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是一个既有诗人禀赋又不乏学者气质的作家。他总是像猎手那样独来独往，永远游走在文坛的热点之外。对他来说，写作似乎就是要解决自我存在的终极命题——我从哪儿来，将往何处去。所以，多年来，他始终执着于藏族文化的探究与思考。尤其是面对哺育他的康巴地区之川属藏族文化，他几乎表现出某种痴迷的状态。从《尘埃落定》到《空山》，便是最为有力的证明。

或许仅以小说方式，还难以传达自己对于这块土地的感知与思考，也不足以有效梳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于是，阿来又动用了非虚构式的写作，从历史的缝隙深处，不断寻找有关川属藏民的生活记忆，并完成了2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刊于《人民文学》2013年第八期)。这部作品以一个瞻对土司部落为载体，追述了该土司自清朝至新中国成立200余年的命运变迁，重构了汉藏交汇之地的藏民艰难而又独特的生存境域，并借此传达了阿来对于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

康巴藏民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茶马古道之上，扼守着川藏交通的要塞。由于受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影响，他们既不同于西藏地区的藏民，又迥异于川西的汉民。不错，他们同样信奉藏传佛教，但他们又常常游离于宗教之外。阿来就是从这种存在入手，精心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瞻对”土司作为考察对象，从微观史着眼，以一个小小土司的兴衰，不动声色地踅入历史深处，复活了康巴藏民复杂而又坎坷的记忆。用阿来自己的话说：“我所以对有清一代瞻对的地方史产生兴趣，是因为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

历史从来都是以具象的方式，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之中。阿来选择具有“缩影”意味的“瞻对”土司作为考察目标，就是为了立足于具象化的历史现场，见微知著，由点及面，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历史场景中，再现川属藏民的精神传奇和坎坷命运。所以，在阿来的笔下，我们看到，“瞻对”是一个并不安于现状、雄心勃勃、桀骜不驯的土司。他们居住于深山巨壑之中，却从未享受过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安详，而是被各种历史动荡和权力诱惑不断夹击，以至于不得不卷入波诡云谲的历史之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各种坚硬的现实发出艰难的挑战。

这种挑战，以最为常见的方式体现出来，便是“夹坝”行为。在阿来的少年时代，喜欢显示英雄气概的男子便会在腰带上斜插一把长刀，牛皮做鞘，刀出鞘，宽约三四寸，长二三尺，寒光闪闪，刃口锋利。在阿来家乡的方言中，这种刀就被称为“夹坝”。后来，这个词演绎为“强盗”的意思。阿来出生的山村，在一处深沟之口，往深沟里去十来里，有一片黑森林，传闻过去便是夹坝出没、劫掠过往行商之处。阿来成长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越雪山的公路早已通车，驿道早已荒芜，行商绝迹。这样的时代，夹坝自然失去生存的土壤，空留下一种刀名。后来，穿着风气也日渐变化，家乡的男人们大都换下宽袍大袖的藏装，改成短打，没有实用价值的刀也从生活中渐渐隐退，仅仅留存在书页的文字中了。

瞻对一地，山高水寒，林深路长，时有刀光剑影，自然适于夹坝生存。很多时候，土司对于夹坝的滋扰无可奈何，甚至有的夹坝行为还是当地一些土司组织实施或纵容指使的结果。但凡夹坝出没之地，生产力极度低下， 百姓要承受物税与无偿劳役，于是，在这些地方，夹坝就成为一种相沿已久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生产力不足的一种补充。有清一代，川属藏区一直被夹坝四出的情形所困扰，朝廷和地方当局为此煞费苦心。阿来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和睿智，牢牢抓住了这个充满吊诡色彩的词汇，一方面借助浩繁卷帙的历史文献，在细密的史料爬梳中，逐一呈现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权力部门对瞻对“劫盗”行为的讨伐;另一方面，又通过田野走访与神秘化的宗教思维，重构了瞻对土司一代代首领尤其是班滚、贡布郎加的传奇人生，再现了他们的“游侠”气质。阿来以鲜活的笔墨还原了历史，还原了瞻对部落的复杂与矛盾，从而统一了后来者从不同历史视角对其所形成的对立性的片面评价。

