讲学之语,其中有“读书宜注意三事”之说,第一件事便是“有定”,指“时有定限,学有定程”;第二件事是“有恒”,也就是不生厌倦之心,养成精勤之习惯,功课绝不宽假,即使有间断,也必须补作。黄侃自己读书,确实也依照这样“有定”“有恒”的规矩。黄侃夫人黄菊英曾追忆,黄侃每日从清晨五时起就开始读书,绝不间断,晚上也坚持写札记和日记,一直要到半夜,读书时,他又是圈点,又是加批,非常勤奋。

 书斋之外的黄侃非常活泼,他好喝酒,好听戏,好游览,好与朋友聚会,在他的日记中,常常能看到他与友人饮酒欢聚,手持蟹螯、酒杯,吟诗作对的记录,但难得的是,一旦回到书斋,他似乎就马上忘记了宴饮之事,开始在荧荧灯火中读书,像1931年12月12日,他在日记中记自己“午后,持螯痛饮,入夜醉眠”,但是随后又记“中夜,看真西山、北山、深宁学案”,即使大醉,半夜醒来依然继续读《宋元学案》。

 黄侃读书是有“日课”的,有时候是在年初进行规划,比如1922年新年,他即在日记中记下“今岁所拟为之事”,其中就包括了:一、着手为《经典集音长编》;二、赓前治《说文》;三、翻史籍,辑《文章志》;四、缮录文诗稿。这计划里不仅有读书,亦有著作的规划。更清楚的是1928年7月3日,他在日记里改定了自己的功课,分为六门,即每日临汉简;校《经典释文》二卷;点经疏二卷、《新唐书》一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五卷;翻有关实学之书;撰作;钞诗。

 他这一年每天的功课,都写定在了自己的日记里,日日如此,绝不间断,即使有杂事妨碍,第二天也一定继续。比如在7月9日,有友人来找他共进晚餐,与他聊天至十一点,结果当晚的功课未完成,但第二天的日记中,他即补上:“卯正起,仍复常课。”这一年7月中旬似乎很热,他在11日的日记里写道:“晴热(九十度)。昼夜喧扰,不得读书。”于是便打算早起到鸡鸣寺去借地看书。起床后,他先到金陵大学去,发现好友汪东的办公室很凉快,干脆就在汪东的办公室里坐下读书。在这样燥热的一天中,他依然翻《新唐书》、拟宋祁文章、拟唐诗五七言、临汉简、钞诗、阅《全后汉文》,功课一点没落下。

 这年8月19日,他又修订了日课:“钞《古诗存目录》;校《经典释文》;点《全上古》至《隋文》《全唐诗》;翻群书属于目录金石者;临汉晋简牍;选拟宋子京文;读《河岳英灵集》。”

 他日课的调整,与他读书的进度是关联着的,不过大体的形式未变,依然是抄书、校书、点书、翻书、临摹、作文几项,有泛览亦有精读,动手动脑,极为充实,从中可见他教诲学生“时有定限,学有定程”之意。

 黄侃所作读书功课,并非泛泛读过而已,精读的书,他必定要上手标点,随时抄录,读后又反复温习,如“十三经”便是他时时温习的书籍。在教导学生时,黄侃又曾说,一个人治学,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内,就需要有一定的成绩,否则性格懦弱的会变得颓废,而性格强势的就会变成不学之妄人。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说的也是此意,黄侃将这个时间提前了二十年,变成“二十三十而无成,斯亦不足畏也已”。说这样的话,黄侃确实也有如此的底气。

 黄侃读书最恼恨的是“煞书头”,这是他发明的新词,意思是读书不终卷,读了个开头便中断不读,他读书讲究的是从头至尾,一字不轻易放过。他每读一书,都极有恒心,如他1931年10月在日记中记录温习十三经,从《诗经》始,随后陆续圈点《孝经》《论语》《周礼》《谷梁传》《公羊传》《仪礼》《左传》《礼记》等书,至1932年5月13日,才在日记中记下“至是,十三经俱温毕……虽逃难来燕,亦未敢无故辍业,岂曰好学,遣忧而已。”1932年2月,为避日寇侵扰,黄侃携家从南京避难至北平,从是年2月到5月28日,黄侃的日记都题作“避寇日记”,但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他的日课仍不间断,必将计划之书圈点完毕方休。

 当然,黄侃讨厌“煞书头”,最有名的例子还是他去世前读《唐文粹补编》的掌故,这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录。1935年8月2日,他在日记中记录自己读《唐骈文钞》毕,感叹道:“此书岁余始点完,此后不敢轻煞书头矣。”在读完后,他马上又开始温习《唐文粹补编》,但在几天后的重阳节,他因食蟹饮酒导致胃血管破裂,遂遽尔去世。据其弟子在他日记绝笔后记载,他在弥留之际,依然“伏案点《唐文粹补编》,力疾将末二卷圈点讫,甫阁笔,又大吐,皆瘀血,趋就床卧,晕眩少愈。”至死仍不欲废业,他“有恒”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圈点、批注、读写结合

 读书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似乎从书架上拿下一册书,便可翻阅。但黄侃读书的方式,却很传统,或者说,有些“烦琐”,从前文所列举他的日课,便可略窥一斑。

