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为宋国蒙人，在唐代之前已有定论，但是宋代以后，开始出现了不同说法，“楚蒙说”、“梁蒙说”、“齐蒙说”、“鲁蒙说”相继出现。除了国属，争议更多的是庄子出生地。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地对文化名人加倍重视，竞相挖掘这类文化资源，延聘专家学者参与认证，从而论辩此伏彼起。概括起来，大致有“河南商丘说”、“河南民权说”、“山东曹州说”、“山东东明说”、“安徽蒙城说”等五种。千古哲人庄子究竟“乡关何处”?著名作家、学者王充闾先生通过三次实地访察与调研，给出了他的回答。 ——编 者

作者在河南商丘(民权)访问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庄周故里

漫步在鲁西南、豫东、皖北大地上，但见稻麦蒙茸，河渠纵横，高速公路坦平如砥，两侧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湖泽密布的地形地貌——无情的时间之水，把一切都带向远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识的黄沙，远树，夕照，炊烟，又有哪一样还残存着旧日的踪影?

算来，结缘庄子已经六十多年了。记得在我就读私塾的第六个年头，“四书”、《诗经》、《左传》、《史记》都读过了，塾师确定：从是日起，诵读《庄子》。那是一部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是父亲回祖居地河北大名探亲时，在邯郸书局买到的。上面有晋代玄学家郭象的注和唐人陆德明的音义解说。不过，老师并没有参照着讲。即便是《庄子》正文，讲解得也并不细致，只是逐日地按照篇章领读一遍，提示僻字、难字读音，然后就要我们反复诵读，直到熟读成诵了，再进入下一章节。要说真正把玩它的奇文胜义，体验到一些灵识妙悟，那是中年以后的事。当时只记得，先生说，庄子是他的河南老乡，出生地大约在今商丘东北、考城以东那一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月亮早已沉下去，花开叶落说不清多少次了，敬爱的塾师已然骨朽形销;而“口诵心惟”的绿鬓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沧桑阅尽，但见白发三千，只有那部《庄子》，依然高踞案头，静静地像一件古玩，意态悠闲地朝夕同我对视。而庄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不时地走进魂梦之中。按照孟老夫子“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的训示，我曾设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走进庄子的故里，踏着他的屐痕，体味他的灵思，亲炙他的遗泽。这个愿景终于可望实现了，可是成行之日，却又有些踌躇，因为弄不清楚他究竟“乡关何处”，像宋人诗中所说的：“翁也家何在?悠然天地间。”

记述庄子的行迹，最早也最具权威性的当属《史记》。但司马迁惜墨如金，只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记叙了二百三十四个字，说“庄子者，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国属、里籍，统付阙如。在这种情况下，历代治庄学者就只好到他的著作中去钩沉、寻索了。当然，这也并非易事。晋人郭象在《庄子序》中就曾说过，观其书，自以为“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怳之庭矣”，“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说得神乎其神，令人望而却步。但舍此更无他途，毕竟原著中还是闪现着作者不灭的灵魂，依稀散发着微煦的体温，留存了他大量的生命印迹。

关于庄子的国属，《庄子·列御寇》篇有宋人曹商“返于宋，见庄子”的记载;又谓“人有见宋王者，锡(通“赐”)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庄子”，皆证明庄子乃是宋国人。再就是，《史记·宋微子世家》篇，有唐人司马贞的《索隐》，里面征引了一段《庄子》佚文：“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桓侯当时是宋国君主，名字叫“辟”，而前驱开道的人不知，迳直呼“辟”(让行人避道、回避)。蒙人出于对国君的敬畏，便出面制止这种无礼行为。可见，战国时蒙地属于宋国;而且，“未出城门”，就有蒙人制止呼“辟”，看来蒙地距离宋国都城是比较近的。

