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

由整理者肖伊绯发现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是1919年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所讲的中古哲学史部分。尽管只有54000字左右，而且作为未公开出版发行的北大内部的讲义本，还留有很多排版校对方面的问题，但是它反映了胡适当年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脉相承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理念。卷中集中讲述了汉代的哲学，第二章从道家到淮南子到董仲舒到王充，在论述哲学发展的同时，也涉及对天文学与谶纬迷信、对中医的态度等等论述。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自1919年2月出版以来，以其“截断众流”的理论创见与学术魄力，迅即获得海内外学界及读者的好评，再版数十次之多。此书被誉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然而让众多读者意犹未尽的是，这部中国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事实上只是上古时代哲学史，即先秦诸子时代哲学史，中古及近世哲学史并未囊括其中。

可以说，国内知识界还没有人确认亲自看到过《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部分。在学者肖伊绯开始着意搜集一些民国大学讲义的近两三年间，他一直暗自留意《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在去年有了意外的收获。

据肖伊绯的一位杭州的书友称，他在日本书市里曾见到过胡适的讲义本，也的确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但只有“卷中”一册，当时以为是没有成套的“残本”，所以没有购回。

肖伊绯得知这一消息后，多次劝说朋友，经过多方努力，最终重新找到日本书商，通过网络汇款购得此书。之后，肖伊绯和朋友相约在杭州虎跑喝茶，就在弘一大师纪念馆后的一所茶园里，肖伊绯第一次见到了这本梦寐以求的讲义本。他用一部清代刻本《桃花扇》，与书友换得此书。

该讲义本的版心处印有“汉代的哲学”、“胡适编”的字样，说明这仍是一部未完稿，因为胡适后来拟行的“中古哲学史”重编计划囊括两汉、魏晋、六朝、唐宋时期，而非仅有汉代部分。汉代的哲学属于胡适中国哲学史“三段论”的中段，按照他的写作计划，前段先秦哲学史构成了哲史大纲卷上，两汉与唐宋哲学史原拟共同构成卷中部分，清代及近代哲学史原拟构成卷下部分。当然，卷下只是停留在构想层面，并没有写出来，后来衍化成了胡适大大小小的专题研究论文及演讲，原拟共同构成卷中的两汉与唐宋哲学史部分也只有汉代的哲学形成了完整的讲义本，并于1919年在北大有过集中讲授。由此可见，汉代的哲学是胡适在尚未全盘放弃中国哲学史大纲全卷写作的前提下，存世的、可以见到的，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层面的最后的有系统的、有思想体系的著作。这样的著作本身，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特征，在研究胡适哲学史观念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

在卷中讲义本里出现了胡适评述中医的章节，据说胡适曾患有的糖尿病也是经中医诊治后痊愈的，但胡适晚年又相当激烈地否认了这一说法，这是否说明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有意回避早年的传统思想?

在卷中讲义本第六章“迷信与科学”中，的确出现了评述中医的内容，这对研究胡适早期思想相当有价值。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胡适早年的确患有肾功能方面的疾病，也的确是在西医诊费无效的情况下，求医问药于名医陆仲安，并最终获得治愈。这段史实，历来众说纷纭，又因胡适晚年的矢口否认而变得扑朔迷离。但从卷中讲义本出现的胡适评述中医章节来看，胡适早年对待中国传统文明与文化的态度，并非是持完全反对、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于得出过东西方科学皆本源于“迷信”的说法。在他眼中，东西方科学(包括医学)从发源之始并没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分，只是经过后期的发展与演进，尤其是社会政治制度及国家意志的影响之下，西方孕育出了科学精神，并进而催生出系统的、理性的科学，而东方一直停留在神秘主义阶段，未能完成系统与理性的进化。

在卷中讲义本里还出现了胡适评述古代天文学的章节，但胡适所要探讨重点乃是，古代天文学某个阶段进步与变革的动力是什么?古代天文学所代言的意识形态究竟是神权还是皇权?说到底，是为了挖掘与裁定——古代政治思想与国家意志对包括科学体系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而并非就天文学论天文学，并非就科学成果谈科学成果。这是胡适的高明之处，也是胡适的过人之处。这当然是与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一思想体系相匹配的，不但相匹配，还是独具一格的创见。这种创见超越了过去谈学科史就只局限于某一学科之内的史料链接，在文科史范域内跨学科地引入自然科学史料，是创见，更是才性使然。当然，说即兴发挥也无不可，讲义本第六章“迷信与科学”本来就是胡适为北大史学门二、三年级准备的临时讲义，并不是胡适原定教学计划内在北大哲学门的讲义内容。这种跨学科授课方式，以及胡适带有演讲性质的授课风格，在当时的北大颇受欢迎——卷中讲义本就印证着那个朝气蓬勃的新学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