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对中国古典诗作、诗学的关注成为了作家张炜的一大特色,他已先后出版了《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专著。近日,张炜新著《唐代五诗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这五位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杜牧部分三节发布,以飨读者。

《唐代五诗人》,张炜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雄文诗为魂

杜牧的文章比起诗作,更为气壮雄拔,是另一种格局和气息。人们多提到他青年时代的赋、论兵之策和治国方略,那些纵横捭阖之章,那些丰赡的辞采。有人会以为这些文字大多是因为使用性较强,是对外而不是对内,是求用之途,所以才让作者更能够打起精神。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它们具有如此质地,更多的还是由作者的生命内质所决定,是他的一颗诗心的作用,是激扬和意气风发之情的散文化表达。这些文字许多时候不过是无韵之章,本质上还是以诗为魂。

杜牧在表述李贺诗文之奇诡幽奥以至于难以言传的情状时,曾经做了如下传神的描摹:“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贺集序》)这里,他将文辞之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是为了驰骋文采,主要还是刻意地求其实质,极尽所能言说其细微与奇妙,结果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段绝妙深邃的文字。这何尝不是在说自己,其诗文与李贺之深邃诡异有所接近。他的文章棱角激情及内在的阔大与豪气,哪一点不是来自一颗诗心?

“激情”是一个综合之物,而不仅是一般人误认为的“性格”之类,主要因由当然不仅如此。生命力的强度,使用和发动的路径与速度,是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决定“激情”的大小和有无。而这其中又一定包含了理性精神,即思想力、思想的通透性和彻底性。杜牧那些用兵之策和治国方略,关于时代一些至大命题的解局之方,都有一种大处着眼的高度,贯穿了严格的理性精神。他的行动力体现在思想力中,而这些结合起来,就属于诗的极致化的表达与把握,是周到无疏,是慷慨而又细密的推动力和落实力,更是具体步骤。事实上这里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可以推演和实践的。比如宰相李德裕对付藩镇,在处理泽潞军事上就采用了杜牧的谋划,结果证明是完全可行的。杜牧在《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中,对回鹘残部的情况做了一番细致分析,然后提出具体方策:“以某所见,今若以幽、并突阵之骑,酒泉教射之兵,整饬诫誓,仲夏潜发。”“五月节气,在中夏则热,到阴山尚寒,中国之兵,足以施展。行军于枕席之上,玩寇于掌股之中,軏轠悬瓶,汤沃晛雪,一举无频,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销解戍,行之已久,虏为长然,出其意外,实为上策。”其言说可谓洞幽入微,这非真正的智者、勇者加文心细腻者而不能为。所以说自古大勇,勇在文事。人生不过是一篇大文章,战事大致是一篇小文章。

那些疏治怠政的庸俗官吏,常常胸无文墨,根本没有构思文章的器局,没有谋篇的能力,所以才把施政搞得一塌糊涂。这些人无理想,无底线,浑浊愚昧,卑微渺小,傲慢而残忍。他们缺少的恰恰是一个文章大家、一个文人良吏的品质与训练。

有人常把诗当成华而不实的文辞彩头,实际上是不懂诗为何物。诗是对一切事物的最细微最极致的理解和把握,是远超周密的全息性概括,是一场大表达和大实践。一切将诗与现实操作对立起来的思维,都是极为粗糙的。我们从历史上看那些大诗人,如战国时代有屈原,汉代有贾谊、司马相如、苏武、李陵、张衡、班固,三国时期有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建安七子”,晋代陆机、陆云,南朝谢灵运、谢朓,唐朝有张说、张九龄、高适、韦应物、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元稹、韩偓,宋代有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苏辙,南宋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辛弃疾、张孝祥、岳飞、文天祥,元代有张养浩,明代有李攀龙、王世贞,清代有王士禛、袁枚、曾国藩等等,无论主政朝堂还是奔驰疆场,无论出使他国还是治理地方,可以说个个都是治国安邦的能吏,这些人从不缺少行动力。有一句话叫“自古文人多良吏”,说的就是诗人为良吏。没有真正深入的高耸的诗才,文韬武略是不可能有的,治世之才也不可能有。当然这里不包括那些花拳绣腿,那大致不是什么真正的诗性,而只是廉价轻浮的表演。

