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诗的国度在这样的国家里，从古至今，不仅骚人墨客，就连平民百姓也都对写诗、吟诗、赏诗抱有浓厚的兴趣。同样，一如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北京大学除了关注人类的知识承传、科技革新以及精神生活，还时刻浸染着诗心与诗情，甚至与特定时期的诗歌创作、诗歌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五四新文化人的提倡白话诗为起点，一代代北大师生，锲而不舍地借鉴域外诗歌艺术，同时努力与自家几千年的诗歌传统相结合，创作了众多优秀诗篇。有人积极关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及唐诗宋词的形式演进，为理想的新诗写作寻找借鉴与支持；有人不薄新诗爱旧诗，执著于传统诗歌的魅力，坚信其仍有灿烂的明天；也有人关注中外诗歌的翻译、诠释与对话，努力探索人类诗歌的共通性。正是这种执著于自家传统，而又勇于接受各种异文化的挑战，在消融变化中推陈出新，才使得中国诗人的创造力从未枯竭。
　　对于各国大学的文学院尤其是本国语言文学系来说，研究诗歌的历史与现状，探索诗歌的形式与技巧，发掘诗歌的魅力及潜能，那是我们的天职。北大中文系自然也不例外，这方面的业绩有目共睹。之所以另辟蹊径，创立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目的是走出相对封闭的大学课堂或诗人圈子，尽可能协调诗歌的创作与研究、译介与传播、校园与社会、经典化与普及性、诗人个性与诗歌潮流。本届亚洲诗歌节的开幕式上，谢冕院长谈及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的国际视野参与组织亚洲诗歌节及亚/北欧诗歌对话、筹建诗学与翻译学研究中心、出版外国诗歌译著等，这些我就不再重复了。此处着重介绍我们如何在大学校园里播种诗歌，以及设立驻校诗人制度，参与评审并颁发中坤国际诗歌奖等。
　　无论古今还是中外，诗歌与教育(大学)同行，或者本身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日益世俗化的当代中国，最有可能热恋诗歌、愿意暂时脱离尘世的喧嚣、追求心灵的平静以及精神生活的充实的，无疑是大学生。因此，大学天然地成为创作、阐释、传播诗歌的沃土。
　　毫无疑问，诗歌需要大学。若是一代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远离诗歌，单凭那几个著名或非著名诗人，是无法支撑起一片蓝天的。反过来，若校园里聚集起无数喜欢写诗、读诗、谈诗的年轻人，则诗歌自然会有美好的未来。这一点，早已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所证实。正是无数诗歌爱好者形成的海洋，积聚着巨大的能量，随时可能因大风鼓荡而卷起千堆雪，让今人及后世惊叹不已。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大学需要诗歌的滋养。专门知识的传授十分重要，但大学生的志向、情怀、诗心与想象力，同样不可或缺。别的地方不敢说，起码大学校园应该是诗歌的沃土有人写诗，有人译诗，有人读诗，有人解诗。为一句好诗而激动不已、辗转反侧，其实是很幸福的。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你念的是什么专业，在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校园里，与诗歌同行，是一种必要的青春体验。能否成为大诗人，受制于天赋、才情、努力以及机遇，但热爱诗歌，却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拘牵。因痴迷诗歌而获得敏感的心灵、浪漫的气质、好奇心与想象力、探索语言的精妙、叩问人生的奥秘所有这些体验，都值得珍惜。正是基于此判断，北大诗歌研究院与北大中文系合作，热衷于在大学校园里播种诗歌包括出版现代诗研究集刊《新诗评论》(已刊14辑)，编印提倡风雅性情，道德文章、着力于古典诗文研习的《北社》(已刊15期)，以及支持未名湖诗歌节(此每年一度的诗歌盛会，若从其前身未名湖诗会说起，已有20多年历史)等。
　　在我看来，让大学校园里洋溢着诗歌的芳香，借此养成一代人的精神与趣味，这比传授具体的诗艺，或选拔若干优秀诗人，更为迫切需要。可惜的是，自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国人的文学教育，逐渐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教授们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大学需要文学，文学可以教育，这都没有问题；容易引起争论的是，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才算是成功的。好的文学教育，必须兼及专业知识与个人趣味，这方面，学者与作家其实各有专擅。这让我想起任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建而成)的沈从文。这位从边城走出来的大作家，站在当年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上，感叹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为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跟通常所谓‘学问’的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小说作者和读者》)。在沈从文看来，虽然大学设有中文系、外文系，很多人专攻文学，但这不见得就一定有助于好作品的增加，也不见得就一定有助于对作品阐释的深入。这是一个文学教授的激愤之词，当然，他是另类，一个有着丰富生活体验与艺术感受力的大作家。
