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单凹穴

2双凹穴

3双排凹穴

4梅花状环凹穴

引 言

中国岩画的分布传统上认为都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本世纪初在河南省具茨山的发现表明，中原地区存在着规模大、分布广、种类多的古代岩画。这些以凹穴岩画为主的具茨山岩画，与巨石、祭坛、古建筑遗址等组成规模宏大的古文化遗址群。继具茨山岩画大量发现之后，又在河南省的方城、叶县、泌阳、淇县、镇平、淅川、南召、舞钢等地相继发现了同类的刻凿岩画，其分布范围之广、体量之巨大、形式之多样，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是整个世界岩画界的一个惊喜，同时也是中国考古的惊喜，更是早期中国历史的惊喜。地处中原腹心地域的具茨山，素与传说时代的炎黄二帝有着时空两方面的密切联系，人们很容易将中原岩画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联系在一起，从而对中国文明的探源有了更多的期待。

所谓凹穴是指古代人类刻凿在崖壁和石头表面上的一种图案，英语称“cupules”(凹穴)“cup-and-ring marks”(杯-环印)。其造型特征为圆形锅底或直筒状坑穴，直径一般在3-20厘米，深度在0.4-10厘米不等。这种凹穴图案或单独或成组出现，也往往与沟槽线条、方格棋盘状、涡形、圆圈等图案共同出现，从而组成一种符号象征系统。不过这种凹穴图案，并不仅仅是由于具茨山岩画的发现而蓦然闯入中国岩画学者的视野，实际上从本世纪初以来，凹穴岩画便一直是国际岩画研究的一个热点;此前在中国的福建、台湾、广东、辽宁以及江苏等地也发现过数量众多的凹穴岩画。许多学者对此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凹穴岩画不仅是文字出现之前的符号象征系统，同时也是最早的艺术形态。法国、印度等地的凹穴岩画甚至被认为可以早到20万年前的旧石器阿舍利文化时代。

具茨山凹穴岩画组合形式及特征

就目前的调查资料显示，具茨山地区已经发现岩画点不少于3000处。具茨山的岩画以圆形凹穴为基础的抽象构图为主，间以方形凹穴和各种沟槽，主要形象包括梅花状圆形凹穴、双排状圆形凹穴、棋盘状网格和混合图形等。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类似字符的岩画和少量人物形象，以及多处石棚、石圈和叠石等，由此构成了数量众多、形态多样、内涵丰富的具茨山岩画体系。以凹穴为主要元素构成的岩画，在具茨山岩画中占的比例最大。尽管在个体形态上凹穴的形制变化很小，但在组合形式上却多种多样，可以将其分为单凹穴、双凹穴、双排状凹穴、梅花状环凹穴、散状凹穴等类型。

(一)单凹穴

单独凿刻在独立岩石上的圆形凹穴，大者深度可达十几厘米，浅者2-3厘米。(图1)

(二)双凹穴

在一块岩石上，有两个圆形凹穴组成，深度一般为2-3厘米。(图2)

(三)双排凹穴

具茨山岩画中，双排凹穴有很多，凹穴的数目有明显的规律，以双排12个的居多，但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组双排凹穴与旁边一个、两个凹穴结合，又构成了各不相同的图形。(图3)

(四)梅花状环凹穴

梅花状凹穴在具茨山东端的一个名为旋落岭的山上，分布最为集中。在这个山脊上约200平方米的范围内，刻有近150幅梅花状环凹穴。它们一般是以凹穴为基础，以中间一个较大凹穴为中心，周边5~12个凹穴共同构成梅花形状，间或也出现有中央凹穴与周边凹穴以沟槽相连的类型。(图4)

(五)无规律凹穴组合

无规律凹穴组合即为圆形凹穴的不规律组合，其数量不等，组合方式不一，表现形式因岩面而异。(图5)

(六)方形凹穴类

凹穴除圆形之外，尚有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凹穴，一块岩石上一般为一至两个，大小不一。(图6)

(七)沟槽

在具茨山岩画中，大部分沟槽往往与凹穴组合在一起，有些画面突出的是凹穴，而有些画面突出的则是沟槽。如图7是一块平面约250×165厘米的岩石，上面是一幅凹穴与沟槽组合图，但此画面中沟槽的表现非常突出，望之若河流。在有些沟槽的末端，刻凿着小型凹穴。(图7)

(八)字符

在具茨山岩画中，也偶见字符形岩画。这类岩画的周围，也每每出现凹穴图案。(图8)

(九)人物

这类岩画在具茨山上仅发现一处，画面由3个人形、1个网格和6个凹穴图案组成。岩石北部有两个小人，每个小人的双腿分立，中间有一个菱形穴，剖面呈V字形。其中一个小人的东面是三个符号，经过辨识，有些学者认为是“入柙子”三个汉字，表示女人生孩子的意思。一个为平行四边形，深2厘米。在岩石西北部是一个男性小人。(图9)

