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朱建军

居延汉简《癸亥诏》 光明图片

 本次展览中的“居延汉简”专题,通过“有册有典”“流沙坠简”“居延汉塞”“大漠孤烟”“手不释卷”五个单元,为观众全面展示居延地区历次简牍发掘成果,主要展示了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汉代居延遗址出土的147枚居延汉简,以及少量国家图书馆所藏简牍和相关图书。

 百年间,汉代居延遗址出土简牍共三大批次。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汉代张掖郡居延边塞遗址(今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辖区内)发掘的一万余枚汉简被称为“居延汉简”,现保存于台北。1972年至198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对居延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发掘,出土汉简两万多枚,被命名为“居延新简”。第三批次是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对居延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出土汉简五百多枚,命名为“额济纳汉简”。三批汉简同出于汉代居延诸遗址,简文种类相同、形制相近,因此全部属于居延汉简的范畴。三批总计三万多枚的居延汉简可以说是记录两千年前汉代边塞地区情况的“百科全书”。简文内容包括河西边塞的行役戍备、候望烽火、砍伐茭草、筑墼砌墙、罢卒还乡、精神信仰、文化学习等多方面内容。

 展品中的《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和《塞上烽火品约》简册是居延汉简代表性简册。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的《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形制特别,是用一节完整的红柳木树枝制作而成。檄文逐条列举了候史广德所督管的6个烽隧在守御器损毁丢弃、防御设施废弛败弊等方面的情况。檄文内容完整具体、十分细致,是研究汉代官吏处罚及追责历史的实物证据。

 以居延汉简为代表的甘肃简牍,1907年被发现时就震惊学术界,从此简牍学开门立宗,王国维、罗振玉两位先生依据简牍学发现的规律,总结出了“二重证据法”,至今仍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整理与研究的基础方法之一。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甘肃出土简牍研究的论著和论文多达3000余篇(部),几代简牍学者前赴后继,不断揭秘汉朝风云。希望此次居延汉简与观众的见面,能够为大家带来文化的助益、精神的滋养。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陈之殷、王斯敏 光明日报通讯员 陈魏玮、韩华、解天龙、吴歆哲)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