学者还征引略晚于庄子的韩非的论述。《难三》篇中记载，韩非在向国君阐述以法、术、势治天下的思想时，说：“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必得之，则羿诬。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此语出自《庄子·庚桑楚》篇，可见“宋人”系指庄子。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别录》云：“庄子者，宋之蒙人也。”其后，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句注云：“名周，宋人。”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写过一篇《髑髅赋》，里面拟庄子自白：“吾宋人也，姓庄名周。”东汉时人高诱注《吕氏春秋》、《淮南子》亦云：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也。出生于东汉末年的皇甫谧在《高士传》中也说：“庄周者，宋之蒙人也。”看得出来，两汉人士对于庄子出生于“蒙”，“蒙”属宋地，是一体认同的。而且，这一结论也为晋、唐时期绝大多数治庄学者所接受。比如西晋著名学者兼军事家杜预就说：“宋国梁地有蒙县，蒙为宋县，可知(庄)周为宋人。”

宋国，为商纣王的庶兄微子的封地，都城设在商丘。其疆域在今河南东部，并领有山东、江苏、安徽一部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势日衰，辖区有所缩小，但直到灭亡之前，宋国始终拥有商丘及蒙地。这里一直处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对接地带。由于土地平旷，交通便利，与周边各国往来频繁，因而形成了以殷商文化为基础，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广泛接受多种文化影响的特色独具的文化质素。

庄子为宋人，在唐代之前已经成为定论，并无异议;但是，宋代以还，开始出现了不同说法。首倡“楚蒙说”的为北宋的乐史，接下来，王安石、苏轼、张耒，南宋的罗愿、郑樵、朱熹，明代的归有光，清初的王夫之，现代的王国维，都认定庄子出生地之“蒙”，在楚而不在宋。此外，还有“梁蒙说”、“齐蒙说”、“鲁蒙说”相继出现。初唐的魏征在《隋书·经籍志》中，即有“梁漆园吏庄周”的说法;陆德明也说：庄子“梁国蒙县人也”。主张庄子为齐人的，古时有南朝僧人智匠，今人有教授蔡德贵等;主张“鲁蒙说”者有近人王树荣等。但二说影响有限，从之者甚少。

除了国属，争议最多的是庄子的出生地。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各地对文化名人加倍重视，竞相挖掘这类文化资源，延聘专家学者参与认证，从而论辩此伏彼起，争辩不休。概括起来，大致有“河南商丘说”、“河南民权说”、“山东曹州说”、“山东东明说”、“安徽蒙城说”等五种。

我于1997年、2005年、2012年，曾前后三次，带上《庄子》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战国卷》，还有一些治庄学者的论辩文章，在二十多天时间里，往返于南北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公里的狭长地带，踏访了上述一些地区。三次访察的重点有所不同，方法各异：第一次是按照传闻中的庄子遗迹，定点、聚焦，实地访察，去了商丘、开封、曹州、凤阳(濠梁)等地，获取了一些直观印象;第二次，沿着《庄子》一书中提供的线索和现当代学者制定的庄子活动年表，北起曲阜、菏泽，中经商丘、开封，南下皖北，旁及邯郸、大名等地，亦即战国时的宋、魏、鲁、赵、楚等国的部分辖区，察其川泽丘阜，遍览府州县志，凡是庄子可能到过的区域，尽量实地踏查一番;最后这次，在菏泽、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属六个县区，先后十几次邀请有关人士，包括当地一些治庄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获得许多有益启发，掌握了一些新的线索。

漫步在鲁西南、豫东、皖北大地上，但见稻麦蒙茸，河渠纵横，高速公路坦平如砥，两侧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湖泽密布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已经同《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所记载的迥然有异。无情的时间之水，把一切都带向远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识的黄沙，远树，夕照，炊烟，又有哪一样还残存着旧日的踪影?古籍中提到的勾渎之丘、中丘、乘丘、梁丘、青丘、左丘、犬丘、陶丘、襄丘、富丘、谷丘、黎丘、沈丘和汳水、濠水、濮水、雕水、泓水、蒙泽、孟诸泽等自然景观，已经百分之百地变形了，甚至从地面上消失了;更不要说有生命的百代人生——饮食男女，生育死亡，饥馑流离，刀兵战乱，伴随着悠然远逝的碧水清风，荣枯代谢的庭花岸柳，尽数淘洗得杳无踪迹。

道理很简单，由于今昔政治社会的变迁，加上长期生产实践对于地理环境的改造，特别是此间处于黄泛区，黄河几十次泛滥、改道，泥沙层层淤积，致使固有的地貌人烟，已经完全改变了形态。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感慨系之。当年欧阳修滁州访古，苏东坡赤壁夜游，所接触的景区的嬗变，长者不过几十年，短者仅三阅月，他们却分别发出“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曾岁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慨叹。而今，“岁月其徂”，两千三百年过去了，还能指望留存什么遗迹呢!

