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恩寺雁塔唐贤题名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宋拓残卷,转引自罗福颐《雁塔题名帖介绍》,载《文物》1961年第8期)

自隋唐时起,科举制选官形式被不断完善、沿用千余年,大批士子为此“皓首穷经”,又有多少英才为此沉寂辗转,直至1906年清廷废止科举、兴办新学,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制度才进入了新阶段。孟郊及第后欣喜若狂的年代已远去千年,士人在其间历经的沉浮,已不仅仅是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所能涵盖的了。本文摘自《从唐诗走进历史》(新星出版社),著名唐史学者宁欣从唐诗入手,对唐朝的官制、科举、城市风貌、文化生活、民族融合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生动讲述。    

 登科后

 孟郊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首诗是孟郊(751—814)在奉母命于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第三次赴京参加科举考试终于进士及第后所作。

 孟郊少负才名,与著名诗人贾岛并有“郊寒岛瘦”之誉,并受到大文豪韩愈的推重,但在四十一岁、四十二岁两次应试落第。此次及第,孟郊已四十六岁,正所谓“五十少进士”,应持重的年龄与轻狂的心态似乎并不对称,充分表明了进士科应试举子与录取数量比例之悬殊,进士及第之艰难。

 孟郊的《登科后》历史眼落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句。“春风得意”后来常常用来形容人们有了喜事后的心情愉快、奔放洋溢,在这里表现的是孟郊在进士科考试及第以后的狂喜心情。每读此诗,及第举子得意的姿态都呼之欲出,似乎万人仰慕的科举盛况就在眼前。那么,科举制如何在唐朝演变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形式? 它到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变化? 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昔日经历了何种“龌龊”才会在今日有如此放浪的心情?如此令人憧憬的无涯之路会有何种美好的前景呢?

 “一命之官,悉归吏部”——人才选拔制度的演变

 科举制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路径是中央设立科目,举人参加考试,依据成绩录取。它和此前同为人才选拔制度的先秦世卿世禄制、两汉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有什么区别呢?

 先秦的世卿世禄制,主要是依靠与长辈——祖父和父亲的血缘关系,基于嫡长子继承制获得爵禄。天子的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天子的余子则被封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的爵位,诸侯的余子受封为卿大夫。如此逐级降封,政治地位及相应的爵禄按亲疏、辈分递减。

 察举制是西汉武帝创设的一种选拔人才及官吏的制度,东汉沿用。中央设置有不同的科目,计有直言极谏、孝悌力田、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等,选人的主要标准是人的品行。察举制的关键环节是“举”,必须有地方长官或中央部门长官的推荐,才能获得到中央做官的资格。中央会进行一些适当的考试,主要是面试,以考察个人的品行、才能、特长等方面的情况,因人而异授以不同的官职,且并无淘汰,而是全部录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门阀士族形成与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九品中正制成为主导的选官形式,其是依靠血缘与地缘结合的门第决定做官的途径和上限的制度。凭借九品中正制,门阀士族子弟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东晋时门阀政治达到高峰,门阀士族也达到鼎盛,但同时也开始衰落、腐朽。南朝“寒门掌机要”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九品中正制也就逐渐走向没落。

 隋文帝杨坚(541—604)统一全国以后,选无清浊,废止了九品中正制,“一命之官,悉归吏部”(《通典·选举二》),将此前被地方门阀大族控制的选拔人才的权力收归中央。隋文帝沿用了前朝的秀才科、明经科。隋炀帝时,创立了进士科。此后,进士科成为科举制中最重要的科目,最受世人追捧。新科进士及第后,可谓飞黄腾达、前途无量。孟郊的父亲曾任昆山县尉,不过是名九品小官,但儿子却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平步青云的可能性。虽然孟郊因种种原因始终官位不显,但还是有众多其他中下阶层的人士通过参加科举进入仕途,升至高位,甚至贵为宰相。士子们为了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历尽千辛万苦,有人多年备考,皓首穷经。《登科后》所透露的孟郊及第后的无限喜悦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而普通百姓也对新及第进士无限仰慕,所以孟郊才有“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样愉悦、奔放的心情。

