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组玉佩

西周形成规范的礼仪制度，服饰被纳入到一个稳定的表意体系。即审美和象征共同构成了它相对稳定的艺术特征

周礼国子乐教图

乐教不仅是音乐教育，且涉及西周时期对音乐的整体定位，标明了一条音乐从技术到德性、到政治的路径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乐对中华民族的标识意义从唐代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的如是言中清晰可见。

“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礼记·少仪》亦描述了一个诗意美好的国家建构理想图景。

作为礼仪之邦的传统中国，这种审美化的国家理想，始终为政治实践提供着追慕的目标。

今天，当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我们奋斗目标，当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下的强烈呼声和实践方向，回望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我们能从中汲取怎样的滋养？换言之，如何有效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切实助力今天的文化建设？这也正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践应有之义。由北师大哲学学院教授、美学研究所所长、北师大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刘成纪担任首席专家，并集结余开亮、徐习文、郭善兵、韩伟等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学者的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传统礼乐文明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将架起传统礼乐与当代文化建设之间的思想桥梁。日前该项目在京召开开题报告会，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叶朗以及陈望衡、朱良志、张法、郑岩、李春青、李景林等美学、哲学、考古学界知名专家学者对这一项目选题价值、预期目标、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理论创新给予了高度肯定和极大期待，也为如何完善项目建言献策。

“当下，国家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精神到底是什么？核心和灵魂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会上，叶朗直指当下美学研究的重点与核心。事实上，这一项目正是建基于对中国美学与中华美学精神重新认识的基础上生发而来。近十几年一直致力于中国美学史、艺术史研究的刘成纪认为，中国社会自周公制礼作乐始，礼乐既是美和艺术问题，又向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蔓延，成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最显在表征。所谓中国美学就是兼具艺术、政治、文化面向的礼乐美学，所谓中华美学精神就是促成整个社会和谐有序的礼乐精神。由是，中国古代的礼乐，不仅是美和艺术问题，也是政治、文化问题，它在艺术、政治、文化之间构成了一个逐步放大的价值连续体，代表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然而，中国礼乐文明的发展在经历西周最完备形式后，每个时代均显现出偏至和局限，直至近代以降，礼乐之于家国天下的宏大价值日渐丧失。今天，全面把握礼乐文明的内涵，重构它与现代文化建设新型关系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因此，该课题试图以史实考辨和线索梳理为基础，从美和艺术出发，恢复礼乐文明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探讨这一文明体系如何向当代文化生成，从而探索其对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意义。

礼乐艺术的界定：

礼乐何以成为美与艺术？

现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礼乐，艺术研究者往往将其直接等同于音乐，于是礼乐文化被等同于音乐文化，礼乐教育被等同于音乐教育。这导致对礼乐艺术特性的严重误读。乐作为美与艺术毋庸置疑。那么，礼如何纳入到美与艺术？

对此，刘成纪指出，礼对个体来讲，首先是彬彬有礼，即个体行为的雅化或行为的艺术化和审美化，可以称为行为艺术或艺术行为。礼对群体来讲，主要作为仪式性的活动存在，给群体活动建立秩序。所以刘成纪认同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将这种具有鲜明表演特性的群体性仪式活动称之为“典礼艺术”。同时，按照古代“器以藏礼”观念，礼仪空间被礼器所规划，意味着礼器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哲学观念甚至天地人神观念的物化形态。因此，礼器除了实用和审美价值外，更多充当了政治、哲学乃至神学观念的视觉标识物，即象征价值才是器以藏礼的真义。易言之，实用、审美、象征是中国传统礼器的三大价值面向。正因此，著名艺术史家巫鸿称之为“礼仪美术”。这样，礼作为审美与艺术形态，至少可从三个层面把握。即作为个体的行为艺术或艺术行为，作为群体仪式性活动的典礼艺术，作为礼器的礼仪美术。而乐也非单指音乐，而是诗、乐、舞的总称。“所以，完整地理解礼乐，应该将其视为空间性艺术(行为艺术、典礼艺术和礼仪美术)和时间艺术(诗、乐、舞)的交会形式。唯有如此，才能认识礼乐作为艺术的整体特征。”刘成纪说。

礼乐艺术与文明的关系：

礼乐成为中国传统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

礼乐之于现代学者，往往是艺术史家视其为艺术，政治学者视其为国家制度，文化学者视其为礼乐文化，这种源于西方现代学科分类对中国一体性知识体系的人为切割，不仅导致对同一问题的认知混乱，更遮蔽了礼乐价值的完整认知与现代转换。

因此，该课题将礼乐视为一个纵贯艺术、文化和文明的连续性概念。在刘成纪看来，中国古代，礼乐是一揽子建国方案的统称，包括政治、伦理、文化、艺术等诸多环节。礼乐虽并非专指美和艺术，但美和艺术却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的核心价值。首先，美和艺术的起源与国家制度文明起源具有一体性。从历史看，美和艺术与中国传统政治的交互关系，始于华夏民族的初创时期。华夏、华山以及出土于华山之麓的庙底沟彩陶图案，共同昭示出原始意义上的华夏民族，是以美丽的花朵作为其图腾或象征的民族。以此为背景，基于“器以藏礼”，中国上古政治可称为以礼器为标识的图像政治，并向日常生活广泛蔓延。由此，审美的政治化或政治的审美化，代表了中国传统制度文明在其发端期的重要特性。