(十)复合型

在数量众多的具茨山岩画中，除了一些形状相似、有规律的凹穴排列外，还有一些由凹穴、沟槽和方形凹穴等组合而成的复合型岩画，在不同的观察者眼里，它们或似星座，或若地图、军事排阵图等。(图10)

(十一)巨石遗迹

在具茨山地区，我们还发现许多大型的不规则独石、叠石、石圈、石棚等巨石遗迹，有些巨石遗迹上刻有凹穴岩画。刻有岩画的独石往往体积庞大，或位于山顶山脊、或孤立突兀地呈现在平地上。这种巨石尽管有岩画这样的人为痕迹，但多数独石(menhir)的形成，应该是自然力所致，即冰川、风蚀雨浸以及温差崩落等自然因素所致，但也有一些人力所为的巨石遗迹，如叠石和石棚便是人为所致。叠石是巨石遗迹中的一种常见类型，最著名的是英国康维尔的伯德明湿地(Bodmin Moor)有一处被称作“扭形奶酪”(Cheesewring)的石堆。具茨山亦发现一处明确的叠石遗迹，只是业已倒塌。叠石是由一系列大石片叠摞而成，最底部的一片巨石还位于原处，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其底部人工所为的支石，即便是在已经倒塌的大石片之间，也可见到垫在其间的支石。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支石石质与叠摞的大石片石质不同，这种支石是我们判定叠石、石棚以及独石等巨石遗迹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新郑、禹州、方城、泌阳、叶县、淇县等地也发现大量的此类刻有岩画的巨石，鉴于此类巨石本身所具有的景观考古学意义，所以在此我们将其专门列为一个岩画的门类，称之为巨石岩画。这类巨石岩画是一种活的文化化石，其上的凹穴岩画体现着古代人的信仰和观念，同时巨石本身还承载着包括现代人在内的文化认同，许多巨石前尚有现代人供香设施。(图11)

凹穴岩画中大多为接敲凿法(direct percussiontechniques)制成，如大多数凹穴图形;少数为金属工具刻凿而成，方格棋盘形图案几乎全部为金属工具刻凿而成(参见图7)。这意味着岩画并非一次性完成，而且其间间隔时间还很长。根据制作技法与风格、风化腐蚀程度、叠压打破、组合与布局结构、地区分布等等，实际上中原地区具茨山岩画可以进行分期研究。

中原地区具茨山岩画的分期与交叉断代

一、分期

我们现在以具茨山的一幅岩画为例(图12)，来区分一下不同图案的相互关系。这幅画面上刻凿着不同图案：圆形凹穴、方形深凹穴和方格棋盘形图案，我们可以根据相互间打破、叠压关系以及风蚀程度等，来辨识出它们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画面中间的是两排分布不是很规范的凹穴，这些凹穴是用直接敲凿法制作而成，其风蚀程度最甚，有些凹穴被方格图案所打破;画面上部有两排分布规范的圆形凹穴，根据腐蚀程度和依然可以观察到的锋锐边缘来看，应为金属工具刻凿而成;围绕着这两种圆形凹穴的外围，分布有方格棋盘形和方形深凹穴图案，这两种图案均为金属工具刻凿而成。特别是方形深凹穴，直接敲凿法无法制作，只能使用刻凿方法制作。在这幅岩面上，我们根据打破关系可以确定位于中心部位的用直接敲凿法制作的圆形凹穴图案时代最早;而且从构图的情况来看，直接敲凿法制作的圆形凹穴也往往位于岩面的中心部位。无论是圆形或方形深凹穴，或方格棋盘形图案，凡是用金属刻凿的图案，则时代较晚。用金属刻凿的图案中，孰早孰晚，尚难确定：有些画面上方格棋盘形图案打破凹穴图案;而在有些岩面上则情况相反。

如是，我们则可基本上确定直接敲凿法制作的圆形凹穴属于早期，而且早期作品全部都是圆形或浅方形凹穴图案;金属刻凿的圆形和方形凹穴以及方格棋盘形图案属晚期作品。换言之，从图案上来看，圆形凹穴自始至终一直流行;晚期除圆形凹穴外，方形凹穴和方格棋盘形图案开始流行。从制作技法上来看，早期流行直接敲凿法，晚期流行金属刻凿法。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方城等地的岩画基本上都是早期的圆形凹穴和较浅的方形凹穴，几乎不见方格棋盘形图案，亦即不见晚期岩画;以方格棋盘形图案和方形深凹穴为代表的晚期图案主要分布于以具茨山为中心的地区。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所谓“梅花状”构图的圆形凹穴，几乎全部出自直接敲凿法，也就是说均属早期作品，同时也是具茨山岩画的特色。

将具茨山岩画分为两期只能是一个初步和起码的时间分类，由于整个中原地区岩画目前除具茨山外尚未进行系统的专业调查，所以对于更为细致和准确的分期恐怕尚难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期工作有待于田野工作的充分进展和全部完成。

二、交叉断代

交叉断代(Cross dating)是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在整理埃及古代墓葬时使用的一种年代的确定方法，在我国称作“横联法”。交叉断代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用已知年代的遗存来类比未知年代的遗存，从而确定其时代。在我国现代考古学研究中，交叉断代一直作为类型学最基本的方法论之一而被奉为圭臬。

