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前玉器，商周青铜，秦汉古玺，魏晋书法，唐宋绘画，明清瓷器，就如同中国文学之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般著称世界，并被公认为世界之瑰宝，艺术之巅峰。它们构成中国艺术品发展的基本源流和成就特征，鲜明地刻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更是历代鉴藏家财富和见识的骄傲，价值和精神的寄托。

中国艺术品鉴藏的历史，与艺术的发展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与人类艺术行为起源并不同步。不过人类收藏活动的源头仍可推溯至人类的原始本能时期，即早期对食物的贮存和生产资料的收藏。经过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经不同的历史阶段，鉴藏活动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在技术和文化的支撑、催化下，艺术品鉴藏不断地借用了更多的其他手段、灌注了收藏者更多的动机和精神寄托，成为了一种更复杂、更高级的人类社会行为。

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玉器也许是中华民族最早具有被“鉴藏”属性的艺术品之一。以此为起点，中国的艺术品鉴藏活动开启了至少5000余年的漫长历史。从此，中国人高超的艺术创作，与发达的鉴藏活动相伴相生，鉴藏活动的起伏，又与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盛衰休戚相关。历朝历代的艺术品为国人鉴藏活动之发育和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对象，而伟大的文明进程和长期稳定的社会形态，为鉴藏活动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存在基础。

中国艺术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发展时期形成了独有的根脉和系统，它与华夏民族的宇宙观念、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以及技术工艺紧密相关，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在艺术创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使艺术家的奇思妙想有可能成为千姿百态的物之形态，使众多的实用器物，变成了艺术品而留存于这个世上。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前玉器，商周青铜，秦汉古玺，魏晋书法，唐宋绘画，明清瓷器，就如同中国文学之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般著称世界，并被公认为世界之瑰宝，艺术之巅峰。它们构成中国艺术品发展的基本源流和成就特征，鲜明地刻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更是历代鉴藏家财富和见识的骄傲，价值和精神的寄托。伟大的艺术成就为艺术品鉴藏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作为鉴藏者的活动仍受制于外在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更与文化观念和时代风尚紧密相连，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时期鉴藏者的主观思想。

古代皇家收藏是历代鉴藏活动的主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历代的鉴藏活动的主体是皇家。这一现象无论是传世艺术品自身，还是在各种史志、著录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数千年以来，历代帝王也一直以他们的统治下的国土为文明之邦为标榜，有着崇尚文物，聚蓄典籍、宝藏的传统。

早期的艺术品从其基本特性中延伸的品类群生、彰显教化、煊赫治功的功能，就是王权有意宣示的各种表现，因而为帝王所看重。而随着艺术品形象、直观、美化、娱情等艺术本体特性发育得愈加显著，艺术创作的精神性沟通和悦目游艺的自由舒怀，得到了鉴藏者，尤其是王室的更为充分的认识。历朝帝王，尤其是那些对艺术品抱有浓厚兴趣、鉴赏眼光高人一筹的帝王，大多利用地位和权威，建府立制，或笑纳各方朝贡进献，或收罗天下珍品异宝，充栋内府禁苑;或调集天下名工巧匠，以为己用，形成以礼制政教为主体的“官家”宫廷艺术;他们的作为和标榜，直接影响了当时及后世鉴藏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国历代的鉴藏活动的主体是皇家。这一现象无论是传世艺术品自身，还是在各种史志、著录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历代名画记》所记汉武帝“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或许是史料记载下的皇家首次大收藏行动。后代的帝王纷纷效仿，尤以新朝初立为甚，并不断在体量上扩充，在管理机制上完善。鉴藏之物供帝王“听政之余，旦夕披玩”。而社会稳定、王朝延续，宫廷往往累世接力，有的帝王自雅才艺，嗜好尤深，古之珍异，已充牣内府，仍更搜葺，以至天下宝物，收罗殚尽。如此高度聚藏的结果，就是所藏文物命悬国运，而最终等待的是王朝倾覆、宝物毁损流散的悲剧。秦汉之前不计，仅举此后的二例足可令人扼腕悲恸。如汉末董卓之乱，内府“图画缣帛，军人者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馀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历代名画记》)。东魏侯景之乱，“太子(萧)纲……所有画皆载入江陵，为西魏将于谨所陷。元帝(萧绎)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件卷，遣后阁高善宝焚之……”被史家盛赞的“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南史·梁武帝本纪》)的累世所藏毁于一旦。类似浩劫几乎每遇重大战乱、帝都失控之际，历朝都会悲

