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宝忠(1850—1908),字伯葵,号定庐,江苏太仓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授职编修,历任国史馆纂修、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署礼部尚书等职,官至都察院都御史,并曾任湖南学政、顺天学政及多次兼乡、会试考官、阅卷大臣等学差、考差,是晚清时期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官僚。

《陆宝忠日记》(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李子然、李细珠 整理 中华书局2022年11月出版

陆宝忠勤于写日记,惜乎大多散失。《陆宝忠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出版)辑录现存未刊稿本八种十四册,起于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85年9月9日),迄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8年2月1日),断断续续历时二十余年,内容丰富,是研究晚清政局与社会变迁难得的珍贵史料。

陆宝忠所处的时代,是近代中国动荡与变革的时代。他长期任职南书房、内阁、礼部、都察院等衙门,有较多接近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及当朝王公重臣的机会,可谓天子近臣、朝中显贵。作为晚清官僚体制中的重要成员,他对时局的观察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时代的缩影。

陆宝忠现存部分日记涉及晚清历史上戊戌变法、己亥建储、丙午官制改革、丁未政潮等牵动清朝政局变动的重大政治事件。尽管他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政治变动,但他非常谨慎,在日记中惜墨如金,只是有所涉及而并没有太多的记载。对此,陆宝忠自己曾经吐露了心声。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初一日,陆宝忠记载给好友张曾敭(小帆)写信时有谓:“写小帆信,中多伤时语,此后亦宜谨慎,末世人心,不可不防也。(小帆乃素心人,属其阅后即焚。)”可见陆宝忠并非漠然无视一切,其实毋宁说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只因其对时局的判断不容乐观,深感人心莫测而不得不谨小慎微。正因为陆宝忠相关记载的文字不多,可知其下笔时是如何字斟句酌、左右权衡,如此发自肺腑的慎重表达,其所透露出来的蛛丝马迹,或许可谓其内心观感的真实写照,因而益显珍贵。

关于戊戌变法。当时陆宝忠丁母忧赋闲居京,其日记几乎没有记载变法的举措,有少许涉及政变的文字,都是用小字写在每天日记正文中间或后面,显然是事后补记。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四日,“本日慈圣自园还西苑。”初六日,“本日拿康有为,已先日出京矣。”初九日,“本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拿问,电旨拿梁启超。”十三日,“本日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正法。”只是简单记事,没有任何评论。

尽管如此,但陆宝忠对于变法之事并非无动于衷。有两则日记可见其对变法的忧心:一是当年七月十八日所记看汤寿潜《危言》的感受,有谓:“午后,看汤蛰仙《危言》,可采处多,然亦有书生之见,能说不能行者。世变至今,真五千余年第一创格,天殆将混一全球乎?然中华民智未开,人心太坏,浩劫将临,其惨殆不忍言,不知我生能免见之否?”二是七月二十三日阅读《宋史》王安石变法的感受,有谓:“阅《宋史》荆公变法,引用小人,卒酿徽钦之祸,其时宋尚承平,且有正人与之争论,荆公虽执拗,而其学问甚辨博,贻祸且然,况远不如彼者乎?”显然是针对时事有感而发,而且对康梁变法并不满意。

后来还有一些日记,也可见陆宝忠对于康梁变法是持反对态度。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初三日,“看湘人所刻《翼教丛编》,彼康梁固罪不容诛,而刻书者事后自居正士,仍是一派求名求利之心,未可为真君子也。”十月二十八日,“在稚夔处借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阅之,令人愤愤。”十一月二十九日,“访燮老,……去夏参康片引喻切当,临递时抽去,不免有观望之心,殊可惜耳。”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六日,“季樵来答,忆戊戌初变法时,见其热中,即屡规之,今罢官以山长自活,亦可怜已。”说康梁“罪不容诛”,看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很气愤,惋惜孙家鼐(燮臣)当年参劾康有为临阵退却,屡阻王季樵(锡蕃)参与变法,均表明陆宝忠与康梁不是同路人。

关于己亥建储。陆宝忠服阕之后重回南书房不久,近距离观察了册立大阿哥仪式。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记载:“晨起。先祭神毕,入直。辰正初刻,偕同事至瀛秀门外伺候。巳初叫起,同诣仪鸾殿东暖阁。太后、皇上并在南窗北向坐,阿哥侍立在太后旁。诸臣齐跪。太后玉音甚低,听不分晰。上亲递红绒结顶帽,令阿哥换戴,免冠碰头后,太后命:‘先与我叩头。’阿哥叩头毕,复向上叩头,随侍立在旁。太后将朱谕交庆邸,令诸臣同阅。即出,在外略待,同至军机听起屋内恭阅毕,复同至书房吃饭,散。瞻仰天颜,清瘦已甚,不禁泫然。归后料理琐事,写劬庵信。竟日如醉如痴,国运至此,后忧方大,何生不逢辰耶。”这则日记透露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慈禧太后非常强势,册立大阿哥是其强势所为;二是光绪皇帝很可怜,陆氏深表同情;三是陆宝忠对朝政非常担忧,暗自慨叹前景不妙。