　　一个昂然走进大学课堂的诗人或小说家，他的讲授方式，跟一般学院训练出来的教授，本来就应该不一样。作家沈从文，以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把文学教育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既然有此成功先例，何不勉力追踪前贤？于是，在原有的中国作家北大行系列讲演之外，我们创立了驻校诗人制度，每年邀请一位国际著名诗人来北大居住，举行专题演讲，且与同学们展开深入的对话，以弥补目前的文学教育过份偏重文学史讲授的缺憾。第一届邀请的是著名诗人、美国加州大学叶维廉教授，第二届则是著名诗人、台湾中山大学余光中教授；若能妥善解决翻译问题，不排除日后邀请非华语的各国诗人。
　　除了设立驻校诗人制度，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还受中坤诗歌发展基金委托，负责评审并颁发中坤国际诗歌奖。这两年一度的国际性诗歌奖，倡导理想主义、批判精神以及艺术探索，兼及本土性与国际性，希望借此促成当代中国诗歌的繁荣昌盛。第三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授予中国诗人牛汉(1922)及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ShuntaroTanikawa1931)。在2011年12月6日的颁奖仪式上，我做了题为《未名湖的梦想》的开场白，其中提及在一个金钱挂帅、精神缺失的时代，有良知的文化人，应该不失时机地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同道鼓掌加油。更何况，今日中国，仍有那么多诗人，一如他们的祖先屈原那样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确实值得你我尊敬、喝彩。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曾提及老师的谆谆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如此区分小与大，对于自幼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我辈，实在是极大的震撼。我愿意套用鲁迅的句式，称设立中坤国际诗歌奖的目的，也是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诗歌。这不仅是指我们的视野既奖励中国诗人，也奖励国际诗人；更重要的是情怀诗歌是我们的兴趣、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生活方式，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信仰。
　　表彰那些毕生从事诗歌创作(或研究)并取得骄人业绩的诗人(或学者)，同时，将他们的精神产品推展开去，让社会各界了解与接纳，这是我们的责任。希望通过不懈努力，10年20年后，未名湖不仅成为学者的摇篮、诗歌的海洋，还能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诗人向往的精神家园。
　　让未名湖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诗人向往的精神家园，这当然只是我们的梦想可这梦想属于每个热爱诗歌的北大人。明年春天，随着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小楼采薇阁的正式落成，未名湖畔将有更多诗人雅聚的身影，以及风声雨声读‘诗’声。我相信，绵绵春雨中，随风潜入夜的，不仅是青春的笑语，更有那大学校园里永远不灭的诗歌的精魂。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题为《大学以精神为最上》，说的是当下亚洲各国大学，都在以美国大学为榜样，急起直追，争创世界一流。在这过程中，校方看重的是有形的数字，比如科研经费、论文篇数、学科排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等，而很容易忽略那些没有固定形状、弥漫在空气中的精神。文中，我套用清末民初大诗人、大学者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句式，称：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这里，请允许我再次借花献佛谈论当下亚洲各国大学的高低雅俗，在大楼、大师、经费、奖项之外，还得添上诗歌。对于具体的大学来说，愿意高扬诗歌旗帜的，则自有高格，自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