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传世文献互证,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不二法门。新中国成立以后,学者们利用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先秦史,新知叠见,收获颇丰。今择其要者,结合拙见,以作介绍。

 一

  1976年12月,位于陕西省周原遗址内的扶风县白家村南,发现一处窖藏青铜器,共103件,其中有铭文者多达74件。据铭文内容,是西周微氏家族几代人的藏品,史墙盘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件国宝级青铜器。器主“史墙”是西周中期周王朝的史官,祖先于武王灭商时投奔周王并供职朝廷,其后人遂世袭为史官。

 史墙盘铭文共284字,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所述自周文王始,至时王(周恭王)止,称颂七代周王的功绩。下篇所述自微氏高祖始,记载五代祖先事迹,最后至史墙本人,以自赞模范表率和求福之辞结束。内容翔实,评述得体,词汇丰富,不亚于《尚书》一篇。

 史墙盘出土和铭文资料公布后,学术界讨论热烈,前辈、时贤发表的许多优秀文章,对其宏旨大义,抉发殆尽,尤其是对西周前期的历史,使我们更增添新的认识。

 文王为西伯,僻处西陲,在与强大的中原商王朝的博弈中,能与周边诸小国家和平共处,逐渐形成政治合力圈,史墙盘铭文称文王“盩和于政”,因此受到“上帝降懿德”和“大甹(屏)”,能够“匍(抚)有上下,受万邦”。突出其在政治上的“和”,在今天仍有启迪作用。

 武王灭商,是商周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书·顾命》称“用克达殷,集大命。”《正义》谓“用能通殷为周,成其大命,代殷为主。”近人解释《尚书》“达”字,多读为“鞭挞”之“挞”。史墙盘铭文称武王“遹征四方,达殷(悛)民”,是说武王征服四方,鞭挞商国,使其民改正向善,可见“达”确当读为“挞”,知旧训“达”为“通”非是。史墙家族本为殷商遗民,故而用隐晦笔法记录此段历史。

 昭王十六年、十九年两次亲征楚国,目的是保障中原王朝获取长江中下游青铜矿产资源的南方道路(即曾伯(图1)簠铭文所说的“金道锡行”)畅通。结果“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引《古本竹书纪年》),昭王“没于水中而崩”(《史记·周本纪》正义)。史墙盘铭文称昭王“广能(惩)楚荆,唯奂南行”,是说昭王惩伐楚荆,使“南行”即南方通道扩大畅通。此既颂扬了昭王的功绩,也为尊者讳“丧六师于汉”及“没于水中而崩”之耻,隐恶扬善,不愧为史家手笔。

 二

 大禹治水传说,记录的是中国上古史中的一件伟大事件,《尚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序》也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是受天(上帝)的命令去平抑洪水、整理大地的,见《尚书·洪范》箕子之言:“我闻在昔鲧陻(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禹的事迹,从《诗》《书》《山海经》及《史记》等都有记载,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讨论中,禹究竟是天神还是人王,大禹治水传说是否可信,甚至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否存在,都成学者怀疑和辨析的事。

 青铜器铭文中有关禹的记载,旧见于两件春秋时期青铜器,秦公簋记“鼏宅禹责(迹)”,齐侯镈记“处禹之堵”,仅此而已。2002年春,保利博物馆从香港征集回归一件西周青铜器—(图2)公盨,铭文长达98字,开篇就说:“天令禹尃(敷)土、隓(堕)山、叡(浚)川。”铭文大意是说上天命令禹用敷土、削平一些山岗的方法来堙填堵塞洪水,同时结合疏导河流的手段,治理水患。根据器形特征,(图2)公盨的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期后段,其铭文所记,可以和传世文献对读,证明《尚书·禹贡》《洪范》篇及《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大禹治水事迹之可信,其绝非出于战国时期人的臆造。同时对有关传世文献的成书年代,也提供了新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图2)公盨铭文在叙述大禹治水事迹后,又谓:“廼(乃)奏(畴)方、埶(设)征(正),降民,监德;廼(乃)自作配,乡(向)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图3)(羞)在天下。”最后以“(图2)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无)诲(悔)。’”结束。铭文大意是天为民立法立王,导民以德,禹是君王的典范;治民者应该有德于民,为民父母;因为天以德为贵,所以民喜好明德,则天下和顺。其与《大戴礼记·五帝德》谓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尚书·洪范》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郭店楚简《尊德义》谓:“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尚书·吕刑》谓:“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以及《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谓:“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皆可对读和互证。(图2)公盨铭文全篇突出强调的是以“德”为中心的观念,这是西周伦理思想的骨干,也是历来被人们视作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根基,在今天仍不失为积极意义。

