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二一七窟阅兵图

艺术常常能敏锐地感知时代,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被誉为“唐代第一曲”的《破阵乐》及其演变历程展现了唐朝独特的社会气象,承载了唐朝官方的政治、文化理念。不仅如此,《破阵乐》衍生出的一系列变体分布于郊庙乐、宴乐、雅乐、法曲、舞曲和教坊曲中,流传至日本、天竺和吐蕃等地,其传播的空间之广、时间之长,非它曲所能比拟。从官方到民间、从祭祀庆典到国家邦交,《破阵乐》的广泛流传展现出美好政德自上而下的影响力和“修文德以来之”的大国风范。

自古以来,关于《破阵乐》的来源说法颇多,比较可信的一种是源自唐太宗攻克叛军刘武周之后,在军中广泛流传的徒歌《秦王破阵乐》。至于军中徒歌的来源,据杨宪益先生所言,许是受东罗马帝国的影响。由于当时突厥与唐朝交往密切,《破阵乐》的乐舞形式与东罗马的霹雳戏颇为相似,处于中西文明通道之间的突厥很有可能将胡乐因素带入唐朝。《旧唐书·志第九·音乐二》所载的“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亦可以佐证《破阵乐》乃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各国艺术文化交融的产物。据舞蹈家、教育家高金荣先生考证,敦煌莫高窟二一七窟的北壁西侧绘有《观无量寿经》中“未生怨”故事里的阅兵场景。这一场景也被一些学者视为是对《破阵乐》中的武舞场景的再现。

《破阵乐》第一次出现在宫廷是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登基时就更改旧有的宴乐曲目,代之以《破阵乐》。这一效法周公制礼作乐的政治行为意味深长。据史料记载,经过乐工加入乐器改编而成的宴乐《破阵乐》是唐太宗为了警示自己“不忘本”而作。所谓“本”指的是他尚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的艰险过往,以及平定刘武周之时所建立起来的军民间的鱼水之情。白居易在元和年间所写的50篇新乐府,自“七德舞,七德歌,传自武德至元和”始,以“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为终,为唐太宗的行为作注,褒扬歌颂先祖,讽刺时事。

 贞观七年,唐太宗亲自为《破阵乐》制舞图,令人对其进行大规模改编,又将其改名为《七德舞》。根据《通典》记载,《七德舞》模仿的是沙场的排兵布阵,变化多样,体制宏大。殿内外共同表演该舞曲,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破阵乐》改名为《七德舞》寄托着太宗“武为止戈”的理想。作为武舞的《七德舞》宣扬的不是冲锋陷阵的盲目热血,而是通过表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这“武之七德”来彰显太宗对狄夷的“爱之如一”,反映唐朝外交开放包容的态度。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寄寓,《七德舞》在内政外交的宴会场合表演,才未引起他国反感,反而极受欢迎,达到远播唐朝国威,宣扬宽宏邦交的目的。甚至在乐舞表演之后出现了“观者皆扼腕踊跃,诸将上寿,群臣称万岁,蛮夷在庭者请相率以舞”(《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志》)“突利失顿首上千万岁寿”(《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下)的热烈场面。值得一提的是,吐蕃在与唐议盟时,为了表示诚意,还安排了百余名中国人“奏《秦王破阵曲》”(《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下)。可见用这一舞乐表示国家间友好共处已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价值共识了。

 在唐朝郊庙祭祀的舞乐中,屡有“七德”“大定”“破阵”等文字记载,多为歌功颂德、祈福保佑之意。太宗朝后,《破阵乐》的发展多有曲折。唐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破阵乐》停演,龙朔元年改编制成《大定乐》,显庆元年更名为《神功破阵乐》。该舞乐在名义上于麟德二年演出,直到仪凤二年才成为正式的雅乐,在郊庙宴飨中作为武舞使用。《享太庙乐章·崇德舞》重提前代皇帝的“武之七德”以怀先祖功德,意在效法先祖,恢复政德,勉励新朝。

