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剑青(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说起“国文”一词,总给人一种陈旧的感觉,实际上它是近代文学观念和教育体制相结合而产生的新概念,是我们今天语文教育的滥觞。回到清末“国文”诞生时的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它并非只有语言文字教育这一个面向,而是牵涉到民族认同、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播等诸多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包含了丰富而驳杂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探究。陆胤的新著《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简称《国文的创生》)就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具有多重维度的立体而生动的图景。

 一

 晚清以降,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士人阶层探究国势衰微之根由,往往归咎于汉字之繁难及文言书面语与口语之分离。这两点导致国人缺乏基本的识文断字的能力,自然无法与列强竞争,于是,面向普通国民的语言文字教育被提上日程。在社会教育和大众启蒙方面,为了让一般大众迅速掌握读写技能,趋新士人提出了诸多将汉字简化乃至拼音化的方案,同时以这些新发明的“切音字”来拼切口语,或直接以通俗的白话书报供应普通读者,输入新知。然而在以培养人才为旨归的新式学校教育中,历代相传的“文”——包括汉字与文章——仍是重点,“国文”教育应运而生。这是因为面对列强环伺的威胁,“文”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可以有效地激发民族意识,凝聚民族认同,“国文”中“国”便包含了这一指向。而在另一方面,“文”的多重内涵与功能,又使得新式学制中的“国文”成为涵盖不同旨趣、边界不甚清晰的科目。从朝廷到民间,不同的社会力量对“国文”寄予不甚相同的期待,为此提出各种方案与设想并付诸实践,让国文教育成为清末一个异常丰富而具有弹性的文化空间。凡此种种,都在《国文的创生》一书中得到细密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

《蒙学报》“识字法”

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

 1905年,在清末学制改革中担当重要角色的张之洞提出,“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将“国文”界定为“国粹”,不仅包含语言文字,还承载了日渐边缘化的经史学术,国文教育由此被看作通向“国学”的津梁,在新式学堂中为传统文史之学保留了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新学士人还通过引入西方和日本的语法学和修辞学知识,激活了本土固有的文章学传统,发展出一系列可资操作的门径与技法,从而将国文锻造为讲授文章作法的工具性和实用性课程。再者,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国文教育还承担了传授历史、地理、科学等其他各科普通知识的任务。这三大目标只是约略言之,彼此间既有龃龉之处,也有交叉融合的地方。对三者复杂关系的探讨,贯穿于《国文的创生》全书,从中可以看出,清末“国文”乃是不同传统和资源互动与融汇的产物。

 二

 “国文”既是清末新式学制中的一科,其呈现的主要方式便是各种不同层级的教科书,以及辅助性的选本、读本和工具书。选择何种材料来讲授,是国文教育的核心问题,对此教育当局和趋新士人,从不同的目标出发,有不同的考量与设计。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要求学生“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这是主政者着眼于国粹之承续而提出的构想。然而民间教育家从输入新知的考虑出发,则选择以浅近文言删削传统文章或编写富于趣味的短文,来作为国文的教材,具有代表性的是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若就总体而言,从韩愈一直到晚清的桐城派所标举的“古文”,因其清通而富于灵活性,最能满足清末朝野各派对于“国文”的想象与要求。古文自身悠久的文章学传统,也最容易与文法修辞等新知识对接,于是古文成为清末乃至民初国文教科书和选本的大宗。不过,在向“国文”的转化过程中,古文原有的分类体系也因应教学适用性的要求而调整和变化,逐渐演化出叙事、说理、抒情的三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语文教育中。

《五口通商城市游记》中的学塾背书景象。资料图片

 伴随着古文一家独大局面的形成,其他的文体日渐边缘化,这最能显示国文教育对既有的文章体式的拣选与重构。《国文的创生》以专章的形式分别讨论了新式教育体制中诗歌与尺牍两种文体的命运。中国素有诗教传统,诗歌不仅用于发抒性灵,更有涵养德性、调节身心的功能。清末新学制中虽有设置“古诗歌”课程以接续诗教传统的尝试,但终究昙花一现,这与国文教育注重实用性和知识化的整体趋势有关,也值得今天的教育家反思与检讨。与诗歌几乎相反,尺牍被近代教育家视为应用文体,以其实用性被列入国文课本中,各类尺牍教本也风行一时。然而尺牍的特殊性在于,其“实用”本身就寄托于称谓和套语等“虚文”之中,后者与社会伦理风尚密切相关。晚清以降政治革命所带来的伦理震荡,也反映在尺牍教材中,体现了国文教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共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以“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为副标题,但并没有给“文学”概念做明确的界定,我想作者应该是有意为之。因为在清末民初,“文学”观念本身就处在不稳定的流动过程中,存在着多种理解。来自西方的纯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注重伦理教化的杂文学观以及注重辞章技法的文章学传统,在国文教育中交汇错综,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貌。国文教育在何种意义上可被称为“文学教育”,文学性与应用性如何在语文教育中达到某种平衡,这是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三

 《国文的创生》从第一手文献出发,细致地描绘了清末国文教育创生期众声喧哗而又生气勃勃的历史现场,梳理出“国文”观念与实践中的多重脉络。也许正因为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讨论近代知识生产与教育变革时常见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论述模式,以“国文”这样一个兼及国族意识、教育体制、知识传播和文学观念的层次非常丰富的论题,打开了一个极具弹性的讨论空间。在国文教育从创生到衍变的过程中,学部主政者、地方大员、古文家、趋新士人、新式学校及出版机构等各方力量,都在其中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清季朝野各方并未单纯地移植域外(西方与日本)的资源,而是既有吸收亦有排拒,相应地对本土传统也有所取舍。传统的某些部分被压抑甚至刻意扭曲,某些部分则被激活,来与域外经验对接,结果是“国文”成为包含不同层面和构造的复合体,里面充满了丰富的张力甚至矛盾,也遗留下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或许有鉴于此,作者并没有给全书加上一个“结语”,而是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结尾。虽然以“清季”为范围,但其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其实一直延续到民国乃至当下。通常认为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全国小学改“国文”为“国语”,是近代语文教育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此事确实意义重大,但事实上中学以上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了“国文”课程,虽然也添加了语体文的内容。1939年,时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罗庸,在《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一文中,用“博而不专”一语描述民国国文教材的整体面貌:“大学入学试验要考‘国学常识’,高中的国文课就不得不教‘学术源流’。选文标准,既要按文学史的次序每时代都得有‘代表作’,又须按文体的分配各体平均。一方面要教文言,一方面又要教语体。散文之外,还得加些诗词。讲文之余,还得指示修辞和文法。教者张皇幽邈,脚乱手忙,学生坐席未温,浅尝辄止。试想如此一种‘百科全书’式的选本,内容哪能不矛盾冲突?”尽管罗庸对民国年间国文教育的纷乱局面表示不满,但其纷乱中却自有一股活力在,这与清末“国文”的面貌一脉相承,也体现了国文教育的多种可能性。

 综上而言,《国文的创生》对清末国文教育的多重维度的揭示与论析,既是近代教育史和知识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对今天的人们也颇具启发。清末国文教育所提供的驳杂而丰富的历史经验,完全可以丰富我们对语文与文学教育的想象,让我们认识到“国文”之于教育的巨大潜力。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0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