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日出版《大时代》周刊第四号中朱自清讲演词——“大时代”。

近日,因为撰写抗战教育相关资料,注意到1938年汉口出版的《大时代》周刊第四号。封面目录显示其中有朱自清(1898-1948)的《“大时代”》、老舍(1899-1966)的《不泄气真诠 》、刘白羽(1916-2005)的《夜间空袭》等诸多文章。

据查《大时代》周刊1937年12月21日创刊于汉口,每星期二出版,由汉口大时代社发行,孟十还主编,社址位于汉口四民街楚善里12号。得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支持。其文章内容包括:(1)短论;(2)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理论;(3)抗战时期的国民训练;(4)抗战时期的各种问题的研讨;(5)国际情形报道及分析;(6)抗战文艺(包括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戏曲、报告、杂感、印象记等);(7)战地速写及通讯;(8)具有抗战意义之图画及木刻。老舍、朱自清、冯玉祥等著名作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均曾在此发表文章。1938年6月出至第18期后终刊。该刊不仅比较全面第反映抗战的诸多维度,而且还呈现了战时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和状况。

在《大时代》第三号上朱自清以“朱佩弦”之名发表过《出北平记》一文,“详细追述了自己离开北平那一天(1937年9月22日)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是抗战期间北平沦陷的珍贵历史文献材料。但该刊第四号中朱自清的《“大时代”》一文则少有研究者提及,查阅《朱自清全集》等集子亦未收录。倒是老舍《不泄气真诠》已收入《老舍全集》,而后张桂兴编《〈老舍全集〉补正》时对其部分字词进行了修订。朱自清的《“大时代”》对于研究朱自清生平及其时代观,均有重要价值。为此,笔者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大时代”

朱自清

“大时代”这名词谁都熟悉,我用在现在有三点意思。一,我们这时代事情特别多。从卢沟桥事件到今天才半年多;偶然想来,却像很久的事,时间过了很长。这可见现代中国,变化极多。二,在这变得极快、极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旁观坐视。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话在现在有新的意义。全国不论老幼,如何在这期间,使民族复兴,使国家现代化,这责任也比任何时代重大。三、现在世界也在大变动中,政治上的力量,正在争斗。而国际间任何变化,对中国都有或隐或显的影响。

在大时代中,青年的责任,可就两层讲。

第一,是历史的负担。传统下来的封建思想,知家族而不知国家民族;官僚政治,敷衍公事,注重形式,没有新的计划和发展,贫弱经济,不能使人民生活,不能有强大武方(原文如此,疑为“强大武力”——整理者注),这些在消极方面必须加以改革,才能使人民知道国家和民族,共同努力抗战。

民八的五四运动,是由屈辱外交引起的救国运动,但对封建势力,摧毁了不少。以前个人附属于家族,青年是父亲的儿子,祖父的孙子,但不是他自己。五四以后,个人开始抬头,自己可有主张和担当。民国十六年的国民革命,很多青年参加,摧毁了依附旧军阀的败腐官僚政治。不容讳言,但北伐所摧毁的官僚政治只是一部分。另外十四年的五卅运动,是答复外侮的,同时也看到民众力量之伟大,五四虽也是民众运动,但只证明青年读书人是有力量的,五卅运动,也表现了经济的缺点,民众对生活要求的迫切强烈。

在当前大时代中,青年都有责任,来对封建思想、腐旧势力,加以和摧毁补救,继续五四以来未竟的事业。所以现在的抗战,正如蒋委员长所说,是革命性的。不单是对外御侮,而且是改革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不单是抗战,而且建立了新的中国。

谈到中国外患,远在前清时的鸦片战争,就被列强侵略。最邻近且最顽强的敌人则是日本,尤其是九·一八、一·二八以来,直到最近的全面抗战,日本成了我们的死敌。不过所谓“最后关头”,只是说明情绪,并非真的此后别无关头,抗战胜利之后,别的关头还很多,而且复兴的关头,也很重大。但是假如不能过此关头,则国家不能生存,一切都谈不到。