“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故洛阳城有感》)杜牧对缺乏行动力的空谈是极反感的。他的气魄来自诗性的生命本身,而不是其他。我们对诗人应该给予极大的信任和倚重,并抱有最大的寄望。说到底,社稷不过是一篇大文章,而文章之核心之魂魄,不过是诗而已。在生活中我们经常把现实操作与文章建构分离,而在对待文字的时候,又把那些实用的、具体的构划文字与诗章分离开来。我们不懂得它们之间有不可分解的关系,不知道一种只是另一种的外延和衍生,不知道居于核心的,就是生命的极致的飞扬力,即所谓的诗。

人们对于诗的误解,不是对文学艺术的误解,而是对一切的误解。这样的生命隔膜实际上就是悲剧的源头。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看不到悲剧的完结,它们首尾相接,连绵不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诗性被掩隐、遮蔽,以至于被埋没。没有诗,则没有清晰的理性和强大的力量,没有创造和发现,没有摧毁无数艰难险阻的无可抵挡的生命之力。这一切最终形成巨大的黑暗的屏障,将人类囚禁和包裹,不得施展,不得突围,最终成为悲剧的主角。

再说七绝

自古至今,说到杜牧,人们谈论最多、肯定最多的,还是他的七绝。其七绝乃真绝。这不仅是因为深刻优美之类的审美初步,不是一般诗文品相给人的印象,不是读来朗朗上口和韵致之妙、免除艰涩却未俚俗的折中性,不是那种赏阅的舒服。七绝之绝,还有说不尽的元素在其中,所谓审美之复杂性就在这里。比如杜牧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七绝,明亮干净却不表相化,脆生果决却有余韵,具象清晰而能概括,纯美唯美则又厚重,脱口而出但无浅直。由这一切元素综合决定,才拥有了一种无可替代的独具之美。“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矣。”(清·洪亮吉《北江诗话》)由清代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流传甚广,七言绝句条目下共收入李白、杜甫、王昌龄、王维、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二十八位诗人的五十一首七绝,入选篇目最多的就是晚唐“小李杜”:李商隐七首,杜牧多达九首。这也聊可参考。

七绝被许多人视为杜牧特有的风格指代,常用的几个词就有“挺拔英爽”“清新亮泽”“雄姿英发”“轻倩秀艳”等。这方面真的好像无人超越。这其中有一部分存在道德上的争议,而并无艺术上的讨论,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如“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今天看,仍旧是一种苛求和过责。因为我们从诗中并不能看出什么轻薄气和俗艳气。他的关于“青楼”“薄幸”之说,难道不是透着深刻的追究和痛惜?一个人能有这样的愧意和罪感,不也难得?再者,能有这样的追忆者,往往都是可以信赖的人,无欺的人,而不会是伪君子。

“牧之非徒以‘绮罗铅粉’擅长者,史称其刚直有大节,余观其诗,亦伉爽有逸气,实出李义山、温飞卿、许丁卯诸公上。”(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晚唐唯小杜诗纵横排宕,得大家体势。其诗大抵取材汉赋,而极于骚,遣词用字,绝不沿袭六朝人语,所谓‘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者,可以知其祈向矣。”(清·沈其光《瓶粟斋诗话》)这些评说未有过誉,适得其中,应该是当代诗评者重要的参考文字。

杜牧那些精美剔透干练利落铮然有声的句子实在太多了,实难历数。“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秋夕》)“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送隐者一绝》)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这里的“高绝”为高超绝妙,是“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他对元稹和白居易不喜欢,就可知他对俗字是最忌的,但并非一味追奇。所谓“处于中间”,就是追求一种“气俊思活”。(清·洪亮吉《北江诗话》)

