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基础教育部主任,“百家讲坛”《诗说先秦》节目主讲人)

 《左传》记载,城濮之战前夕,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预感此战意义重大,因此,在出征前他与群臣慎重讨论三军元帅人选。

 这时,老臣赵衰推荐了郤縠,他的理由是,此人“说礼乐而敦诗书”,即“喜爱礼乐,笃好诗书”。这是因为,礼乐是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喜欢礼乐的人道德就好;诗书是政治经验的宝库,熟读诗书就有学问、有智慧。则诗书礼乐赋予了郤縠作为军事将领最重要的两项素质:忠诚与谋略。

孔子圣绩图·退修琴书图 仇英/绘 文徵明/书

 就这样,郤縠成了晋国的首任三军元帅。从此,汉语中有了“诗书元帅”这个成语,当我们提起周瑜、诸葛亮这样的杰出儒将时,往往称之为诗书元帅。

 人们常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传统源远流长,那么,《诗经》就是这一传统的总源头。两三千年来,它始终陶冶、教化着一代代中国人,塑造着我们的语言、思维和价值观。

 人们把读书多、有学问叫作“满腹诗书”“饱读诗书”,这里的“诗书”二字并不是泛指诗歌和书籍,而是特指《诗经》和《尚书》。人们称品位高雅、富有情趣为“风雅”,将故作高雅称为“附庸风雅”,“风雅”原指《诗经》中的国风和大、小雅,它们是《诗经》的主体内容,代表着端正的价值观和纯正的审美品位。可见,《诗经》的因子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语言,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

 通过《诗经》进行的教化,称为“诗教”,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诗教”传统的奠立伴随着中华文明命运的起伏跌宕,是一段继承与创新并重的艰辛历程,回顾这段历史,至今仍对我们富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在“诗教”传统的奠立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便是孔子。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的鲁国,在他以前,贵族还是主要的从政阶层,“诗书”还是贵族阶层的主要教养。

 城濮之战发生在孔子出生前七八十年,它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郤縠所喜爱的“诗书礼乐”就是当时贵族阶层的普遍教养,从西周到东周前期的三四百年间,王家官办教育就是用“诗书礼乐”来教育贵族子弟的。

 像郤縠这样纯熟掌握诗书礼乐的人便足以担任三军元帅,是因为这些内容就是当时高等教育的主要科目,郤縠就是当时的“学霸”。“诗书礼乐”全面、立体的教育体系,代表了中华民族三千年前极高的文明水平和政治智慧。

 情况到孔子时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那些古老的贵族世家不再重视教育,贵族子弟日益不学无术,东周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出现了停滞,原本西周以来比较完善的官办教育体系迅速走向瓦解。

 孔子曾对弟子们讲过一段话:“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这七句话讲出了八个人的去向,以太师挚为首的鲁国宫廷音乐家四散飘零,流落到了齐、秦、楚、蔡等国,实际说明了鲁国音乐人才的流失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太师及其属官不仅负责给天子、诸侯的政治活动和休闲生活提供背景音乐,而且他们还掌管着贵族子弟的礼仪、音乐教育,教少年贵族们歌唱、舞蹈、演练礼仪,以及培养官方音乐机构的后备人才,即下一代乐师。他们传授音乐所用的歌词,就是后来《诗经》的前身,当时仅是一首一首的“诗”,就叫“诗”,后来整理成独立完整的著作,便是后人所说的《诗经》。

 因此,以太师为首的乐官们不仅是宫廷音乐家,也是当时国家教育机构的教师。比如孔子提到的跑到沿海地区的击磬襄,就是孔子的老师,孔子跟他学会了弹琴和击磬。后来,孔子年长以后到了卫国,日子过得不顺心了,就击磬消遣,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可是,到孔子晚年,随着世道的变乱,国家也不重视文教,这些优秀的乐师渐渐边缘化而至于失业,纷纷外逃。

 从孔子出生之前精通“诗书礼乐”就足以担任元帅,到传授“诗书礼乐”的教师都自身难保,原本官方的礼乐教化队伍风流云散,漂泊天涯海角,这种现象代表着西周以来的文教制度正在瓦解,用一句后来人们熟悉的话讲,就是“礼崩乐坏”。而这,也就构成了孔子开创自己文教事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契机。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可以想见,当孔子掰着手指对弟子们细数这些当年自己接触过、欣赏过、向他们学习过的乐师都流落到了哪里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惋惜和感慨。