其次，中国自上古以降，虽封建王朝代有递变，但崇尚礼乐却是变中的不变。中国历代王朝无一不以“兴礼乐”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志，显现礼乐政治之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永恒价值。而礼乐制度，是一种诉诸审美和艺术的政治制度。在实践层面，“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礼记·乐记》)”说明礼乐政治的施行非外在强制，而是对人内在善性的发蒙，也意味着顺应人性的礼乐教化构成了政治实践的最重要方式。中国历史上，周王朝以“尚文”为特色，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人民进行持之以恒的礼乐教化。即内基于人性，外发为审美，大成于礼乐，代表了中国传统制度文明的核心价值。

第三，中国社会自先秦始，虽诸子思想多元歧出，但爱构成了家国观念的基本共识。这种爱的社会组织法奠基于血缘之爱，即孝悌;然后被放大到邻里，即“里仁为美”;再被放大到社群，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扩及到全人类，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从个体到家庭、国家、天下，就成为以爱连缀而成的共同体。这一进程，表现出从血缘、文化认同最终走向礼乐文明审美认同的总趋势。

“尚文构成了礼乐的共同特质，一体之仁是礼乐的内在心理基础。换言之，礼与乐作为一对对举的概念，两者的统一离不开‘文’和‘仁’的内外夹持。只有认识到仁、礼、乐、文的一体性，才能形成对礼乐文明的完整判断。礼乐不仅是中国艺术原则，而且是从艺术不断外发的家国天下的总原则。于此，艺术向社会政治、文化无限放大，直至‘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从而生成一个艺术化和审美化的世界。唯有持这种开放视角，才能完整理解礼乐文明体系在传统中国的价值。”刘成纪说。

礼乐文明的现代转化：

“美治”之于雅化中国

印度诗哲泰戈尔曾说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在国家治理层面的“郁郁乎文”，在个体修养层面的“文质彬彬”，在家族传承层面的“诗礼传家”，传统中国无处不在由内而外、由个体到家国的风雅精神正是被刘成纪称之为“美治主义”理想政治观念的现实兑现，也正基于这种精神引领与理想指向，才有其倾力助推礼乐文明的现代价值生成。

“美和艺术绝不仅是中国传统制度文明的构成要素，而且是其核心价值，代表了传统中国的立国精神。以此为背景看，今人在阐述中国艺术与国家制度文明的关系时，往往仅注意其润色鸿业的工具性意义，就存在重大缺失。”刘成纪指出，美和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或价值理想，它对现实政治的主导、引领功能要优先于服务功能，它规划传统制度文明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被制度规划的意义。换言之，美和艺术之于传统中国，既是本也是末，既是体也是用。这种价值的双重性意味着，传统中国的风雅特性不仅在其表象，更在其内在本质，以礼乐立国的国家观是其数千年保持礼仪之邦、艺术之国美誉的根本原因。这种国家特质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促使人重新认识美和艺术在中国现代国家文明体系中的位置。

“冯友兰曾说，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张世英也提出，中国美学、哲学可归结为境界之学。正如前辈对人的培养的重视，今天研究礼乐，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尤其应强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引导人的精神追求。”这是叶朗的期待。“谈到礼乐的当代价值，礼乐的精神在古代是弥漫的，但其实践的核心恰恰是现在仪式美学和政治美学所欠缺的，多年来，我们国家带有政治与审美结合的政治美学体系并未建立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代礼乐文明值得借鉴。”张法如是言。“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对礼的观念继承得太多，或者说对不好的东西继承得太多，好的东西继承得不够，如何更好地吸收礼乐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是我们当下所欠缺的。”李春青这样感叹……

如何接续传统、再造新命，如何从“毁誉参半”的传统礼乐中伸张出正价值并实现创造性转换，更好地对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该课题主张，研究中国传统礼乐文明向现代文化建设的转进，首先必须看到礼乐是一个活态的有机生命体，而非仅能满足人历史兴趣的博物馆。其活态性奠基于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本然欲求，具有超越历史限界的永恒价值。其次，礼乐文明以美和艺术为核心，传统中国以礼乐即美与艺术立国。因此，必须重新认识美和艺术在中国现代国家文明体系中的位置，既要看到它为社会服务的手段性，更要看到它于国家文明建构的本体性。再有，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尚文”特性，使中国传统政治具有鲜明的“美治主义”色彩，并进而生成了一个雅化的中国。就此而言，必须重新看待礼乐文明之于国家文化乃至政治建设的价值，使崇礼尚乐成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维度。同时，礼乐文明的“尚文”“尚仁”特性，使其具有了人性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这是维系中华五千年文明没有发生重大断裂的关键因素。由此，它在今天依然是促进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力量，并因其具有人性深度和精神高度而展现出全人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