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生死十日谈》，沉迷于娱乐的人们不宜读它。一个作家，在昏暗的农舍中倾听令人抑郁和心碎的讲述，有关一个一个的自杀。孙惠芬写道：“在我越来越狭窄，只能通过媒体了解世界的专业作家生活中，小人物的自杀，平民的自杀，似乎很少撞入我的视线”，但是现在，她走向田野，听到了平凡生命在寂静中的陨灭。

田野调查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广泛运用。但是，在文学中，怀着某种意向，走进他人的生活，面对具体的声音和面容，这有时会使作家本能地抵触。似乎是，当一个作家承认他直接依靠生活材料，那么，他的创造性、他的精神上的内在性都会暗自受到损害。孙惠芬大概也曾这么想，但是，她终于“跨出去”了，她发现，世上发生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经验和思想的边界。

《生死十日谈》究竟是非虚构作品还是一部具有非虚构品质的小说?孙惠芬自己可能也拿不定主意。这不仅是文体问题，这是叙事伦理问题。不管怎样，每一个读者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她的非虚构态度：我在向你讲述这些人的伤心事，他们不是我“创造”的，是我用“心”看到的，我的讲述不仅是为了完成一部作品，更是对这些人承担着一份责任。

也正因此，《生死十日谈》不能被轻轻放下，我们不仅由此感悟生死，同时，我们也尖锐地意识到，那些死得轻易的人，他们活得艰难，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的重量，也在考验着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