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前，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诺奖从传说变成现实。这些天里，谈论莫言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也因此备受关注。在最初的惊喜过后，理性的思考和探讨随之而来。莫言的小说凭借哪些特质获此殊荣，这些特质依托哪些精神资源发荣滋长？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中国文学该从诺贝尔文学奖中获得什么启示？这之后，又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学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10月22日，文艺报社、中国作家网、新浪读书在北京共同召开研讨会，邀请作家、评论家李敬泽、雷达、陈众议、陆建德、梁鸿鹰、吴义勤、王干、李洱等就莫言小说特质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可能性进行探讨。研讨会由文艺报社总编辑阎晶明主持。作家、评论家们同网友在线互动交流，就近来大家关注的话题进行了开放而深入的探讨，莫言的文学世界也逐渐清晰、鲜活。

　　对乡土中国的独特发现
　　把莫言放置在整个中国文学中来考量，他继承了新文学以来书写乡土中国的传统，这也正是莫言在30多年来的创作中一直坚守的立场扎根现实，呈现中国乡村的独特经验。在那片土地上，他发现了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秘密。新时期文学以来，曾出现过那么多乡土题材的作品，留存了那么多掺杂着笑与泪的记忆与往事，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莫言写乡村，始终把写人性、剖析人性的善与恶作为重要主题。梁鸿鹰认为，他的作品写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不同层面，尤其对上世纪50年代末期、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施以特别多的笔墨。作家敏感的意识到，在重大事件或灾难来临时，人性的美与丑才会暴露得淋漓尽致。他的小说写了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农民在他的笔下更接近真实本质。人的生物性与人的精神性在莫言作品中是并陈的，且互为表里。
　　张志忠认为，莫言站在那片高粱地上，看到的不仅是苦难、血泪、饥饿、死亡、孤独，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土地上写出了中国农民顽强的生命力，生发出一种生命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从《红高粱》《丰乳肥臀》到《檀香刑》，他写到了死亡、孤独、饥饿，但小说里的农民形象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即便他们活得很卑微、很悲惨。这背后蕴藏着一种质朴的、伟大的力量个人的生存，种族的延续。莫言进行的是‘作为农民的写作’，有一种农民的信念、执著和质朴。
　　莫言的乡土情怀也是不断变化的，如今他更能从城市生活出发，拉开距离重新审视乡村。陈众议提出，莫言对乡土资源的把握发生了变化，《红高粱家族》时期还是拔起萝卜带着泥的写作，甚至还带着牛粪的气息，但他后来与乡村拉开了距离，有了城市的视角。他的乡土情怀更强烈、更坚定，作家思考的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现代文明拥抱了中国的乡村，人们是该怀念田园牧歌的过往、还是反思现代化进程的粗暴、亦或是迫不及待地奔向其中。
　　莫言对乡村的书写表现出他独特而深刻的世界观，在这些表达中他实现了对启蒙思想的清理和超越，和对历史正义的坚定信念。陈晓明谈到，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之后，莫言以更加外化的方式回到乡土、回到乡村叙事、回到现实中。他在其中建立了一种对世界的更加明晰的看法，所以从《生死疲劳》《檀香刑》《丰乳肥臀》一直到《蛙》，他始终在向20世纪的历史发问，始终不放弃书写民族的创伤经验。他是要写出农民身处其中经历的痛楚，写出我们民族经受的这些磨砺，这是一个有责任感、有勇气的作家才能够写出来的。

