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喜马拉雅》,石钟山著,花城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48.00元

 史诗体是书写大事件、大历史、大风云的叙事手法,是独特的,昂扬的,有着巨大正能量的集体记忆。史诗叙事通常是以个体或者群体英雄为中心,在宏大的历史背景或历史事件中,正面描写人物的英勇行为与精神,是国家、民族和团体的历史记忆。史诗书写与宏大叙事相联,曾是作家们追求的创作信仰,《我的喜马拉雅》的出现,使得“新宏大叙事”的归来有了较为完美的样式。

 擅长描绘军旅背景下生命旅途的曲曲折折、沟沟坎坎,专注于精细揣摹人物的命运,这是石钟山给读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到近年的《芳华颂》《五湖四海》《永不消逝的军歌》等,基本都是曲调悠扬、声情并茂的抒情诗,而《我的喜马拉雅》却激越昂扬,又催人泪下,使我们认识到石钟山创作的另一面,以及一个优秀作家不可限量、无法预测的创作能力。作品跨越了65年的历史长河,用生动的细节描写,呈现出了进军、守卫、建设西藏的历史长卷,刻画出顾红旗、杨明业、冷妮、王秀丽、顾藏光、顾藏南、杨大康、杨二康、杨三康、杨戍边、格桑顿珠、顿珠、梅朵卓嘎等众多人物形象,在曲折跌宕的叙事中,真实再现了历史风云、藏地异域风情。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18军前卫团团长顾红旗和政委杨明业。顾红旗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本已经响应号召,脱下军装到地方担任了公安局副局长,在新的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也在准备组织自己的家庭。即将与“小许姑娘”见面的关键时刻,突然接到部队征召令,立即重返部队,参与解放西藏的任务。他所在的师,是整个18军的“前指”,而团长顾红旗和他的老搭档政委杨明业所率领的三团被马师长任命为前卫团,“前指师的前卫团,就是一把大部队伸出去的尖刀,死死地顶在最前面。”“就像冲锋扛着红旗的人,那是全部队的精神象征。”这是一副沉甸甸的千斤重担。由此,顾红旗与杨明业两个人重新组建起一支特殊的“前卫团”,冲锋在前,开路搭桥,披荆斩棘向着喜马拉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挺进。

 作品所描写的英雄们个个“自带光芒”,他们宁愿以牺牲个人的和平生活、宝贵生命为代价,义无反顾地重返军队,加入到西进大军行列中。现实中的18军军长张国华“背女进藏”,3岁女儿难难病逝于征途,成为第一个牺牲在进藏路上的“战士”。18军的所有进藏者几乎都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经历。像顾红旗这样已经到地方工作的军人,在进藏的3万名军人中不是个案,许多人都是被临时从地方召回的。“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誓言不是今天的军人才喊出的,70年前的西进大军就用行动、用热血呐喊出了这个口号。“有召必回”是军人难以蜕变的天性,谁都能想得到,这是一场必定在历史与战史上留下深深刻痕的光荣进军。

 正面描写行军、打仗,正面描写战场上的攻与守,伤亡与救护,交火撤离,这在石钟山的作品里并不多见。《我的喜马拉雅》彰显出石钟山对空间叙事的出色控制能力,写每一场战斗都做足了历史功夫,体现出作者游刃有余的叙事逻辑与布局策略,轰轰烈烈,震撼灵魂。小说写的是故事和人物,但同时也是在写历史,在故事推进和人物塑造中,自然地把西藏的过去、现在与对未来建设的设想都融入到叙事中。历史活了,人物有了厚度,故事变得更扎实。大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历史风云中的军人使命,在我们面前高高地树立起一座丰碑。他在展现了作品的大气度、大格调的同时,也对个体军人的“私情”——恋爱、友谊、家庭生活的运程进行了精雕细刻。

 在宏大与私人化的叙事中,石钟山找到了一种平衡。顾红旗是小说的主角,这个人物身上充满了传奇。打仗勇敢,有勇有谋,雷厉风行;情感丰富,敢作敢当,性格丰满。作品写顾红旗的婚姻生活曲折而生动。在公安局“那局长”的撮合下,顾红旗次日就要去见“许姑娘”了,激动不已的他却突然接到归队令,只见了“许姑娘”一张照片的顾红旗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到了部队,马师长给他介绍文工团演员冷妮时,他只是远远地看到那位舞台上姑娘一眼,刚刚有了感觉就突然接到紧急会议的命令。结婚的第一个夜晚,他仅仅给新娘冷妮盖了一下被子就出发了。约好了与新娘见面的时间,也一次次因战事而不得不放弃。在顾红旗的恋爱史中,运气一次次错过,又一次次降临,个人的历史总是在国家军队的推进中交错、汇合。顾红旗妻子冷妮的形象也相当鲜活,从一个小姑娘被黄河大决口的洪流冲击而失去家园,一路随着戏班流浪,到跟随韩团长加入部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她靠着执着与聪慧完成了成为军人的行走,直至遇见了她生命的另一半顾红旗。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中,冷妮是个亮度相对比较高的形象,乐观、上进、敢爱敢恨,生命力旺盛而执拗。《我的喜马拉雅马》是石钟山创作的一次突围与重建,更是他创作转型的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