还有一件重要的,现在想从抗战中复兴国家,与以新生命,必须使中国现代化。首先,我们须使国家统一,现在虽已统一,但仍须加强巩固。五四时代是以个人价值救国,但个人各自工作既不经济,又多冲突抵消,无组织则不能强有力,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加倍努力进行组织工作。中国从前最缺乏组织,训练也极不够。武力方面,有人称汉武帝以后,为“无兵的文化”。兵士为了钱才应募,没有教育,许多都是罪犯坏人。平时组织不坚强,战时一打就散,腐败无用。中国兵数虽说世界第一,但在国民革命前,组织指挥均不统一,只花费老百姓血汗金钱,不能负保国卫民责任。九一八后,军队逐渐进步。这次八一三上海抗战,是中国第一次的现代战争。与一世界强国作战,能支持三月,这是组织的成效。以后要求胜利,我们应着重组织。至于中国的民众组织,比军队更差。兵士因为吃粮拿饷,如果有好将领,还可领导起来。民众则正如外人所说,像一盘散沙。九一八后,民众组织渐渐着手(以上若干间隔号不统一处,均依原文——整理者注)。一两年前,政府举办民训,从南到北,从都市到乡村,都已开始;但时间还短,效力不大。这次抗战,后方情形很多使人失望,就因为民众缺乏组织。民国以前曾国藩在湘乡办团练组织,姑不论其目的正当与否,其手段与眼光,不为不高明远大。但这是以绅士来组织民众,我们希望的是民众自动组织,目前以民众组织民众,还近于理想,青年应该尽力帮助民众。总之,五四尊重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而牺牲了。

关于组织民众。不外宣传、训练等工作,当前抗战,最缺乏的并非军械,听说南方和西北都还能运来,国内存的也不少;最缺乏的主要是人力。上海抗战,不知阵亡几十万兵士,这一切必须补充。抗战需要人,且需要经过训练的人。可是即以湖南而论,肯服兵役的人极少。湘潭抽壮丁当兵,被征的怕死不敢去,花钱雇流氓地痞去应差,他们中途逃回,再去顶替赚钱。这固然由于政府征兵手续不严密,主要的原因还是人民对抗战不能了解。我们必须宣传民众,服从政府,援助抗战,肯当去兵(原文如此,疑为“肯去当兵”——整理者注),效死前方。

宣传易做,但难于使民众相信。必须从眼前生活讲起,必须熟悉当地民情风俗。宣传方式中,文字效力最小,因民众多不识字,一纸标语,识字人也必定有相当程度,经充分说明,才能了解,演讲须用本地话,但须注意,民众往往不懂抽象概念及新名词。此外最好能用图画辅助演讲。宣传图画意义不应深晦,表现亦不应太重比喻。武昌街头有一幅《收复失土》的漫画,画一个巨人掮一袋土,一日本小鬼被打倒在旁。可是看的人以为大人是日本,小鬼是中国。所以漫画须注意清楚明白,最好能上颜色。唱歌不但可以体会意义,可以互相传咏,而且可以发挥集团精神,帮助组织进行。演剧极具体,虽然筹备比较难些,但该多提倡。

历史在自然的演变中,本来像瀑布一样冲击着人们。而现在人一方面被历史推动,一方面也创造历史。在大时代中,应并重理智与情感。青年不缺乏感情,但只此并不能持久,组织也不专靠情感,更需要理智。现在青年往往徬徨,应该读书呢,还是服务? 这两条路都是对的。政府爱惜知识青年,不征中等以上学生当兵,是因国内领袖人才不够,希望培养深造。青年因感情和兴趣所使,要到军队或民间工作,是很好的。但并非在大时代里,青年要全体下乡服务,或是上前线打仗,愿读书愿服务都可以对这时代尽一份力量,所以这决定可以根据各人的能力、环境、感情、兴趣,自由选择的。(朱自清先生讲词,魏东明笔记)

事实上,朱自清在抗战期间,发表过不少演讲,力图传递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应如何在抗战“大时代”下,做出应有的贡献。上述近2000字的文本内容,应为朱自清某次讲演内容,记录者为魏东明。

查相关材料可知,魏东明(1915-1982)原名杨戊生,生于天津,原籍浙江绍兴。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初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清华左翼作家联盟,主编《泡沫》《浪花》等文学刊物,其最著名作品为《丰台的马》,此文其时“立即震动全国”。“七七”事变后,魏东明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担任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宣传部长,后辗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延安等地。魏东明在《大时代》周刊上还刊发过《用血肉换来的教训》(1938年第五号)、《七里坪之行》(1938年第九号)等文章,后著有《纪念与回忆》(东北书店1949年版)等。