有趣的是，在长达两百余年的历史中，从清廷官兵、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到西藏宗教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这个弹丸之地，为这块边远贫穷之地带来现代文明，也搅得这里风生水起。仅以清朝为例，历史文献表明，每一次对“夹坝”的围剿不仅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为此，他们一次次调动八旗精兵远赴川西，派遣钦差大臣，可谓绞尽脑汁且又费尽时力，但结果是，面对仅万余人的瞻对部落，每一次都不得其终。

虽然阿来没有动用虚构的笔墨，再现一代代大清皇帝的尴尬和无奈，但是，清廷统治的无能和衰败，却已显露无遗。一些头脑清醒的官员，也并非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如鹿传霖就提出“改土归流”的设想，结果遭到去职;凤全想继续改革，又命丧理塘;赵尔丰胸怀“治边六策”，与西藏张荫棠、联豫励精图治，“使得藏地一改上千年的沉闷，局面焕然一新”，然而又碰上辛亥革命，最终丧命于军阀刀下。民国来了。虽有“五族共和”的口号和梦想，然而在川属藏区，清朝留下的边军，民国后新编练的川军，受英国支持的藏军，以及一些被废除的土司自行恢复的武装，大寺院自行组织的武装等等，再度使这里战事频仍。直到1932年，刘文辉部击败藏军，这片土地才渐趋平静。

1950年，解放军第十八军仅派出一个排，未经战斗就解放了整个瞻化(1916年更名为瞻化县)。这个历史上极其“生顽的铁疙瘩终于完全熔化”，两百多年的“夹坝”纠葛，从此渐渐消解。

新中国成立后，瞻化县又更名为新龙县。“现在去新龙，早上从康定机场下了飞机，驱车西经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再转而南下，大半日之内，就已抵达新龙县城了。”阿来写道。两百年前的瞻对藏民不会想到，从县城出去，乡乡都有公路相通，最远的乡也可当天往返。在酒店茶楼， 远来客和当地人，讲的都是如何发展藏区，开发藏地，特别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有趣的是，这些旅游资源，就是当年清军难以克服的险山要隘与深峡，以及那些石头垒砌、形式古雅的碉寨。当地人甚至希望从强悍民风中挖掘精神性的文化资源，以康巴来命名。可惜这一名字已被他人注册。退而求其次，他们成功注册了一个新的名字：康巴红。这个红，是康巴男人头顶上的红，也是英雄红。

走出文字意义上的瞻对历史记录和解读，在民间，可以听到瞻对人民更加丰富、彪悍、勇猛、不屈的精神记忆。通过一次次的走访和调查，阿来渐渐发现，那些部落首领，在瞻对人的心中常常以神魔混杂的形象，沉淀在他们的记忆之中，无论是班滚、贡布郎加，还是青梅志玛，都是如此。它让人们看到，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人常会感到自己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俗世界，另一个则是充满传奇的心灵世界，在那里，“人们仍然在传说种种神奇至极的故事，关于高僧的法力，关于因果报应，关于人的宿命。”

无论传奇还是现实，也无论“劫盗”还是“游侠”，在两百多年的沧桑记忆中，瞻对只是一个方寸之地，虽然他们偏居一隅，看似远离了时代中心，却又每每被历史中的各种力量吸入巨大的漩涡之中，承受了无数的大灾大难。各种图谋与觊觎，不断地利用瞻对之地较智较力，从而使瞻对浓缩成一个特殊的历史范本。当然，对于阿来而言，解读这个范本，固然是想破除简单的历史进步论思想，同时还是为了消除人们对藏区平民的超乎客观的各种想象。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各种冲突中反复盘旋，所谓“文明一来，野蛮社会立时如汤化雪一般，土崩瓦解”，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

更重要的是，阿来还告诫人们，“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认为藏区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民风纯善的天堂。持这种迷思者，一种是善良天真的，见到社会中某些物欲横流的现象，于是认为生活在别处，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却故意捏造虚伪幻象，是否别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他永远无法脱离自身环境而活在纯粹的理想之中。

一个民风雄强、号称铁疙瘩的部落，已经散落在记忆深处;一段漫长、复杂而坎坷的民族纠葛史，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作为川属藏民的后代，阿来通过自己的反思和重审，再度重构了这段历史。它是瞻对的精神秘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整个中国人的精神秘史。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