 因此,孔子开创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工作:他把“诗”的文本——也就是原本在国家教育、礼仪场合中使用的各种歌词收集起来,加以校订,订正其中的错误,删去其中重复和不重要的篇章,留下最精华的三百零五首,它就是我们今天还在阅读、背诵、讨论、研究的《诗经》,去零取整,又称为“诗三百”。孔子不仅校订了“诗三百”的文本,还继承乐师们的工作,校订了其配乐,使“诗三百”皆可被之管弦,和乐演唱。这也就是孔子自己所讲的:“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与此同时,孔子也就接过了乐师们手中的接力棒,继续用诗书礼乐来教育自己年轻的弟子们。所不同的是,过去乐师们任职于朝廷,属于官办教育,现在孔子在民间,搞的是民办教育。与之相应的变化是,过去官办教育只接受贵族子弟,现在孔子则敞开大门,凡是有学习意愿、读书天赋的年轻人,不管出身、阶层,都可以来学。

 孔子的事业具有继往开来的色彩:它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内容,继承了西周以来王家文化的精华;同时,又把它推向了更广大的人群,打破了贵族世家对教育的垄断,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就这样,通过孔子的努力,《诗经》从周代官方教育的科目之一,转变为孔子的民间教育科目。通过《诗经》进行的教育,就称为“诗教”。

 在孔子的教育生涯中,对诗教非常重视和推崇,他特别重视《诗》的作用,鼓励弟子努力学《诗》。他曾讲:“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学习《诗经》会对青年人产生多方面的帮助:诗“可以兴”,诵读、演唱《诗经》中的作品可以活跃气氛,使人精神振奋,激发正能量;诗也“可以观”,《诗经》中作品歌唱着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各种人物事迹,以及政治的好坏、风俗的美丑、人的喜怒哀乐,有助于青年人了解时代、了解社会、理解人情、认识人性;诗还“可以群”,有助于人际交往,让大家在歌唱中增进沟通、融洽气氛、增进感情;诗又“可以怨”,帮助人委婉地表达不同意见,温和地抒发负面情绪,起到安抚心灵,调和矛盾的作用。

 这四条,后来被归纳为成语“兴观群怨”,一直沿用至今,它不仅适用于《诗经》本身,也适用于它之后的诗歌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文艺创作,道出了优秀作品积极的社会功能。

 学《诗》有如此多的好处,孔子说,年轻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在家庭中与父母相处和到社会上与上级沟通都会用得上。因为,学《诗》能调节性情,使人平和;能塑造价值观,让人忠厚;并能教人文雅地讲话,有效地与人沟通。

 最后,孔子还补充讲了《诗经》在知识积累方面的作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可以让人认识很多动物、植物。据今日学者统计,《诗经》中提到的动物有一百多种,植物有两百多种,另外,还有很多农具、工具、车马、建筑以及多方面的生产生活经验,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在知识匮乏、书籍有限的春秋时代,《诗经》的确可以说是一门融会多种知识的综合学问。

 就这样,在孔子的鼓励、倡导下,春秋末期在贵族教育中已经备受冷落的“诗教”,又在民间兴盛起来。孔门弟子成为传播《诗经》的主力,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诗经》版本,传统认为就是出于孔子弟子子夏学派的传承。孔子对《诗经》的保存和传播、对中国诗教传统的缔造,可以说功不可没。

 同时,借着《诗经》的传播,从西周到东周这段丰富多彩的历史大事和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也都得以完整、生动地保存下来,流传后世,成为我们今天了解那个时代的珍贵史料。

 2020年至今,我有幸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栏目合作,参与了《诗说中国史》系列节目的制作。我讲授《诗说先秦》部分,即采撷《诗经》中的名篇佳句,辅以历史资料和文物佐证,力图使《诗经》的经典名篇获得富有深度的解读,使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得到生动传神的呈现。

 从策划到制作,其间三易寒暑,有苦有乐。为了尽可能通俗、平易地讲述那段深邃、遥远的历史,我反复揣摩、研究了各种文献、资料,这个过程也加深了我自身对《诗经》的理解和体会,使我久久陶醉于《诗经》的魅力。在合作过程中,各位编导和工作人员其乐融融,再次印证了《诗经》这一经典恒久的生命力。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