关于丙午官制改革。官制改革涉及人事安排与权力分配,各派政治势力明争暗斗。陆宝忠深为忧虑,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二十四日记载:“适徐菊人来,谈东三省情形甚悉,俄之魄力最大,日之心志最齐,吾则事事腐败,受制于两大,已无自强之望,而京中士大夫不知公益,不思国耻,专为蜗角之争,可为叹息痛恨!”

关于丁未政潮之后的政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发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凯势力击败瞿鸿禨、岑春煊等人,进而牢固掌握清朝中央政权。陆宝忠站在同情瞿、岑的角度,对奕、袁势力颇为不满。其七月二十日记载:“傍晚,马景山军门(玉崑)来拜,谈时事,亦知当国者无主宰,用人不当,专以张皇无据之言哃喝两宫,大局殊为可虑云云。武夫所见如此,则政府之不惬人望可想矣。”在此他借马玉崑之口,批评“政府之不惬人望”。七月二十六日,陆宝忠从邸抄看到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均补授军机大臣,便发出“从此朝局将大变矣”的感慨。陆宝忠担心袁世凯入枢之后与首席军机大臣奕劻狼狈为奸。七月二十八日记载:“北洋杨士骧署,川督放陈小石,鄂督赵次珊调,张小帆调苏抚,冯汝骙骤得浙抚。此皆项城之措置也。时局至此,专用私人,所谓励精图乱,破格用己,甫执政柄,即毅然为之,势不至亡天下不止,可为痛哭!”袁世凯甫入枢,便在督抚中安插私人,使陆宝忠颇感政局可危。

强烈的“末世”感。这是陆宝忠亲身经历与近距离观察政局变动及社会变迁的深刻而痛苦的体验。治近代史者往往津津乐道同治六年(1867)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之间那段著名对话,并惊叹赵烈文对清朝国运惊人的预测。

据赵烈文日记记载,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与赵烈文闲聊,“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额良久,再问:“然则当南迁乎?”赵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其实,在晚清时期,清朝统治在内忧外患之中风雨飘摇,有识之士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深感忧虑不足为怪。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张之洞就曾致书守旧派首领人物大学士徐桐大发警世危言:“若不急谋自强,恐有再图十年之安亦不可得。”

陆宝忠日记则有多处表露清朝国运将尽、已到“末造”“末世”的悲悯心态。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二十七日,“灯下,仍看《政书》(引者注:《胡文忠公政书》),不禁感慨系之。当咸丰末年,粤匪蹂躏半天下,继以庚申木兰之狩,大局岌岌可危,然卒能力持危局,驯致中兴者,以外有胡、曾诸公(文忠为首功,惜年不永,然规模宏远,志虑忠纯,勘定东南,皆基于此。是为不世出之杰,曾尚亚之,左以下无论矣),内有恭邸及李文清、文文忠皆力主公道,不掣将帅之肘。今时局日非,设胡文忠生此时,恐未必能行其志,况颠倒错乱乎?当日人心吏治已日非,亦尚未落今之甚,今糜溃至不可收拾矣。外患内忧,相逼而来,必至内讧由外患而起,外患即乘内讧而来,瓜分豆剖之局成矣。中原兆姓将为人之鱼肉,为人之奴隶,为人之狗彘,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劫也。欲挽回之,非改弦更张,力持定见,齐心协力,济以猛毅不可。先节国用,求将才,清吏治,结民心,庶有支撑之望。生非其时,体又日弱,此恨殆付之终古矣。漫记于此,以寄吾悲悯之心。”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初十日,“得王紫翔信,谓吾娄三百年来,以京官跻一品者,惟王颛菴一人,今继其躅,务善自树立云云。颛翁当康熙盛时,虽以建储触怒,而天下想望丰采。今当末造,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自问既无学问,又乏经济,浮沉其间,徒速官谤,可愧可愧!”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8年1月27日),“傍晚,梦陶来谈,亦述陈瑶圃之言,与凤老所云适合,断无再出之理。宦海风波,古今人经此者不少,惟须心有把握耳。所述苏省公呈,请亲贵出了路事,闻之可嗤。末世人心如此,焉得不败?”

陆宝忠晚年“以朝局日坏,益形忧愤”,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病逝,其时距清朝覆亡仅三年多时间。应该说,其多年来“末世”感的准确度并不亚于赵烈文随口一说之预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