 唐继承隋制,科举制逐渐走向完善:由国家制订统一的选拔人才标准和考试的科目及内容,规定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选,举办全国性的统一考试。凡报考之人,先要获得地方州郡的推荐,除去受过刑罚之人和从事工商业者及其子弟之外,其他人原则上都可以自由报考。

 科目方面,前朝的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唐朝均加以继承。但秀才科后来被废——因为考试内容难度大而录取人数少,贯彻的是宁缺毋滥精神。明经科和进士科继续保留,而两者中又以进士科为重。两科考试的内容不同,明经科重点是考查考生对经典文献的熟悉程度,主要考查内容有三:一为帖经,即把一段经的两边盖上,只留一行,默写空出的部分,相对比较容易应付;二是经义,阐释儒家经典的义理;三是策论,即对策,或称时务策,考查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的看法。进士科考试内容前后有些变化,主要考查内容亦有三:一是帖经;二是对策,可彰文笔,以显见识,并能体现出处理政务的能力;三是杂文。最早的杂文并没有诗赋,只是铭、论、表等形式,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加进了诗赋。进士科的考试最能体现人的综合才能。除了进士、明经以外,还有明算、明书、明法等科目。明法科主要培养法律人才,明书科是培养书法人才,明算科培养的主要是数学、计算等领域的技术官僚。这些都属于专业和技能型人才的选拔,但终究不是主流。

 唐朝科举制下有哪些考试

 唐朝的科举实际分为两大类别。一为常科,就是上文提及的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是每年都要举行的考试。一为制科,是根据朝廷需要设立的一些特殊科目。制科主要是考对策,以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人,故其科目包罗万象,如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还有才膺管乐科、志烈秋霜科、文辞雅丽科,不胜枚举;懂阴阳、术数的人也在制科招揽的人才范围内。据有人统计,科目多达百余种,随需要而设。但招考人数不定,也没有固定时间。

 常科考试,无功名、无身份的人都可以参加,大部分考生是布衣白身。而制科考试,除了无功名、无身份的普通人外,有官在身的人也可以经过推荐来参加,一旦及第,就可以升迁或得到更好的职位。

 科举考试科目繁多,但为何唯有进士科独步士林,受到士人的追捧,百姓的仰慕,人们甚至把进士及第称为“跃龙门”呢?

 首先,明经科以记诵为主,所以难度不高,但进士科不管是考诗赋还是考策论,体现的都是才华见识,士人的才能可以更多地展现出来。其次,进士科录取名额很少,每年基本不超过二十人,而明经科录取名额是一百人,相比明经科,进士科更为难考,竞争激烈。民间流传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谚语,说的就是如果三十岁考中明经,已经堪称“老明经”了;五十岁进士及第,还仍然是“少进士”,可见进士科考难度之大。

 武则天时增加了殿试这一程序。所谓殿试,就是皇帝最后面试考生,以示重视,并由皇帝决定录取的名次,则录取者均为天子门生。这也说明科举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出身科举者入仕,被视为清资官。唐中后期,中高级官员和清要官(如尚书省六部郎官、御史台御史等)基本都被进士出身的人占据了,绝大多数宰相也由进士出身者出任。

 以上所谈的考试主要是文举,属于文科。武则天时期还创立了武举,除了考兵法以外,还考武艺、技能,有马射、步射、平射、举重等。武举虽然是常举,但并未为人所重,因为武将的选拔主要是依据军功。真正武举出身而晋升到高位者不多,比较著名的有唐中期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中兴名将郭子仪。因此,科举制的重点仍然是在选拔文职官吏。

 除了科举制外,在选拔人才上,唐朝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即铨选制。科举主要是面向没有取得做官资格的人,而铨选是面向已有做官资格的人和已经做官的人。官员任期有一定期限,年满后就要卸任,停替待选,再到中央参加调选,根据任职期间的政绩和参加铨选时的考试成绩,决定是升迁、平调还是待选。可见,科举考试是解决做官的资格问题,铨选考试是解决做什么官或者下一任能注拟什么官职的问题。