鉴于有效断代手段的缺乏，岩画(尤其是岩刻画)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科学性往往受到质疑。同样，具茨山岩画的时代由于缺乏有效的直接断代手段而无法得以确认，从而也影响到对岩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清晰定位与正确认识。所以对于具茨山凹穴岩画研究来讲，首要问题是断代。在缺乏有效的直接断代手段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借助传统的交叉断代方法，来分析一下具茨山凹穴岩画的时代。根据目前的材料，我国可以确定这种凹穴图案时代的考古学材料有如下几则：(一)辽东半岛海城县析木城石棚，在南壁支石的上端，有两排共33个规整的凹穴，最小的直径4厘米，深2厘米。(二)内蒙古赤峰敖汉旗2000年发现城子山和鸭鸡山两处属夏家店下层文化。(三)内蒙古三座店石城遗址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遗址。(四)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遗址也发现许多凹穴图案。

四条材料可以归纳成四种数据，我们来分析一下。时代最晚的是辽东半岛海城县析木城石棚，这类石棚的最早年代经C14测定在距今3300年前左右的商末周初，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凹穴岩画时代的下限;第2、3以及4条中与人面像关联的凹穴材料时代相当，在距今4500-3500年之间，这可以看做是与人面像有共存关系的凹穴岩画的年代;第三种数据是距今6500-6000年间，来自将军崖石棚凹穴;最后一种数据最古老，距今11000年前左右，来自将军崖基岩凹穴。

具茨山的叠石、石棚(以大鸿寨地点为代表，图13)、将军崖石棚和辽东半岛石棚之间明显存在着从简单随意和不规范到规范定型和进步这样一个巨石结构的进化发展过程，就类型学的逻辑关系来分析，这个过程所呈现的应该是一个时间上的差别。也就是说大鸿寨带凹穴的石棚从形制上来看应该远远早于将军崖石棚的年代，即至少是距今6000年之前的文化产品。

以具茨山为代表的中原凹穴岩画，就以制作技术来看，亦可分成早晚两期，早期以研磨方式制作，晚期用金属工具打凿而成。晚期可以与双方文化石棚凹穴相对应，大约在距今3000年;而早期则可以与将军崖、大鸿寨等石棚凹穴相对应，也就是中原早期凹穴岩画的时代至少在距今6000年以前。

结语

探秘和揭秘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尤其是关于我们自身身世的秘密。中原岩画发现之后，人们便急着想知道这些抽象符号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关于我们自身的身世秘密。于是凹穴图案便成为学者们一时关注和热烈讨论的对象，或早期文字，或周易八卦，或祭祀天地，或生殖崇拜，或与神话时代黄帝相关等等，见仁见智，各有所执。不仅在我国是这样，其实在国际上关于凹穴岩画的解释同样也是没有一致的看法。关于凹穴岩画的文化象征与功能因地域或因族群而异，澳大利亚著名的岩画学者贝德纳里克最近将国际上关于凹穴岩画的主要解释分成11类69种，举凡人们所能想到的，几近悉数囊括。尽管关于凹穴岩画的具体文化内涵，学者们还远未达成一致认识，但却一致认为这是我们人类早期象征体系中的重要符号，是我们早期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中原地区凹穴岩画后面有隐藏着关于华夏民族什么样的惊天秘密呢?祖先们在最抢眼和最醒目的山野地表上创作出体量如此巨大符号系统，我们这些后代子孙们不但无法释读，而且竟然一无所知——我国如此发达的历代史书方志等各种文献中的记载居然也一律阙如!这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说明具茨山岩画的古老性，已经超出文字记录的时代。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文明的最大特征不仅源远流长，且绵延不绝，没有缺环，正如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对我国文明的特征曾简洁地总结为“古今一体”一样。然而，我们现在却读不懂这些凹穴岩画，为什么?说明我们几千年文明的源和流之间曾经发生过断裂。这种断裂何时发生?何以发生?文明的探源只能溯流而上，探寻源头。如果说中原地区凹穴岩画有可能是中华精神文明的源头，那么证实的方法也只能逆“流”而上，寻找断口，缀合源流。换句话说，中原地区凹穴岩画的解释，只能在中华古代文明、历史与思想的语境中进行，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岩画理论建设的需要，更是中国文明探源的需要，同时也正是具茨山岩画发现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就中原地区而言，如果其制作时代可以确认为史前，那么关于凹穴岩画的解释就应当与汉民族早期历史与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因为作为考古文化遗存的岩画，首先只能在时空的框架中加以定位。

中原自古以来就是主导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是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毫无疑问，中原地区凹穴岩画的发现不仅为探索中原史前文化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资料，同时也为探索整个华夏文明，特别是探索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体系的起源、形成以及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物质材料。鉴于凹穴岩画全球性的分布特征，早日弄清具茨山岩画的奥秘，对于整个人类早期精神文明的探索，也同样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