一千九百年前，东汉的张衡在这片中州大地上，“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步马于畴阜，逍遥乎陵冈”，以科学家而兼文学家的超常想象力，悬拟与“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的庄子的髑髅，展开一场凿破时空、混同幽明的对话。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奢望了;而我，却有着更大的胃口，幻想着依托梦境——这人类永恒的美学资源、无穷无尽的心灵财富，能够同庄子本人做一次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当斯时也，心中记怀着宋人张耒“白头青鬓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的诗句，同一位绝古空今的前贤往哲，作一番祛除时间界隔的晤对，那该是何等惬意的满足啊!

也许，就像我在今天奔走路途，苦心搜索着他的物质家园那样，庄子当日也正在昼夜躜行，寻觅着他的精神家园。西哲不是说过：“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吗?“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闻一多语)这个“家园”，非是物质，纯属精神;不在外界，而存乎内心。所谓回归家园，亦即归根返本，亲近本源，回归自己的本性。

庄老先生一生的足迹，绝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乡的黄土地上;然而奇异的是，他却时时刻刻抱有一种穷愁羁旅、客中思家的孤独感与漂泊感。作为一个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钟摇动的黄昏，此刻，料应正向着无尽的苍茫，搜寻着仅仅属于自己的一缕炊烟吧?

我仿佛看到，在那“还乡”之路上，庄老先生穿着一袭缀满补丁的粗布衣裳，脚上系着绑带的草鞋，肩背一个破旧的行囊，晓行夜宿，穿行于蜿蜒起伏的山陵丘壑之间。困乏劳顿之态，令人心生哀悯;但他却乐此不疲。寻寻觅觅，大自然予他以无尽的充实、无穷的逸趣：“山林与(欤)!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篇);而复杂多变的社会自然环境与生生不已的物种演化，更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奥蕴深邃、繁富多彩，从而激发了活力、启迪着灵思，强化超常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风格。

濠水悠悠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黑黝黝的水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悄然北去。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关于庄子的墓地，询问当地几位故老，都说早年听说过，可是具体地点谁也不清楚。

新世纪以来，山东东明关于庄周故里的研究论证活动，十分活跃，先后召开过三次研讨会，整理出一大批文字资料。实际接触中，一个突出印象，是这里研究庄学的人士，意志坚定，兴趣浓厚，而且脚踏实地，投入大量艰苦细致的劳动，就中以李福禄的学术考证和王守义的碑碣发掘，最为突出。

《史记》中说，“(庄)周尝为蒙漆园吏”。那么，漆园在哪里呢?东明学者依据唐初李泰主编的《括地志》关于“漆园故城在曹州宛句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的记载，并参照明《一统志》载：“漆园城在东明旧县(今东明集村)东北二十里，今名漆园村，内有庄子庙，以其尝吏于此也”，认证东明县陆圈镇裕州屯为漆园遗址。此论亦见于明《濮州志》、清《山东通志》、《曹州府志》。而且，他们还找出地下文物为证，近年在当地挖出多块与庄子有关的明清石碑，其中一方有“庄子为吏处”的明确记载。

他们还从《庄子》一书中找到古濮水、古黄河与东明的关联：《秋水》篇称“庄子钓于濮水”，说明他的住所当离濮水不远。这条河流今已不在，战国时期，济水流经今河南封丘一带，分出支流是为濮水，尔后与济水平行向东，东明恰好处在两水之间，更接近于濮水。《庄子》书中至少有两处提到黄河，一是庄子家贫，往贷于监河侯，间日而至。这个“侯”所监测、管理的“河”应该就是黄河，而且，工作地点必然在黄河岸边。庄子走了将近一天，大约是几十里路程吧;二是《秋水》篇说：“秋水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也是指的黄河。水势之大，竟至“两涘渚崖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出来了，肯定是庄子当日所亲历亲见。现在的东明，西部与北部都有黄河流过。那天，当地学者陪我看过。时届春末，河水尚未暴涨，但那种滔滔滚滚的气势，也是十分壮观的。

