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谜这种古老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人妇孺皆知，人人都有过体验的。每个人小时候恐怕都受过灯谜文化的熏陶。在儿童时代，中国灯谜一方面是儿时游戏的重要形式，一方面也是儿童识字、接受各种社会生活知识、经受思维训练和文化熏陶的重要形式。不管你生活在古老的城市还是所处穷乡僻壤，谜语这种游戏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必定程序和必然历程。人类学家说，当人类创造文化以后，人类就被文化所塑造。我看灯谜文化就是这样一片人生历程必经的文化地带。

在灯谜文化源头，应该是人类远古的神话。神话时代是人类文化发生的时代，而所有文化的发生都源自于人类的问题意识。当人类具备意识之初，人类意识的主题便是考究天地形成、万物生长、四时变更、阴阳交替、风雨雷电、生命何为、人类何来等等。向世界的一切提出问题，用尽早期人类的智慧去解释世界，这就是神话时代的文化责任。由于神话有故事、叙事式的言说，也有歌谣、说唱式的诗说，所以，其中的问与答的形式和寻问、拷问、追问，都孕育着我们今天的谜语这种文化形式的各种要素。在神话思维的追问下，远古的先人们一点点地积累起关于世界的解答(知识) ，这些解答构成和支撑起原始社会的信仰、知识、意识、精神的文化结构，也成为后来人类和社会的思维与意识的深度模式和底层文化。当先人们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的下一代时，儿童游戏中的谜语形式便诞生了。把先人们的文化问答通过新颖、曲折、变形、变化了的游戏问答加以传授和衔接，这就是谜语的应运而生。设问与回答是后世猜谜活动的本体，谜语的一切文化的发生，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所以说，古老的问答文化是谜语文化的母体。

我国古代见于史载的谜语，有人以为春秋《左传》中的“有麦麴乎?有山鞠穷乎” ，是较早的谜语，所谓“ ‘鞠穷’ ，作廋词嚆矢” 。 (清末张玉森《百二十家谜语叙》 )也有人认为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所载黄帝时代的《弹歌》也是关于制弹弓以猎鸟兽的谜语。到了汉魏六朝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已经专辟了“谐隐”篇，他指出：“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 ”刘勰还提出了谜语隐语的表现与功用：“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 ”同时，他从诗学、美学、艺术学、文学的高度，概括了谜语的特征：“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像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 ”从刘勰的这段文字看，谜语在《文心雕龙》时代已经相当成熟了，它在此之前应该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国谜语在它的发生发展成长成熟过程中，与人生的理想、情趣、知识、游戏紧紧相随，是人生的重要体验。

事实上，中国谜语文化的发展自中国文字创立后与文字的发展同步相生，从此又走上了特立独行的文化历程。甲骨文的出现是基于中国古代的占卜文化(也算得上是一种猜想的文化) ，谜语与此相生，出现了离合隐语与谶语。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汉代的“千里草，河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隐“董卓当死” ) ，就是拆字、测字与文义隐语相结合的产物。东汉文学家蔡邕所写曹娥碑中以“黄娟、幼妇，外孙、齑臼”隐“绝妙好辞”也是在字形字义上大做迷惑的文章。这种文字性谜语，在形式上主要围绕拆字、离合、会意、谐音、别解动脑筋。也正是在汉代，关于汉字的造字法，有了“六书”之说。“六书”之说与谜语的技术技巧其实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也是谜语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只是有更多生发与引申，所以刘勰还说谜语的美学风格是：“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 ” ( 《文心雕龙·隐秀》 ) 。总之，是中国文字的形、音、义的多变性，给中国谜语特别是字谜提供了形式基础。自此以后，字谜的传统绵延未绝，形式与内容都向无限生发的境地扩张，形成中国谜语文化特别的一路，达到了旷世无双的文化地位。其中一个支脉还反过来为儿童的识字服务，成为狭义的字谜，即以识别汉字为目的的谜语。这类字谜在传播汉字文化上发挥了历久不衰的作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汉字的象形性、图画性与猜谜的形象性、象征性，两者之间其实就是以形表意和以意表形这样一个精神本质上的逆反过程。也因为此，中国的历代文人都有制字谜猜字谜的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