 三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为浙江省衢州龙游县的徐偃王庙撰写碑文,指出衢州的居民多姓徐氏,为徐偃王之后。文中提到:“衢州,故会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县龙邱有偃王遗庙。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衢州徐偃王庙碑》,载《韩昌黎全集》,世界书局,1935年)指出徐偃王被灭国后或是逃到浙江的“越城”即绍兴。按韩愈所说徐偃王本人逃到浙江,其可能性不大,但谓徐被灭国后部分族人进入浙江之说或可成立。由于韩愈的“或曰”未注明出处,史籍也从无记载,因此这一有关徐国的佚史长期以来未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1982年3月,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越国古都绍兴市的坡塘狮子山,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三件铜器上铸有铭文,其中一件鼎的器主为徐国殽尹“(图4)”,另一件炉盖记为“徐王之宾(?)”之器。通过对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分析,这是一座徐国贵族的墓,部分随葬青铜器是徐人流亡到浙江以后所铸。2003年春,绍兴市区塔山旁某基建工地又出土了一件青铜甬钟,上有鸟虫书铭文,器主为“徐王旨后”之孙“自”。新近获见的六件徐国鸟虫书铭文青铜句鑃拓本资料,铭文记徐人首领“足俟”:“曰:余毋于曰王,毋化亡(图5)(徐)之族(图6)(图7),四旨(稽)童(踵)戉(越)。”铭文大意是说:我不打算称王,为了不致亡徐之族断绝,四处稽考后决定追随越国。这为徐人灭国后进入浙江的历史提供了直接的可信证据。

 徐国本是淮水流域的一个大国,史书及铜器铭文称之为“徐戎”“徐夷”“淮夷”“南淮夷”,其故地在今江苏省泗水一带。西周穆王时,徐国强盛,徐君诞称王,典籍称“徐偃王”。《后汉书·东夷传》谓:“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由于徐人势力扩张危及周王朝利益,引起周穆王恐惧,“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后来又进一步采取严厉打击措施,讨伐围剿徐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徐偃王为了徐国百姓的安危,遂主动放弃北上而率众撤退,以至国亡,故后世说他“偃王用仁义而丧其国”。周穆王死后,徐偃王之子徐宗又被周共王复封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但国力已大不如前,由盛转衰,直至春秋后期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被吴王阖闾灭国。

 徐国的两次亡国,迫使徐人南下,流亡他乡,或开辟新地,或投靠友邦。浙江各地有许多与徐偃王有关的遗迹,就和这段史实有关。如嘉兴有徐偃王庙、徐偃王墓(《至元嘉禾志》),鄞县有徐偃王宅(《成化四明郡志》),舟山有徐城(《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黄岩有徐偃王古城(《舆地纪胜》),龙游有徐偃王祠(《明一统志》)等。又据《元和姓纂》载,浙江于潜县(现并入杭州市临安区)大姓徐氏,乃“(徐)偃王之后,为杭州望族”。上述这些记载虽有传讹之嫌,而且所载的地方志又是较晚出的文献,早期的史籍又没有明确着录,但这些传说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徐人势力进入浙江的历史事实。

 我在考证绍兴坡塘出土的徐国青铜器铭文时曾指出,联系地方志记载的徐偃王传说,郭沫若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其名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提出的“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犹徐土”的看法,虽然不无猜测之辞,但确有先见之明。蒙文通先生对黄岩、舟山有徐偃王遗迹的材料也曾注意到,指出:“越州为古之越国,台州为古之东瓯,知徐当时亦兼有瓯越之地。”(《越史丛考·〈史记·越世家〉补正》,人民出版社,1983年)两位先生的看法无疑有一定的道理,需要修正的是,徐人入浙是投靠越国,并非兼有越地。新发现的鸟虫书徐器句鑃铭文,继浙江两次出土徐国铜器后,再次证明徐人入浙的历史事实。是“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印证的极佳例子。

 (本文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1.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2期;2.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3期;3.李学勤《论(图2)公盨及其重要意义》,载《(图2)公盨—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保利艺术博物馆编,线装书局,2002年10月;4.裘锡圭《(图2)公盨铭文考释》,载同上;5.曹锦炎《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相关问题》,《文物》1984年1期;6.曹锦炎《新见鸟虫书句鑃铭文考释—徐人入浙的新证据》,《中国文字》,2020年夏季号。)

  (作者:曹锦炎,系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