陪同人员说，东明地处平原地带，这里的山多为几十米高的丘阜，积土而成。此间的南华山，还有县内沙古堆的白云山，龙山集的龙山，都是这样。经过两千多年的流水冲刷和风雨剥蚀，高度大大削减。当地久有传闻，庄子就在南华山下结庐著书;死后，葬在百米外的龙山夏商文化遗址的高阜上，其所在地就名为庄寨村。关于此地的庄墓，《大明一统志》亦有记载。那天，现任“庄氏宗亲会”会长庄廷阁女士还告诉我，从《庄氏族谱》得知，庄子一脉传到今天，已有七十九代，其第五十八代嫡孙庄全来此定居后，当地始有“庄寨”之名。

出东明，经菏泽市区，南行到了曹县。先后会见了当地学者萧若然与潘建荣。他们研究庄子有年，都坚定地认为，“庄子，蒙人也”之“蒙”，在今曹县，并为此写出多篇论文。他们征引唐代李泰主编的《括地志》中所记：“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援引了这一说法，并加注：“其地古属蒙县。”近年来，在曹县西北部的地下，挖掘出记载唐玄宗册封庄子为“南华真人”的石碑。唐代李吉甫所编《元和郡县图志》说：“宋州小蒙故城，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据考，小蒙城在今曹县西北，县境内尚有漆园城、庄子观以及庄子垂钓之濮水、钓台等遗迹。

“可是，东明学者却说这些遗迹都在他们那里，这又如何解释?”我问。

潘建荣说：“实际上，这些遗迹大多数都在曹县地面上，或者扩大一点范围，是在东明、曹县所归属的菏泽辖区内。东明县过去不论从地缘上，还是历史文化上，都和庄子搭不上边;要说发生联系，是在金代正隆年间，为了避开河患，东明县城迁往黄河北岸冤句故城之后;特别是明弘治年间再次迁到濮水北岸的南华之境，这才和庄子挂上了钩。”

于是，我又实地考察了南华山遗址。当地学者认定，从李庄集所在的南华故城往西延伸三十里，直到东明县菜园集庄子庙村，这一带连绵不断的土丘，就是当年的南华山。明嘉靖年间修撰的《山东通志》记载：“曹有南华山，世传为庄子棲隐之地”;“(庄周)隐于曹州之南华山，因名其经曰《南华》”。当地村民也世代口耳相传，庄子曾隐居南华山，死后即葬在龙山遗址上。战国时，此地周围尽是长满漆树的高大土丘，环境幽雅，交通闭塞，远离干戈扰攘，在此隐居，当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处所。

交谈过程中，大家形成了一点共识，就是要弄清庄子出生地，核心问题在于“蒙”在何处。因为庄子为蒙人这个结论迄无争议，可见，蒙之所在即是庄子之故里所在。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庄周，《汉志》云宋人，《史记》云蒙人，尝为蒙漆园吏。汉蒙县故城，在今河南商邱县东北，故宋境也。”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也说：庄子“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当代庄学史专家方勇先生认为，庄子故里应在今商丘市东北，古称蒙县。我是认同吕思勉、范文澜、方勇先生关于庄子故里的判断的。这里，想根据实地所见，做一点补充：蒙邑或者蒙县，在商丘东北，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得到考古成果验证。2005年去商丘访问，听当地学者介绍：六年前，中美联合考古队考古发掘，发现商丘古城遗址呈叠压形，最下层为东周宋城，中为汉唐睢阳城，最上为明商丘城。东周宋城共有六门，其东北门称蒙门。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凡宋城之门，皆以所向之邑名也。”就是说，蒙邑在商丘故城东北方向。康熙年间《商丘县志》载，商丘城东北四十里，为汉代蒙县县治所在地，庄周故里在此。

