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静(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讲述1933年春节前后上海革命斗争中具体可感的历史和生活。作品受到北宋王希孟名作《千里江山图》的启发。孙甘露认为一幅名画背后实际上是一些历史上重要的时刻、人物、历史事件,充满了热血、能量或者是一种激烈的动荡,被艺术家呈现在一幅作品中时,有一些东西就冷却下来了。相对于成型的静态艺术品,他更看重画作诞生时刻背后涌动的力量感和现场感。

《千里江山图》书影 资料图片

 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从历史事件冷却的前台出发,重新想象和再现激荡的历史现场和那些充满动词、名词的时刻,由此,小说较为节制地使用形容词和比喻,而把大量篇幅让渡给动词和名词。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对作家作品中比喻的使用极为警惕,在他看来喜欢使用比喻和形容词的作家是在理论上描写世界,描写的是或然的世界,而如实地描绘世界的作家才是描写现实的世界。《千里江山图》是把历史当作现实来书写的,作品中电影海报和民间掌故的真实性都可以一一印证;出现的真实历史人物如布莱希特、宋氏兄弟、鲁迅、冯雪峰,以现实生活的逻辑自然地镶嵌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历史事件的原型,上海的物质细节和地理环境,广州大街小巷的路线等,以实物的尺度规划和限制了这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想象的边界和风格。

《千里江山图》想象历史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的,通过众多人物的群体戏,赋予历史以真实可感的血肉。潜伏的地下党员们从上海的四面八方奔赴同一个开会地点,彼此之间几乎是陌生的,行动机密泄露之后,每一个人都独自承担后果,有人逃离藏匿,有人发出信号,有人被捕入狱。中心人物陈千里到达上海之后,躬身进入的正是这个迷雾般的局势。为了找出叛徒,他独自面对事件中的每一个人。小说对十二个人的出身、教育和进入革命队伍的契机,日常工作中的表现,进行了抽丝剥茧的描绘。寻找叛徒和执行秘密计划是故事与真相的画卷不断打开的过程,也完成了对每一个人生命的深描。

历史的必然性与个人生命的偶然性由此相遇,在历史大势和故事整体走向已定的情况下,谍战小说的类型特质又发挥了解剖人心的功能,进入局中人的内心世界。陈千里与对手叶君年、游天啸的较量中,每一次都取得优势,但计划并不是无懈可击,比如银行取走金条的行动,敌我双方都不可能意识到崔文泰会驾车逃跑。崔文泰的选择是他个人生活和原生家庭综合因素的结果,他瞬间的懊悔与决然而去的姿态,组成了特定时空之下一个具体的个人。小说还详细刻画了叶君年丧女之痛的内心世界,陈千里做抉择的踌躇和自我怀疑,女共产党员凌汶无法言明的直觉,这些枝节让小说从历史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拓展到了人物的心灵空间,完成了小说对历史的多维度辨析。

小说使用谍战类型的模式进行创作,因为这是一种具有较大容量的文化装置,谍战概念中动荡的局势,作为蓝本的历史事件,盘根错节的多方势力,对灵魂信仰的拷问,除了直接对接革命历史题材之外,还跟先锋文学不稳定的叙事方式、多重视角、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等具有精神气质上的亲缘性。

 《千里江山图》中悬念丛生的情节,紧张惊险的执行任务和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局势,符合中国谍战类型小说的主要诉求。对真实历史细节和物质文化的知识考古学兴趣,对密室审判的兴趣,具有现代游戏感的解密结构,对信仰的礼赞和爱情的讴歌等,丰富和拓展了谍战小说的外延。《千里江山图》从中国谍战小说文脉中截取了一些关键要素,形成一个精致拼图式的综合体文本。我们可以把谍战的形式看作《千里江山图》与以往革命历史题材谍战小说对话的装置。在这个意义上,《千里江山图》不仅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谍战小说,也是一部关于谍战小说的小说,其中有致敬、模仿、戏仿和拓展的意味。在中性眼光之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先锋作家对小说文体的习惯性关注。

 谈到小说文体,很难忽视孙甘露小说语言的改变。《千里江山图》的语言一反先锋小说中的华丽与铺陈,走向简洁与明晰,短句居多,质朴中含有韵味和余音,接近中国古典白话的风格,有较强的中国风格和本土化特质。《千里江山图》语言的简洁直接影响到故事的书写和人物塑造。小说开端是对参与“千里江山图”计划的十二名地下人员的简笔画,每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职业和小历史。他们置身在紧张的环境中,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打开,各自的性格和判断直接表现在每一个行动上。清除叛徒和执行秘密计划是小说中最惊险紧张的部分,作家仍然使用了简洁透明的表达方式。在充满悬念的谍战故事中,地下工作者们几乎是在参与一场明牌的游戏,明知道敌人的释放是一个阴谋,还得与虎谋皮般执行自己的计划,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打时间差,最后以真人为诱饵,让撤退计划在敌人围困中悲壮地执行。在小说叙述中,孙甘露避开了花哨的技术和旁逸斜出,直面主体事件和行动。另外,《千里江山图》在行文中大量使用对话和谈话,纷繁的人物和多向度的主题,正是靠着人物之间的言谈凝聚在一起,在言谈中唤起过去人物的逼真形象,也展露眼前人物的情绪。他们彼此警惕和试探,对话和言谈不是直接回答彼此的问题,而是一种疏落参差的连接,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的词语流动之下深意存焉。

 在情感基调上,小说整体上的白描和叙述,抑制了抒情的可能性,这是作家的有意为之,走出先锋写作的语体风格,也可以理解为对作品内容和特殊时空的一种对应。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下人们没有抒情的空间和自由,必须迅速进入下一个行动。在作品的结尾,被克制的抒情在附录《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中得到释放,书写者和接收者双重匿名的信件,敞开了情感的闸门。而紧接着的另一条附录,对幸存者陈千里的访谈则又收回抒情的翅膀,对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和被误解的往事,故事的主角沉默寡言、拒绝发声,把一切都留给了历史。

 我们可以把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的整体构造看作是对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致敬,村落渔船细致入微、江河烟波浩渺、群山错落有致,构成了一幅江南山水图。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亦是考究雅致,跌宕起伏自成一体,散发出中国古典味道和艺术气息。《千里江山图》回到历史和事件的现场,以人物为中心多维度辨析和想象历史,而它自觉的语言、精致的结构和主体性追求,实现了对传统的继承和创造。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