 中晚唐时期,面对突厥、吐蕃等边境的骚扰和国内藩镇的割据,统治者意识到,要管理这个版图辽阔的帝国需要文治与武功的完美结合。源出唐太宗平定刘武周而盛行的《破阵乐》在这一时期的军队中再度流行,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士气和提振军心的作用。由今观之,在唐朝统治者的边疆政策中,最可贵的一点乃是和平意识。和《破阵乐》改为《七德舞》行为中所蕴含的“武为止戈”意涵一样,历代《破阵乐》在传颂改编时都没有忘记“天下大同”的指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破阵乐》的歌辞。当时流行的一首唐诗写道,“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此处渲染宣扬的并非沙场征战的你死我活、军队的英勇善战,而更为突出将军征伐平定后的海晏河清,天下可以“共赏太平人”的美好社会图景,宣扬统治者的有所作为、国家的政治清明。此外,《七德舞》中所蕴含的“武为止戈”传统一直在后世有所保留,譬如在《享章怀太子庙乐章》这一郊庙歌辞中就明确提及“七德干戈止”。如果说前代帝王擅长通过武力来征服他国,尔后再以怀柔政策维护和平的话,那么,唐玄宗李隆基强调教化敌人的策略所体现出的对文治的推崇,则是他人远不能及的。他在《饯王晙巡边》中所写的“振武威荒服,扬文肃远墟”褒扬了王晙不仅能以武威震四方,更能以文名扬疆外。这首诗的尾联“不应陈七德,欲使化先敷”则写出了玄宗处理边疆问题和敌对势力的理想方法,即对待敌人不在于武力征服,而在于施以文治教化,使人心生归顺之意。玄宗朝之后,卢纶在《皇帝感词》中写道,“妙算干戈止,神谋宇宙清。两阶文物盛,七德武功成。校猎长杨苑,屯军细柳营。归来献明主,歌舞溢春城。”由此可见,最高统治者的理想政德付诸实践之后开创了良好的政治局面,鲜明地体现了唐朝战争中“武为止戈”的特征,以及国家治理中文武并重的观念。

 随着唐朝诗人对诗歌题材的不断开拓,《破阵乐》及其变体经常出现在诗歌当中,人们所熟知的词牌名《破阵子》就源自于此。创作者们或借《破阵乐》抒发少年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以忧国忧民之心抒发家国情怀;或以此讽谏时事,寄寓重振王业的渴望。从军中徒歌到庙堂雅乐,从本国流行到番外传唱,《破阵乐》的变体演化从侧面反映出了唐代统治者治国理念的创造性发展。从最初的武力震慑到“武之七德”,再到文武共治,这些理念在唐代中国显示出了强大的感染力,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国家间形成了价值共识。玄奘大师到达印度后,印度戒日王拜见他时就曾问及此曲;武则天时期,日本遣唐使节粟田真人将此曲带回日本,成为日本此后大型国家庆典时的保留曲目。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自晚唐以后,这曲泱泱大气、浑厚澎湃的《破阵乐》由于战乱而没能得到很好的保存。上世纪80年代,收藏在日本的唐传五弦琵琶谱《秦王破阵乐》被重新发掘并经音乐家何昌林先生之手解译到国内。他将唐凯乐歌辞与乐曲组合成歌曲,在1983年举行的“华夏之声·古谱寻声音乐会”上作首次演出,再度重现了这首中华古乐的恢弘气势。新世纪以来,除了专家学者不断对《破阵乐》进行修复之外,民间也涌现出不少改编版本。新的创作延续了《破阵乐》的基本格调,又增添了现代管弦乐的丰沛表现力,在再现盛唐气象的同时,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可以说,《破阵乐》中“抚今怀昔、武为止戈”的美好政德寄寓着传统中国“以文化人”“以德服人”的价值关怀,其精神不仅流传千年而不坠,更成为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思想来源。

 (作者郭萌萌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2021级研究生,林雅华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