从文本内容看,《“大时代”》一文没有标示具体讲演时间,无法直接获知此次讲演的确切时间。那么,能否据讲演内容细节与现有文献结合来对讲演时间加以推测呢? 这应当是可行的。

讲演中提到“从卢沟桥事件到今天才半年多”“这次八一三上海抗战……能支持三月,这是组织的成效”云云,卢沟桥事件的发生时间为1937年7月7日,“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于1937年8月13日,故从“半年多”及“支持三月”等可以判定该演讲的大体时间应为1937年底或1938年初。查朱自清此期间日记,可以找到两条关于讲演的记录:

(1937年12月)20日 星期一

雨

上午到岳云中学讲演,颇感麻烦。路途风景优美。

(1937年12月)31日 星期五

阴

今晚学生们举行茶会,邀我发言,因系即席讲话,故颇松懈。沈先生的讲话很好。一名刚从前方归来的学生说了几句,深为感动。

我查到1937年12月29日魏东明撰写的《南岳脚下》一文,文中提到岳云中学的抗战事迹,但未提到的朱自清12月20日讲演一事;另外,从朱自清的讲演内容上看更像是12月31日的“即席讲话”,且讲演对象是青年大学生而非中学生。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大时代”》很可能是朱自清在1937年12月31日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新年茶会上的即席讲话。而魏东明作为“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一员“从前方归来”参加茶会期间,为朱自清做了讲演记录。

1928年朱自清在《背影》序里自称:“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1930年5月5日,朱自清给清华毕业生赠言:这一个特别的时代,也许特别好,也许特别不好,但“特别”是无疑的。这个时代像正喷涌的火山,像正奔腾的海潮;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诸君也许将来有人能证明,我现在还不知道。但这是一个变化多,样式多的时代,在这里也许可以找着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上前也罢,落后也罢,甚至没落也罢,在这时代里活一遭,我想总是值得的。在诸君将离开清华园,开始跨别一步时,我愿意说出这区区的意见;至于对诸君,我当然希望个个都上前去的。我相信诸君,将来会带了你们的成功,来装饰清华园这个好地方。1931年他又在《论无话可说》一文中自嘲: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但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朱自清多年来迷恋的“国学”之梦,他开始意识到只有起而抵抗别无他途,感到一个大时代就要来临,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所以朱自清匆忙“出北平”,暂留长沙,元旦茶会之际,给文学院的同学们即席讲话,谈了他的抗战时代观。

朱自清在讲演之初提到“大时代”包含三层含义,即抗战时代乃多事之秋、青年需起而抗战、世界动荡影响中国。而后期望青年在“大时代”里应担负起历史与现实的责任。他目光如炬,认为“五四尊重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而牺牲”,应“从抗战中复兴国家,与以新生命,必须使中国现代化”。朱自清在《动乱时代》认为,历史像瀑布一样冲击着人们,人被历史推动的同时也创造了历史。“在大时代中,应并重理智与情感。”该篇讲演文字,虽为朱自清“松懈”之“即席讲话”,但舒缓有力,无激昂呐喊,亦无辞藻堆砌,但仍给人以朱氏散文一以贯之的平实中见灼见的温润之感。

需要注意的是,《近代史资料(总78号)》以及《武汉抗战史料》曾提起或辑录过《“大时代”》,似未曾引起研究者留意和研究。

另外,魏东明在抗战期间发表了大量的通讯作品,正如韦君宜在《忆魏东明》文中所言:(魏东明)那时候写的东西实在多,几乎是侪辈中最多的。虽算不上“传世”作品,却已成为史料,正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已经过去,都已成为活着的史料一样。可惜的是,翻阅魏东明其他作品,极少见到他记录朱自清此次讲演的事情。而且1949年后,魏东明为文“只谈工作和学习,很少谈自己”。关于朱自清的《“大时代”》目前仅见以上文献材料,要想查找朱自清此次演讲原始文本,只能假以时日,坐待机缘了。

(附注:本文写作参考了学者陈建军《朱自清佚文小辑附识》,魏东明《纪念与回忆》、韦君宜《故国情》等作品中相关史料的考证,因报刊体例所限,未一一注明,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