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至和、嘉祐年间，苏洵与他儿子苏轼、苏辙，离开家乡四川眉山，乘舟东下，过三峡，出夔门，到了北宋的京师汴梁应试。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由于这位大师级的文人推荐，三位川籍作家在开封城里掀起了一股三苏旋风。

与欧阳修“为诗友，自以为不及”的梅尧臣，对于一代新人的崛起，感奋不已。在所写的《送曾子固苏轼》诗中，欢呼“楚蜀得曾苏，超然皆绝足，父子兄弟间，光辉自联属。”。他笔下所写的“光辉”，正是由于欧阳修大力提携、推荐、游说、鼓吹，苏洵及子轼、辙，曾巩及其弟曾布，才得以大展抱负。所以，发现真正有才华的人，并使其充分发挥能量，这才是大师的“师”。所谓慧眼识人，所谓甘为人梯，文学大师的伟大，除了伟大在自身的文学成就上，还伟大在知人、识人，发现人、培养人的堪为人师的这一点。

凡大师，其学术成就，其文化贡献，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总是能够像电光雷鸣一样，产生巨大影响，在历史的一页上留下浓墨铸成的铭记，永不磨灭。当时，欧阳修为文坛公认的领袖，没有投票，没有选举，而受到“天下翕然师尊之”的拥戴。其第一成绩：纠偏当时文学积弊，创造一代新的文风。《宋史》认为他的功绩可与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相比拟，“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第二成绩：是他发现了一大批如苏东坡这样的文学精英，使他们脱颖而出，造成宋代文学的辉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那就更应该大书特书一笔，予以充分肯定的。

梅尧臣诗里提到的曾子固，即曾巩，也是受到欧阳修关注过的。《宋史》说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王安石也是通过他的推荐，得以受到欧阳修的教益。《宋史》的《曾巩传》和《王安石传》里都记载有这段：“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意，遂与之异。”“安石少好读书……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从大师的作品集中，有许多与这些年轻文友们的唱和，交游，思念，酬应的诗篇。欧阳修曾被他的政敌指斥，说他有朋党之嫌。他立即著《朋党论》，毫不掩饰他与同道者的亲密关系。“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见闻》里提到：“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里，我们更看到他那宽大的心怀，深情的期勉，以及对于年轻人成功的喜悦。若是受到这样大师的惠泽，岂不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嘛!大师的预见没有错，朱弁接着写道：“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苏轼文字)，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读坡诗，便自觉气索。”

韩愈说，不怕没有千里马，而怕没有伯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当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硬是没有伯乐出现，或出现了他也不干伯乐的事，尽去沽名钓誉，尽去风花雪月，尽去疯狂捞钱，尽去谋官求职，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只好靠千里马自己去驰骋了。但千万别碰上一位非伯乐、却装作伯乐的家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那就该倒霉大了。

真正的伯乐，必须如欧阳修这样大师风范者，才能造就文学的繁荣。有一次，他读到苏轼的文章，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给梅圣俞写了一封信， “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一个在文坛扛鼎的大人物，会为一个年轻作家的出现，高兴到甘愿为他让路，除了欧阳修，我们还能找出类似的第二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