实地考察中，由商丘本地学者陪同，我还看了现存的传说中的庄子遗迹。蒙墙寺西向偏北约五公里，今民权县老颜集乡唐庄村有庄子墓，为圆形土冢，清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时立石碑一通，上有阴刻“庄周之墓”四个擘窠大字。石碑背面，镌刻着州县官员以及黎民百姓共三百二十六名立碑人的姓名。蒙墙寺向北偏西约七公里，今民权县顺河乡青莲寺村有庄子故里遗址。村落范围不大，两条主街呈“十”字形。村民介绍，现在的北街原为古巷，称为“庄子胡同”，系庄子故居所在。故居南端为庄子讲学堂，后毁于兵火、水患。在“庄子胡同”的东南隅，有一口古井，名为“庄子井”。井深数丈，井壁坚如文石，光泽似黑玉，泉清而味甘，传说为庄子汲水处。

民权县对庄学的研究起步较早，这里有一批土生土长的治庄学者。他们告诉我，民权县的两处庄子遗迹，原来均在考城，是1956年划过来的。历代有许多诗人到此凭吊庄子，咏怀述志;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本地人士的题咏，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故老传闻，耳濡目染，更是“其来有自”。南朝诗人江总有“玉洁蒙县，兰熏漆园。丹素可久，雅道斯存”的咏庄诗句。江总是考城县江集村人，生在公元六世纪之初，自称是庄子的异代同乡。

1997年，经行楚地，曾有淮西之行。那天，我在县志办主任陪同下，途经凤阳城，前往古钟离郡的临淮关，走访了“濠梁故地”。

郦道元《水经注》有“濠水北入于淮”的记载;唐人成玄英《庄子疏》中指出：濠水“在淮南钟离郡，今见有庄子之墓，亦有庄、惠遨游之所”。途中，我诵读了清代著名诗人黄景仁凭吊这一遗迹时所写的《濠梁》七律：“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躅唤停车。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话音刚落，忽见一道溪流掠过，上有石梁飞架，我忙向同行者问询：这就是濠梁吧?他摇了摇头。又过了二十几分钟，眼前又现出类似的景观，我觉得很合乎意想中庄惠观鱼的场景，可是一打听，仍然不是。县志办主任莞然一笑，说：“这种心情很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以为是孔明，足见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两千多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这个东道主感到自豪。”一番妙喻，博得同车人齐声赞许。

突然，汽车戛然煞住，原来，“庄惠临流处”就在眼前。但是，不看还好，一看竟然大失所望。濠水悠悠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黑黝黝的水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悄然北去。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关于庄子的墓地，询问当地几位故老，都说早年听说过，可是具体地点谁也不清楚。世异时移，沧桑迭变，一切都无复旧观，不仅人非物亦非了。我想，当年如果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浊流污水，庄老先生不仅无从看到“鯈鱼出游从容”的怡然景色，怕是连那点恬淡、闲适的心境也要荡然无存了。

十五年后，我又访问了皖北、淮西的蒙城。这里和东明、民权一样，也拥有一支既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又十分热心庄学的研究队伍，而且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我在蒙城参加过三次座谈会，同夏茹冰、马杰等当地学者进行了深入交谈。听着与会者的方言土语，联系《庄子》中一些楚地神话故事、人物形象，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心想，这当是一些学人顽强坚持“楚蒙说”的一份依据吧?他们还为我提供了有关“楚蒙说”的大量论文、资料。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六国时，楚有蒙县，俗谓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再就是王安石的《蒙城清燕堂》诗，就中有“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之句;比较集中的是朱熹的一些论说。《朱子语类》中有“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的说法，其依据，是“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他还论及《庄子》的奇异特色与楚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方勇先生认为，“蒙城县为庄子故里之蒙，实属无稽之谈”。西汉至唐初并无此蒙城，汉代这里为沛郡山桑，直至唐天宝二年，才改称蒙城县。显然，此蒙城与庄周“为蒙漆园吏”之“蒙”，并无关联。

