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谷丰登：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密码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

自古以来，五谷丰登寄寓着人们对农业丰收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愿。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等植物考古专家看来，这绝非简单的歌颂赞美之词，而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文明进程中的五谷、六畜、百工，都可以成为打开某个区域文明演进之门的钥匙。粟、黍、麦、豆、稻或麻，遗址中残留的农作物不仅让我们了解先民吃什么、穿什么，甚至能从中解读出某些文明兴衰的密码。到底何为五谷，它们在我国古代是如何驯化推广的，早期农业与文明形成发展之间有哪些关联？围绕这些问题，光明日报记者对赵志军进行了专访。

记者：我们都知道《论语》里有句话，“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能大部分人关于五谷的概念都由此而来。五谷包括哪些农作物，与先民的生活有哪些关联呢？在中华文明早期星罗棋布的农业聚落里，有哪些不同的农作物种植方式？

赵志军：《论语》里的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因而后世儒家对其进行过多种解释。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汉的两位学者，赵岐说五谷是水稻、糜子(黍，即黄米)、谷子(粟，即小米)、小麦、大豆。郑玄同意后四种，但认为第一种不是水稻，而是大麻。过去我们不太关注古人的日常生活，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也许决定历史发展的细节被遮蔽了。其实，很多古代文明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其形成过程都是建立在以农业生产为特点的经济基础之上，换言之，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因而复原早期农业经济特点对探讨中华文明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由于科技考古的发展，特别是浮选法的普遍应用，考古工作者从全国各地考古遗址浮选出土了数量巨大的植物遗存，为探讨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资料。

我们对这些农作物遗存进行梳理，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秦汉以前的文化遗址中，中国大地上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只有6种：稻米、谷子、糜子、大豆、小麦、大麻。说明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6种农作物，大麻是棉花传入之前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植物纤维来源，如果讲食用的谷物，确确实实是5种。

研究显示，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早期农业生产的考古证据，当时的生业形态表现为以采集狩猎(或采集渔猎)为主、以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辅的特点；距今6500年前后，北方旱作农业率先完成了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过程；距今6000～5000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也相继完成了向稻作农业社会的转变；距今4000年前后，外来的小麦日益推广，逐渐奠定“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

当然，我们现在一说就是“南稻北麦”，这是今天的农业生产格局，而历史远比这要复杂。对距今5500～3500年间中华大地上的农耕生产特点进行复原，我们发现当时存在4个不同的农业区划：一是分布于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北方旱作农业，特点是以种植谷子和糜子为主，后期出现了极少量的大豆或小麦；二是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方稻作农业，特点是仅种植水稻，未见其他农作物品种；三是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稻旱混作农业，特点是水田作物水稻和旱地作物小米并重；四是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即中原地区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即同时种植谷子、糜子、水稻、大豆和小麦5个农作物品种。

记者：不同的农作物种植对这些地区的古文化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赵志军：我们知道，包括良渚文化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系统后来都衰落了，而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古代文化系统则愈加强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以往考古学界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但毫无疑问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在现今社会，单品种农作物种植是一种先进的农业种植制度，但是在农业生产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却具有很大的风险性，特别是在遇到专门针对它的自然灾害，如天灾、瘟病、虫害等时，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对整个区域的农业生产可能造成全面摧毁。例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发展水平之高让人惊叹，但到距今4500年前后却突然衰亡；又如，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曾经非常辉煌，但大概在距今3600年前后也突然衰亡。其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地区和西辽河流域地区的农业生产都是以单品种农作物种植为特点，这很有可能是造成这些地区古代文化突然衰亡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则是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即同时种植生产条件需求不同的多种农作物，比如水田和旱田、秋收作物和夏收作物等，由此采取相应的生产方式如混作、套作、连作等。这样能够充分利用区域内各种不同的自然条件，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提高土地使用率，例如在低洼湿地种植水田作物水稻，在干旱的高地种植旱地作物小米，或者在同一块田地内种植秋收作物和夏收作物；也可以有效应对各种灾害，还能为引进新农作物品种提供新的人工生态环境。黄河中游地区的多品种种植农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记者：古代先民之间有着远超我们想象的文化交流，这也为不同农作物品种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比如水稻、小麦都经历了远距离的传播。从这一角度来讲，似乎考察早期农业起源发展的历程也能够使我们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等特点有更多更深的理解？

赵志军：中国的农业起源是分成了不同源流的，其中一个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起源，另外在北方沿黄河流域存在一个旱作农业起源区域。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表现为“谷豕是飨”，即以种植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和以饲养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以长江流域为重心的南方地区则表现为“饭稻羹鱼”，即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以渔猎为获取动物资源的主要方式。考古发现证实，早在仰韶文化时期水稻已经开始北传到黄河中游地区，自龙山时代起，水稻开始在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普遍种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商代早期。

小麦的传播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它起源于西亚，传入我国初期种植并不顺利，存在水土不服、饮食习惯等障碍，但先民创造出一整套新的种植技术和加工方法，使得小麦得以广泛地普及开来，就整个中国北方地区而言，小麦代替小米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可以看作是一场伴随中华文明形成的农业革命。此后中外之间的农业交流愈益紧密，比如汉代经西域传入葡萄、苜蓿、核桃等，明朝玉米、番薯、马铃薯、西红柿等的传入，对人口增加和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都说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中华大地各主要文化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和深入，同时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也开放性地吸收了外来的先进文化因素，取长补短，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