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孙犁文集》,从第一卷第一篇开始。这篇文章题为《一天的工作》,为“短篇小说”之辑的开篇之作。

作品的情节很单纯,写三个孩子参与运送被抗日军民拆下来的铁轨的故事。编者将其编入小说之辑,看起来没啥问题。可是,偏偏在我初读这篇文章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彼时我正在编辑《天津日报·报告文学》专版——身在其位,自然会站在自身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尤其是参照对比了孙犁的其他文章,就发现这篇作品似不应编入短篇小说之辑,而应算作一篇报告文学。我的依据也是来自孙犁先生的一番“夫子自道”:在孙犁自述其《第一次当记者》的回忆文章中,写到他作为新入职的晋察冀通讯社记者,前往雁北地区采访的难忘经历,对这篇作品也在文末点到一笔:“接近旧历年关时,我们这个被称作记者团的三个人,回到了通讯社。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即《一天的工作》。”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通讯”其实就是报告文学的别称,这在新闻界和文学界都有共识。而孙犁以记者的身份采写的这篇文艺通讯,即便不算新闻,也应归入散文之类,编进“短篇小说”显然不太合适——这就是我彼时彼刻,站在《报告文学》专版编辑的立场上,得出的一个鲜明的论点。

刚好当时的《天津日报》副刊上,陆续登了几篇新发现的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如《冬天,战斗的外围》《报告文学的情感和意志》等,这就令我萌生了写一篇论述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评论文章的想法。我把这个粗浅的想法告知了孙犁先生,希望他帮我圈定一下他早期报告文学作品的大致范围。孙犁很快就给我列出一个文章篇目,这让我在感动之余,愈加发奋:白天,忙于繁杂的新闻采编工作;晚上,废寝忘食地把孙犁开列的文章篇目认真研读,并记了详细的读书笔记。而就在这一段刻苦研读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篇孙犁的记者“处女作”,在《孙犁文集》中似乎被排错了位。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借着向孙犁先生汇报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机会,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其中专门有一段谈《孙犁文集》中对这篇《一天的工作》归类“错位”的问题。原信摘要如下:

侯军给孙犁先生的信

孙犁同志:

承您于百忙中为我提供关于报告文学的文章篇目,深为感谢!现在您提出的篇章俱已收集、拜读,文集中有关报告文学的作品亦阅过一些,粗略有了几点想法,同时也有些不明之处,今特去函求教,盼得到您的帮助。

……

您第一次作为记者采写的文艺通讯《一天的工作》(文见《尺泽集》),为何在“文集”中被编入小说一类?文艺通讯早些时候好像只是报告的另一称谓,倘若这篇文章是您当记者的第一篇作品,实际上就是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如此推论,不知是否正确?

虽然信中是以请教的口吻探寻发问,但我的观点却是明晰而鲜明的。我记得这封信和一份论文提纲是托文艺部的老编辑张金池转交的。老张曾参加过《孙犁文集》的编纂工作,他一听我对《孙犁文集》的编辑体例提出了质疑,就善意地提醒我说:你不知道吗,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你指摘文集的编辑体例,实际上就等于是在批评孙犁先生啊!

我听罢暗暗后悔。是啊,孙犁先生是享誉文坛的大作家、老前辈,而我只是一个20多岁的无名小卒,竟然斗胆给他编定的文集提意见,岂不是太冒失了?然而,信已送出,覆水难收,我只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孙犁先生的回复,生怕引起孙老的不快。

两天后,老张给我打来电话,说孙老回信了,让我去文艺部取。我赶去一看,岂止是回信,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老荒集》,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孙犁先生的签名本。更令我惊异的是,孙老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同我所提出的看法,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了超乎预期的肯定。孙老的信文不长,全文如下:

孙犁先生回信

侯军同志:

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

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许,或过高的评价。是因为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

我很多年不研究这些问题了,报告文学作品读得更少。年老多病,头脑迟钝,有时还有些麻木感。谈起话来,有时是词不达意,有时是语无伦次。我很怕谈论学术问题。所以,我建议,我们先不要座谈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写信问我,我会及时答复的。

关于你在这封信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的推论,和你打算的做法。希望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广泛阅览材料,然后细心判断,写出这篇研究文章。这对我来说,也是会有教益的。

你的来信,不知能否在《报告文学》上发表一下,也是对这一文体的一种助兴。请你考虑。原信附上备用。

随信,附上近出拙著《老荒集》一册,请你参考并指正。

祝好!

孙犁

十一月十三日

这封回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距今已经36年了。遵照孙犁先生的嘱咐,我把这封来信,连同我的那封信一起,发表在1986年11月28日的《报告文学》专版上,标题为《孙犁关于报告文学的通信》。

从这次书信往还中,我不仅真切感受到孙犁先生谦逊的品德与宽容的胸襟,更深深感受到他对青年人的真情扶掖与悉心呵护。由此开始,我与孙老的交往日渐频密,孙老对我的成长也是一路护持。正如孙犁女儿孙晓玲在《逝不去的彩云》一书中给一篇文章所做的标题:“父亲与侯军的一段忘年交”。孙犁先生的这封来信,对我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立下志愿,要做一个“学者型记者”;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能够在浮躁的世风中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嚣,立定精神,笔耕不辍……如今,我已年过花甲,退出报海。回首前尘,自感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孙老当年的叮嘱,一直在心无旁骛地“读书做学问”,虽然学问并没做好,但确实是研究了一些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从孙老的为人处世中,知晓了何为人淡如菊,何为淡泊名利,何为文章立命,何为文人风骨……

重读孙犁,我感恩!

(作者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