　　复杂多变的文学气质
　　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透明的红萝卜》到2010年的《蛙》，莫言在创作中一直进行着各种类型、形式的探索与实验，形成了个人标识强烈、复杂多变、难以复制和模仿的文学气质。所以，读者常常为他恢弘奇诡的想象力而感佩，为他汪洋恣肆的叙事风格触动，为他小说丰富的变化眼花缭乱。因此有人说，莫言的胜利，是作家蓬勃的原创力的胜利。他的作品总是充满新的创意，你有时根本不知道他的叙述要往哪里走。就像德国汉学家多罗特娅·维佩曼所形容的阅读他的文字，就像看一场富含创意的文字焰火。
　　诺贝尔文学奖在授予莫言的颁奖词中说，他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评论家们对其中提到的魔幻一词饶有兴致，他们认为，用神幻般的现实主义可能更恰当，魔幻不是作家的手法，而是他对世界的看法。莫言有巨大的幻想能力，从而呈现出不同于别人的世界面貌；他使用了很多孩子、傻子、无知者、动物的视角观察世界，还原世界的真相；他从生死轮回的角度阐述历史、解构历史；他打破了线性叙事，在宇宙论的四维空间层面思考问题；他打通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各种感官，让小说有了狂欢的色彩；他善用各种修辞，并由此开创了一种修辞叙事的方式；他的语言难以归纳模仿，在大开大合中内蕴着节制的力度。
　　李洱将之概括为用一种非常新的方式写一种苦难的生活。他认为，莫言用一种欢乐的方式去写痛苦，用轻的方式、欢乐的方式、飘荡的方式去写沉重，在这欢乐与沉痛之间构成了一种无法忽视的悖谬性。陆建德则认为，莫言的路数很宽广，他确实是一个多面手，原来是力气很大，铺陈也很华丽，就像一股飓风刮来。后来有了节制与变化，以后可能会有更多变化。他说，莫言的小说总是色彩感极强，这可以归结为小说的物质性。在他的作品里，你会听到很多声音、看到很多色彩，你会看到他对物的细致描写。他写爱情也是质朴的、物质的，没有试探、没有渐进的过程，这也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
　　莫言的这种文学气质从何处生发而来？雷达认为，其背后的资源是博杂多样的，但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一方面从民间文化中获得营养，一方面从世界文学中吸收养。他说，莫言有着强烈的、深厚的中国乡村生活经验，并对此形成了个人的理解。同时他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等西方文学的元素，作家将这些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创性，而这一独创性正是建构在其创作的主体性、民间性和创新性上的。他的作品有很强的主体性、思想性，叛逆性、颠覆性，《红高粱》里面的余占鳌、我奶奶都有很强的叛逆性。莫言以新的形式运用民间资源，再以恢弘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语句搭配赋予小说巨大的张力。王干认为，莫言的资源来自中国民间及西方文学，他大量吐纳这些资源，使小说具有了一种残酷美学。也有人进一步提出，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等西方文学进行的是高层次的呼应，他没有停留在浅层次的模仿层面，而是以自己独到的眼光让自己的文学之树枝繁叶茂。

　　诺奖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称得上是实至名归。被同行戏称为劳动模范的莫言，在30多年里写下了近500万字，笔锋触及小说、散文、剧本等多种体裁，并在这些领域均有佳作问世。莫言以旺盛的创造力建立了一个独特的王国，赢得了人们的认可与尊敬。诺奖焦虑症就此终结，中国文学需要以更加平和、理性的姿态与世界对话。
　　莫言的获奖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环境，推动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进程。人们总是厚古薄今，认为当代文学缺乏大师、缺乏经典，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能引导中国当代文学克服自卑感。吴义勤认为，莫言是一个自信、自由的作家，他激发出了汉语写作的新力量。中国作家总是有很多负担，莫言真正获得了解放，文学创作该怎样解放思想值得思考。
　　张清华也认为，是该摘掉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了。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有一批处在高原上、可以跟世界文学进行对话的作家和作品。他认为，恰恰是莫言等一批优秀的当代作家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传统，他的小说有着浓郁的乡土情怀、人文主义关怀。从五四文学传统的当代传承这个角度来理解当代文学，才能够看到当代文学的真正发展，理解当代文学的真正价值。
　　对作家而言，争议总是难免的，即便获得诺奖。一些评论家至今都还能清晰记起上世纪80年代《透明的红萝卜》引起的争议，小说一出现，就有了各种声音。李敬泽说，当时有些人觉得这种写作方式给小说开了一道口子，同时也有人质疑小说怎么可以这么写。他觉得，这些争议都非常正常，作家正是从争议当中一步一步写下去，社会也是在争议中加深对文学的理解，拓宽对汉语语言的认知，人们也正是在争议中感受这个世界的。有时候，一个承受着争议的作家，本身就是一个有力量的、值得重视的、包含着某种创造力的作家。他认为，莫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发散性的、强烈的。以莫言为例，可以让我们深刻地理解文学的创造力，即在面对读者、社会、公众时，作家是如何以他们的作品完成创造，同时用这种创造去影响读者以及社会。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各种说法依然在发酵，从具体作品出发探讨莫言小说的特质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正逐渐成为议论的焦点。莫言获得了世界的认可，与此同时，他又从未停止讲述中国的故事。写什么与怎么写，坚守与创新，确实是作家需要解决好的问题。我们期待着，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中国文学的书写会出现略微的改动，当代文学能以此为契机，同世界文学展开更加广泛、坦诚、深入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