我们衡量杜牧的诗文,不可抽离七绝。没有七绝,杜牧将是另一副面目。我们掩卷而思,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只有这些文字,才活化出一个俊逸的无可比拟的杜牧。他的潇洒俊朗和英挺飘逸,基本上都在这些文字中表露无遗了。他的雄拔气概似乎只有在文章中才凸显,但那些文章的核心韵致仍然能够从诗章中找到,这是一种更为靠近生命核心与本来的质地,其文字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的,也是这一部分。他生前极其鄙视俗流功名,不屑于在俗众中寻找簇拥者,不认为那是知音,也不认为那是诗人的光荣。但是千余年之后,可能让他本人始料不及的是,正是这些风格“高绝”的绝妙之音,找到了无以计数的咏唱者。人们陶醉其中,心向往之,珍爱叹赏之情无以言表。这是空谷绝唱,将人们心灵中沉睡的那一部分唤醒,形成一场合奏与共鸣。这是淬炼而出的生命精华,靠近它们,就是向绝高和绝妙看齐。

定格于青俊

我们纵观杜牧,遥思其人,总觉得他是一个青年才俊,好像从来不曾苍老过。

真实的杜牧像所有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晚年,有暮年吟唱,但奇怪的是他始终不给人以衰老之感。他的诗文所绘就的形象,总有一种挺括峻拔之态,是腰背不曾弓弯的永驻青春,是艺术“冻龄”。这虽然与他去世较早有关,但似乎也不尽然。因为我们知道,任何时代从来不缺年轻的小老头。

“猎敲白玉镫,怒袖紫金锤。”“豪持出塞节,笑别远山眉。”(《少年行》)“细算人生事,彭殇共一筹。与愁争底事?要尔作戈矛。”(《不饮赠酒》)这些音节韵律最易陪伴青春。杜牧的情形多少有点像法国诗人兰波,定格在人们心中的兰波,也一直是一个英俊可爱的青年甚至是少年形象。这类才俊仿佛不曾老迈,总是风度翩翩,风流倜傥。他们的多爱多情,也使其放缓了衰老的速度。

“登高远望四山齐,何处风流杜牧之。”“文章小杜人何在?风雨重阳菊自开。”(元·萨都剌《梦登高山得诗二首》)的确如此。我们闭目遥思:一位羽扇纶巾的锦衣公子,一个纵马于大野的英俊男儿,原野之上,广袤之地,打马驰骋,绝尘而去。“星宿罗胸气吐虹,屈蟠兵策画山东。”(清·王士禛《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他的辞锋利落,从来不吭哧,给人极为爽亮的感受。他只活了四十九岁,这样的年纪在现代已经是很年轻了,在古代则未必。可是他一直不像一个自诩的“樊上翁”,而永远是一个青年,甚至是一个少年。

我们真想跟从他的脚步再去洪州、宣州、扬州、黄州、池州、睦州和湖州,最后再到他的樊川别墅中逗留,饮一杯诗人新酿的春酒,与那些文朋诗友簇拥一起,待一些时辰。我们知道,他为了能够返回这个少年时代的宰相别墅,苦苦奋斗了一生,画了一个大大的椭圆形,最后再次回到这个人生的起点。如果他能够在这里多驻留一些时日该有多好,可惜时近黄昏,黑夜将临。这个时候,尽管华烛灿然,新月侵阶,在光色闪烁中我们依然会模糊了那个英俊的面容。曲终人散,在阵阵寒风中,他不得不离开此地。

他的《樊川文集》有沉郁低沉,有伤感幽怨,但这一切都未能折杀英豪之气。他那向上攀升和茂长的青春,几乎覆盖了我们的视野。饱经沧桑的沉稳与旷达,智谋兼备的老辣,踽踽独行的衰迈,白发和拐杖,蹒跚的步履,脸上的清泪,哀叹的回眸,这些图像都在隐去和淡远。我们看到一匹迎面驰来的白马,耳畔响起急促的嗒嗒蹄音,策马驰骋者是一位雄姿勃发的青年,阳光下锦袍闪烁,玉佩叮当,在绿色原野上一展飒爽英姿。“连环羁玉声光碎,绿锦蔽泥虬卷高。春风细雨走马去,珠落璀璀白罽袍。”(《少年行》)

他定格在我们的视野中,不再改变,不再消失。他就是诗,他就是青春。他是这二者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