剧重演，屈指数来，宫廷庋藏之殇，竟有十次之多，而造成的损失，实是华夏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宫廷收藏是封建帝王专制统治下的必然产物，作为鉴藏史之主要构成，其始末成因，所得所失，洵足后人深刻探究和反省。

文人风尚引领了民间私藏活动的潮流

虽然皇家收藏是历代鉴藏活动的主体，但文人风尚，却引领了民间私藏活动的潮流。与皇家相对应的是民间，不过这个鉴藏群体的主要构成是贵族、官宦和富商，一般平民布衣是无法跻身这个以财富为基础的特殊领域的。这其中文人士大夫是这个群体的主流。他们有的以开阔的知识视野、深湛的学问、较高的艺术品味，不断探寻和开掘了鉴藏活动的内在精神世界，有的甚至亲身参与艺术创作，将思想趣味与艺术表现相融合，标榜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分野雅俗之间，形成了不同时期的风尚。知识阶层大范围介入艺术品鉴藏活动，也起端于魏晋时期。这与当时王权相对松弛、艺术创作活跃、精神文化需求等多种因素有关。从此，鉴藏活动与文人结缘。沿着这个轨迹，文人与中国艺术的各种形式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系，并逐渐成为中国艺术的重要特性。当然，魏晋时期的鉴藏活动之所以繁荣，还与艺术品历经漫长的两汉物质和文化铺垫准备，进入了市场流通领域，才得以冲破皇权礼制的禁锢，成为了一项可以留存于民间的文化活动，这是重要的准备条件。“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玩阅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次，此皆好事之病也。”(《历代名画记》)以书画鉴藏为标志，知识阶层的介入，大大推动了鉴藏活动内涵的完备和形式的丰富。如谢赫姚最之外，南北朝时期尚有羊欣、陶弘景、虞和、王僧虔、任昉、阮孝绪、袁昂、庾肩吾、顾恺之、宗炳、王微等一大批具有品鉴眼光的文人士大夫介入到书画鉴藏活动之中，不仅开启鉴藏著录一科，更以各自的学识大大推进了艺术品鉴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及至北宋，鉴藏风气蔓延到整个文人阶层，书画典籍的收藏，更是形成世家传统;欧阳修、赵明诚、吕大临等以博通经史之才，以金石学开启了鉴藏研究的崭新门径，且为鉴藏学体系的建立做出筚路蓝缕之功。到了明清两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以及地下碑刻器物出土的增多，公私鉴藏异常繁盛，受朴学的影响，一些阁僚高官和学界大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学术探究、引领鉴藏的作用，如文徵明、项元忭、董其昌、钱谦益、翁方纲、孙星衍、阮元、何绍基、陈介祺、吴大澂等，都在多个艺术收藏领域内，成为知名的学者型鉴藏家。文人士大夫在鉴藏活动中地位的不断凸显，与他们在中国社会阶层的地位变化极为有关。

纵观历朝的艺术品鉴藏之发展，每逢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正是鉴藏活跃发展的大好时期，而鉴藏的重要对象———各种艺术品，包括字画和瓷器、铜器、玉器等各种古器物，本身也是前、当代社会昌明文化发达的结晶，这印证了与艺术有关的技术条件和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鉴藏活动开掘了艺术品的经济价值，推进了艺术的实践探索和与之相关的工艺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随着财富特性的愈加彰显，艺术品也诱发着人类本性中自私奢靡乃至贪婪的阴暗一面，因而随之产生了巧取、豪夺、贿赂、厚葬、盗墓、作伪等等与鉴藏相伴随的种种肮脏行为。

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无论是从中国鉴藏史完整性还是从世界文化交流的不同视角来看，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域外鉴藏首先要研究中国的艺术品是如何“走出去”。古代中国虽然西困高原沙漠，东濒滔滔大海，但艺术品鉴藏活动的范围绝不仅限于中国本土，这是华夏优异灿烂的文明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秉性所决定的。最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分别最晚于秦汉完成了与周边邻国的沟通。借助贸易和外交活动，中国艺术品必然早早地担负起文化、经济交流的使命，丝绸、瓷器因最受域外民族的欢迎而成为了主角，甚而演变为中国的代名词。到了盛唐，对外贸易线路发展到了共计七条之多，距离、规模均创空前。宋元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中国经济的南迁，陆上丝路逐渐为海上“瓷路”完全取代，至明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达

到鼎盛。此后朝廷屡颁海禁，海上贸易虽难以真正禁绝，但规模无疑大大受限。直至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船炮彻底轰开，但此后的贸易主导和“走出去”的方式完全颠倒，中国艺术品流转海外的方式和影响，也截然改变，鉴藏活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一样，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域外鉴藏活动的转折点。