庄子生前的活动范围，宽泛一点说，大致在今豫、鲁、冀、皖四省范围内。其国属为宋。世居蒙地。至于其故里所在，当为宋国都城商丘的东北部。

各有所据，言人人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客观和主观因素：

一是，《庄子》一书本身带来的困惑。我们的传主庄老夫子不仅自己披露得过少，而且，即使偶尔述及，也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像是有意弄得云山雾罩，任凭后人去猜哑谜、打“三岔口”。

二是，历史上多种因素，导致问题更趋复杂。六国时期，由于征伐、兼并，有些地区或为宋辖，或为梁辖，或为楚有，或为齐有，变动比较频繁;秦汉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庄子有关的豫、鲁、皖诸省部分县市，区划、建置时有调整，地名屡经变更，许多地方实同而名异，或名同而实异;加上后世出于种种缘由，如魏晋崇尚玄学、唐代南华封仙、宋明重文尊古，以及道教向民间延伸等，许多地方出现了庄子祠、观、钓台、漆园之类的纪念性建筑，都增加了庄子籍里考订的难度。

三是，地理方面的特殊情况。庄子故里及其生前活动区域，处于中原地带，离古黄河较近。民间说法，黄河是“铜头铁尾豆腐腰”，意为上游在山谷间，石锁峡束，从不泛滥出槽;入海处像摊开的扇面，从容舒展，也比较固定;唯有腰部——大约指河南、山东的黄泛区，河道淤积严重，黄河成为“悬流”，堤防无力承受，任凭洪水肆虐，翻滚无定。这样，许多古代遗迹便都淹没于地下，无从查考;由于水患频仍，不少村落、城址更是不断迁徙，后人难以认定、辨识，必然歧见纷呈。

四是，还有一些人为造成的原因。近世一些地方官员、耆宿，为提高本区域文化品位，扩大知名度，在组织修志过程中，往往按照历史某一时期的建置、区划，作选择性的取舍，收录历史名人于本州本县，以壮声势，这更进一步加剧了确认的难度。再就是随着地理环境、生产条件的变化，庄子后裔大多向邻近省区迁徙，择地而居，为了缅怀其先祖遗泽，往往在新的住地修建庄子祠堂、墓园等纪念性场所，以祧承香火，开展祭祀活动;有些还命名所在村落为“庄村”、“庄寨”。比如，《庄氏族谱》记载，“始祖讳周，公下五十四世祖讳百万，字广财，系二门后裔，……明永乐二年，自山东青州府益都马儿山阳枣林迁居曹邑今址，因构筑寨墙而名庄寨”;“五十六世祖讳武，字允文，系三门后裔，住菏泽县城东南十六里庄”。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遗迹、轶闻，往往与庄子故里和实际活动地区混淆起来，很难加以辨识。

尽管存在着上述诸多困惑和难点，但是，经过十五年来的三次实地考察，特别是参阅《庄子》一书，以及历代有关典籍和广大治庄学者的论述，我以为，还是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断的：

——庄子生前的活动范围，宽泛一点说，大致在今豫、鲁、冀、皖四省范围内;今河南商丘市区、民权(考城)县和开封市区，山东菏泽市区、曹县、东明和曲阜市区，河北的邯郸市区，安徽凤阳的古钟离郡(濠梁所在)等，皆有可能为其曾经驻足之地。我很赞同崔大华和刘生良两位学者的意见。崔先生认为，“庄子的活动范围，以商丘为中心，南到淮河，北至邯郸，东止于鲁国，西到过大梁，向南北东西四个方向呈椭圆形展开”;刘先生说，庄子“言之具体、略可见其行踪者，当是西至梁国，南到濠梁，北观黄河，东临大海，又曾钓于濮水，居于宋之‘穷闾陋巷’，主要活动于宋、魏之地”。

——其国属为宋;世居蒙地。

——至于其故里所在，当为宋国都城商丘的东北部，即蒙县城北、汳水南十五六里的地方。而具体地点暂时尚难指认，除非未来有重大考古发现，比如地下发掘出竹简、碑碣、墓葬等实物。

上述三个梯次，大体上呈三个以商丘为中心的同心圆形，层层收进，逐渐缩小，最后聚焦到“出生地”这个原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