 他每日读书的工作,有钞、校、点、读、翻、临、拟,形式非常多样,不仅用眼,还用手,真可谓是“不动笔墨不动书”的典范。在这些不同的形式背后,是有着黄侃不断沉潜涵泳的体会在的。钞,即是抄写,最费功夫,因此黄侃所抄的,以儒家经疏和对自己治学有用之条目为主。黄侃对儒家的经疏反复温习、不惮抄写,1928年农历八月八日的日记中,他专门提到自己抄经的日课,云“始定钞经课,日四叶,叶二百五十六字”,也就是每天抄写四页纸,每一页抄256字。至11日,又改成了“此后日五叶,以有提行空格,必五叶乃能溢出千字也”。合计起来,基本也都是每日抄经千字有余。从8月8日至9月18日,他陆续抄了《孝经》《尔雅》《论语》约114页,在抄写的过程中,还伴随着温习与读诵,通过这样的抄写,他对经疏原典,便有了超过一般人的熟悉。除了抄写原典,他还常常在日记中系统地抄录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文献,比如他曾在日记里抄录了大量《通俗编》中所录的古人诗文用俗语的材料,为的是考察古代诗歌中运用俗语的情况。

 校,则是校勘,读书必校勘,这是清代人治学的一贯特色,因为古书流传中,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讹误,有些质量不高的版本,不仅令人难以卒读,更可能让人对原文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清人讲考据,很在意书籍版本的优劣,因此在读书时常常要加以校勘,至有“书不校则不能读”的说法。黄侃自小承袭家学,在读书上也谨守清人的学风,常以校读的方法来读书。比如黄侃在读《经典释文》的《周礼音义》时,便“以《周礼》经注本与《音义》对看,分别经注,以朱笔在注字旁作一勒,以便寻讨”,通过与《周礼》经注本的对比,便更能明了《经典释文》中所列经、注之分别。他回复吉川幸次郎关于《经典释文》问题,之所以能那么敏捷而准确,与他校读此书所花的功夫分不开。他读《文心雕龙》,亦广取诸本进行校勘,以此往往有得。如《文心雕龙·辨骚》中有“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黄侃对“菀其鸿裁”一句始终不明其意,后得唐写本《文心雕龙》校对,方知应是“苑”字,“苑”字与“猎”字相对而言,指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辞为模范,而心巧之人亦可择取其中艳辞以助文章,如无唐写本之参照,是得不出这样的领会的。

 点,即是圈点,古书并没有今天书籍中这样完备的标点符号,因此古人读书常须自己动手标点,唐以前已经有了“学问如何观点书”的谚语,可见标点对读书的重要性。然而标点不仅是断句而已,它也包括了提要钩玄的圈点。圈点书籍,往往是考察一个人的章句之学,黄侃对此极为看重,他曾告诫弟子说:“为文必先读经,而读经先要明句读。未有句读不明,而能探索经义者也。”又引黄以周语说:“凡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始基。”他要求学生治学用功的法门,就是圈点书籍,每个人至少都应该圈点书籍五部。

 黄侃在圈点书籍时,会利用不同的符号来标记原文的不同意义,凡经他点过的书,学术价值都很高,所以他的点书在近代学人中是很有名的。据他学生回忆,顾颉刚在主持二十四史断句时,还曾采纳了他批点《资治通鉴》的一部分成果。黄侃日记中最常见的,就是点书的记载。他也常常将自己点过的书籍作为教本给学生抄录,以此来达到教学的目的。他的学生潘重规说,他刚入门时,黄侃便要求他圈读《十三经注疏》,又将自己圈点的十三经白文交给潘过录。后来黄侃复将自己手批的《说文解字》《尔雅义疏》给潘重规抄录,并时时检查他抄录的进度。殷孟伦初入门时,黄侃亦要求他一年内圈读完十三经,又将自己批点的《经典释文》交给他过录。

 长子黄念华能读父书,黄侃对他教导极严,照其弟子杨伯峻的回忆,黄念华在北京时,黄侃嘱咐他每天点读一卷《汉书》,就算是开学了也不例外,黄念华也谨遵父命,从未懈怠。在192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黄侃记载自己准备了一部十三经,特地加以圈点校勘,以作为课儿的读本,“予既点注、疏,因以墨本校是本讹字,且断句读,将以授两儿”。可惜黄念华早早地感染了肺结核去世,令黄侃非常哀恸,以至于他在很多年后都不忍心再翻阅这部白文的十三经。

 钞、校、点三种方法,学术的色彩较为浓厚,与此相较,读、翻、临、拟就轻松一些了,读稍严肃,多半是读经读史或重要的典籍,温习之功也在其中,这种读往往不需要另外再钞、校,因此速度略快。翻则是泛览,或为了研究而寻觅材料。比如他读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就属泛览。临则是书法的临习,黄侃书学欧阳询,很下功夫,1928年时他还以汉晋简牍为临习日课。拟则是模拟文章,与临一样,都属于创作的部分。

 之所以要进行这么多的工作,是为了能更深入地领会经典,涵泳其滋味,以防匆匆阅过便如云烟过眼,一本书读毕,却依然头脑空空。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细读的法门,很多经典是需要细读的,囫囵吞枣,在把握其意涵时很容易犯错。黄侃曾在日记里举过自己的一个例子:

 阅书太速,必有破句。检昨点邢疏“听讼”章,疏引王弼《易·讼卦》注云:“物有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不知何缘于“职”字、“争”字、“讼之”字绝句,直是不谙文句者所为,恐平生点书类此者不少。

 黄侃有一次检查了自己前一天点读的文章,发现因为读得太快,因此读破句了,心里很是懊恼,可见点读确实能促使自己不断反省对于文本的认识,不至于一读即过,有问题也无法发现。黄侃的一天,就是在这种钞、校、点、读、翻、临、拟中度过的,而这种书香的生活伴随了他的一生。中国古典的读书传统,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读诵中,得到了传承与弘扬。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