1860年10月的圆明园劫难，更是将灾难与中国艺术品直接挂上了钩，英法联军劫掠园中珍宝11天，并纵火焚毁三天三夜。这不仅导致了这座旷世园林和150万件艺术品直接被损毁劫掠，更开启了近世中国文物不断流散的噩运，成为中国鉴藏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就在清王朝命数将绝之时，又先后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殷墟书契和敦煌宝藏，正值动乱的中国无力看护这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重大发现，仅敦煌文物就被英法俄日美等国以多支探险队名义巧取掠走至少26000余件。进入民国，仍国事动荡，战乱连绵，从出土到传世，从故宫到民间，国内外各种势力和个人利用抢掠、偷盗、贿授、骗夺、私贩、交易等种种手段，导致中华文物频频流向海外，以至无法计数。所幸的是在这段时期，虽然频遇战乱，中国艺术品最重要的遗脉———皇家珍藏，历经万险，虽此后海峡相隔，但大体未损，仍在中华子孙手中，也算创下一个鉴藏

史上最庆幸的奇迹。直至新中国建立，动荡逾百年的一段伤心史终于划上了句号。

中国被当时国际媒体誉为最具艺术气质的国度之一

中国艺术品身处异邦的命运及其产生的影响，是鉴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囿于地理和语言的阻隔，我们对于域外的中国艺术品鉴藏史料知之甚少，海外公私藏家的文献尤其急需今天的学者去努力寻访、挖掘。在日本，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到奈良正仓院，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拥有保存完好的诸多中国珍宝，还因为它是八世纪遗留至今的中国艺术品在日本被鉴藏的原生态标本。鸦片战争后　(至新中国建立前)，中国艺术品流出呈现两个特点，其一是流出量大，其二是流出等级高。就导致域外鉴藏的结果看，也形成两大状况，一，快速流散，数量庞大，现世界各地都有中国艺术品的大型收藏，其获取时间大多正是这段近世中国文物大量流出的时间;二，流散的文物多为国宝，其中许多为新出土文物。这些高等级的艺术品的流散固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伤心事，但从另外某个角度看，客观上增强了域外他国对中华文明的更多认识，中国艺术品的价值被一定程度地提升。典型的例证，是1935年，英国皇家艺术院

在伦敦举办大型“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在大量文物流出的背景下，由英国一些著名藏家和博物馆联合征集的包括故宫在内的世界藏中国艺术珍品，是世界历史上首次集中展示中国的艺术成就，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人群，成为轰动全球的艺术盛事。中国被当时媒体誉为最具艺术气质的国度之一,足以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媲美。展览极大地加深了西方对中国文物鉴藏和研究的认识。

海外收藏家和古董商曾扮演了推广主要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和日本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在此前后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与一些中国商人一起，施用种种手段，推动了中国艺术品成为世界鉴藏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多次掀起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热潮。这其中最为著名的藏家如英国的斐西瓦乐·大维德　(Perciva1David，1892-1964)，他后来成为20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藏有1400多件中国瓷器，多数为官窑中的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标准器。美国则有弗利尔(Char1es Lang Freer1854—1919)和顾洛阜(John M.Crawford,Jr.1913-1988)。弗利尔以收藏东亚美术而著名，后受来华传教

士福开森(John C.Ferguson)影响，来过中国，收有大量一流中国青铜器、玉器、陶瓷和雕塑，创建著名的弗利尔美术馆;顾洛阜则凭自己的悟性和见识，以钟爱并致力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闻名，1984年前陆续将自己所藏捐献给美国最大的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日本最出名的古董商山中定次郎，乘中国文物流散之机，向各国藏家、拍卖行销售了大量的各种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宋官窑青瓷和清朝秘宝官窑珐琅彩瓷;还有祖籍中国而游走海外的古董商卢芹斋(1880—1957)，以古玩店学徒出身，对鉴识中国艺术品有精湛眼光，先后在中国、美国、法国开设古董店，据传欧美所藏中国文物，多半均经其手。

如今，即使从近世算起，中国艺术品在域外的历史也已经将近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了。在如此漫长而又背景不同的历程中，尤其是在近代以来付出惨重代价，我们历数那些人和物，心中不由泛起复杂的感情。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成就逐渐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尤其在今天，中国综合影响力的上升，更推动了中国艺术品珍贵价值的再认识。客观上，域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明成就一起，汇聚成了人类共同进步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中国文物研究专家、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