 科举考试最初是由吏部考功郎中主持,后又改由考功员外郎主持。但因科举考试日益受到重视,考生纷纷责难主考官的官职不高,声望和职位都不匹配,于是玄宗开元时就将主持考试的部门改为礼部,由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吏部则主持铨选考试。如果可以勉强类比的话,科举相当于现在国家教育部主持的高考,铨选相当于国家人事部主持的公务员考试。

 人才选拔上科举制到底改变了什么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知道科举制和此前的选官制度,在原则、途径、方式、考试内容和面向的群体上,都不一样。曾有人提出,科举制的渊源来自察举制。二者确实有相通之处,察举也是分科举人,也有考试环节。但科举考试在几个关键点上与察举制以及世卿世禄制、九品中正制都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科举制度的原则是考生可以自由报考。察举制则不然,考生是不能自由报考的,必须有长官的推荐。长官推荐是最关键的一环,被推荐者就可以做官。而科举制度下,地方上的推荐只是程序,人们可以怀揣自己的履历表到州县报名,即“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以此获得推荐。

 第二,察举制中,考试只是一个环节,并不决定取舍,但科举考试的成绩能够决定取舍。当然,真正的一切以程文(试卷)为去留,一纸考卷定终身,是在宋以后。唐朝还是科举制的初期阶段,社会舆论、主考官的主观意志、其他人为因素也夹杂其间,影响到最终取舍。

 第三,科举考试体现了一种公平竞争的原则,而且这一原则渗透到各个层面和不同类别的人才选拔过程中。如某人的父亲或祖父是大官,想通过门荫入仕(因上辈有功而给予下辈入学任官的优待),可以充当斋郎、挽郎和三卫之卫官等。斋郎、挽郎和卫官都属于国家重要祭祀活动中的仪仗类职务,属于虚职,获得这种职务必须有家庭背景,是权贵子弟进入仕途的捷径。但是,充任斋郎、挽郎和卫官也是需要考试才能获得录用的。再如,一个负责具体事务或是技术性工作的小吏,想要成为国家正式的官员,进入九品流官序列,即“入流”,也要经过考试。当然考试的难度大大低于科举,粗通文墨、略懂技术就可以,但也是在相对公平环境下的竞争。

 “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科举制效应

 进士科注重才华的录取标准,恰恰与前朝重家世、重品行、重血缘关系、重长官荐举的选拔方式都不同。注重才华,带动了整个官僚队伍文化素养的提高,还带动了整个社会对文化的追求。史书上说天宝年间“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通典·选举三》),正是这种社会效应的体现。

 策论考试中有一些非常好的文章作为经典流传了下来,但策论文章毕竟不如诗赋尤其是诗歌那么朗朗上口、清新隽永,在普通百姓中难以传开,影响有限。《全唐诗》二千多名诗人、近五万首诗歌流传下来,就足以说明问题。像白居易的诗,妇孺皆能吟诵,皇帝读了白居易的诗还感慨万分,因其去世而悲伤之情溢于言表。这些最为大家敬慕、流传最广的诗赋,当然皆非庙堂之逢迎、应试之辞,而是诗人真实情感的流露,有忧国忧民的肺腑之言,有坎坷经历的由衷感叹。

 自隋唐时期起,科举制就逐渐成为主导的选官形式,并不断完善发展,沿用一千多年,可见其影响久远。但与此同时,科举制,尤其是一枝独秀的进士科,考试内容逐渐形式化,过于重视考生的文才,而忽略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强调“代圣人立言”更是束缚了士人的思想。大批士子为此“皓首穷经”,也造成众多英才辗转沉寂,历朝都受到抨击和诟病,尤其是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阻碍了科技人才和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直至1906年清廷废止科举,兴办新学,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制度才进入了新的阶段。距离孟郊及第后欣喜若狂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其中历经的起伏、曲折,已不仅仅是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或“一日看尽长安花”所能涵盖的了。

 (本文摘自《从唐诗走进历史》,宁欣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