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兼具中国性和世界性

来源:人民画报 作者:陈艳 时间:2012-11-06 【字体:

  
  莫言:本土的,世界的

  2012年10月11日,用著名文艺批评家李敬泽的话说:今天不论你的文学观点如何,都会是欢乐的时刻。就在当天的北京时间19时,瑞典文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
  中国作协一位负责人表示,莫言获奖表明百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发生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也正在非常有力地展开。然而,为什么在诸多中国作家中,是莫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此,本刊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编辑陈艳撰文回答这一问题。
  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坛乃至普通民众中,都有一种强烈的诺贝尔情结,以至新世纪之初,国内某知名出版社甚至策划出版了一套走向诺贝尔丛书。这套丛书囊括了当代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洋洋大观,其中就有《莫言卷》。以往每年的10月,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之时,国内媒体和民众总要失魂落魄一阵。从某种意义上讲,莫言的获奖,可以说是久旱逢甘露,既圆了国人的诺贝尔之梦,也解开了所谓的诺贝尔情结。
  早在宣布获奖结果前半个多月,莫言已经被传成今年诺奖头号热门候选人,紧随其后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预测莫言得奖的人很多,但也有作家同行和业内人士预测,莫言得不了奖,他们认为莫言的文学达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但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成绩的贬抑,长期的求而不得、舍而不能让很多人在心理上不自觉神化了诺贝尔文学奖。
  就文学价值而言,莫言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为出色的作家之一,获奖乃实至名归。从1981年在地方文学刊物《莲池》上发表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棵常青树。1985年春,莫言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在中国文坛引发关注。
  是年,寻根文学正热火朝天,《透明的红萝卜》被誉为这一潮流的代表作。1986年,《红高粱》的发表引起了轰动,两年后,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不光给导演张艺谋等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也提高了莫言在海内外的知名度。此后,《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的相继出版,奠定了莫言在文坛的重要地位,莫言笔下的文学版图也逐渐成型。1986年,莫言曾说过四句话:树立一个属于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二十余年过去了,针对这四点,莫言公开表示自己基本上是做到了。他以高密东北乡为阵地,从我爷爷、我奶奶到我母亲,再到我,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谱系,以及五光十色的乡土景象,想象恣肆,笔力雄厚。
  莫言的获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早在2006年,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就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预言:以莫言强劲的创作能力以及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他将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实力的候选人。据说,大江健三郎也是莫言此次获奖的推荐人。他与莫言是相知多年的朋友,两人的交往是中日文坛的一段佳话。2002年春节,大江健三郎曾与莫言回高密过年,并拜访了莫言的姑姑,莫言的姑姑后来成为莫言的小说《蛙》主人公的原型,而小说里的日本友人杉谷义人,正是隐寓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对莫言文学创作的熟悉,与其作品在日本的翻译出版分不开。事实上,莫言称得上海外翻译出版作品最多最好的中国当代作家。自《红高粱》起,其重要作品往往在国内出版一两年后就被翻译到海外,而且译者水准都很高。
  在日本,莫言作品的翻译者是吉田富夫、藤井省三,在美国,则有葛浩文等,而瑞典文译者则是陈安娜,这些人无一不是一流的翻译家。毫无疑问,这些译者对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功不可没,而精准、及时的翻译也有助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莫言。在当代作家中,莫言不仅在海外有较高的知名度,而且拥有较多的读者。2004年,莫言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一奖项是法国四大勋章之一,为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2006年,莫言获得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是继巴金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中国作家。莫言在海外持续的影响力,使得他早已进入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的视野。近年来,莫言获奖的呼声其实一直都比较高。
  莫言小说的题材和风格,也是他在海外备受青睐的原因。纵观他的作品,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民间、乡土、历史、现实、暴力、反讽等等。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授奖辞这样写道: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在莫言本人看来,这段授奖辞只表述出他创作的部分特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对莫言的早期创作确实影响很大,确立了他对乡土世界和民间社会的关注,在艺术技巧上反传统,注重形式的探索和想象的喷发。但莫言作为一个小说家成熟的标志,在于他充分自觉并不断逃离这两位大师的巨大阴影,最终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在这过程中不断滋养他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
  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既是他的精神原乡,也是他的文学故乡,高密所处的齐地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就有浪漫不羁、怪力乱神的一面,《聊斋志异》正是这种文化的结晶。《聊斋志异》是莫言童年时最早读到的小说,对他影响很大。
  他曾说: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蒲松龄小说中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启发了莫言,这才有了敢爱敢恨的我奶奶。而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一开始写一个被冤杀的人,在地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后不屈服,在阎罗殿上,与阎王爷据理力争。
  但阎王爷不为所动,强行送他转世投胎。这个故事的框架,莫言承认是从《聊斋志异》里的《席方平》学来的,他在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
  口头文学在莫言的创作中亦有重要位置。一次在与台湾作家交流时,对方说自己5岁就读《红楼梦》,莫言说:你是用眼睛阅读,而我是用耳朵阅读。童年的莫言喜欢听村里的老人讲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鬼怪妖狐、历史传奇、战争英雄这些故事后来都成了他小说的素材。对于善讲故事的人,当地有一个亲切而形象的称呼话篓子。莫言虽人如其名,讷于言,但在小说中,却是十足的话篓子。
  对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化的吸收,莫言是相当自觉的。在他看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学艺术必须有地区的特色,具有自己民族的风格,有自己文化的符号和表述方式,而且这些东西必须是鲜明的。与读者交流时,他坦承: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莫言又清醒地意识到,文学艺术仅有特色没有共性是不够的,这个共性就是人的共通性,人性当中的共同的部分。莫言说道:一些国外的读者希望从中国作家的小说里读出中国政治、经济等种种现实,但我也相信,肯定会有很多的读者,是用文学的眼光来读我们的作品,如果我们的作品写得足够好,这些海外的读者会忘记我们小说中的环境,他们会从小说的人物身上,读到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把全人类都能理解的情感表达出来,作品就具备了这样的共性。正是因为兼具中国性和世界性,莫言的小说才能在海外赢得广泛的读者,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
  有人说,如果把莫言得奖前后的众生相写成一本书,将是一部很好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其实,很多人在此前后对莫言态度的改变,不一定是在逢迎,而是对新科诺奖得主莫言的大将之风的折服。
  获奖后,面对巨大的荣誉和蜂拥而上的媒体,莫言始终表现得淡定、低调,有礼有节。这个农民出身的作家,依然保有庄稼人的朴素、勤劳。这也是他成名以来一贯的生活态度。在生活中,莫言朴实节俭。2005年,他曾带领国内记者代表团去日本北海道访问。五年之后,在某次公开活动中,当年同去的一位记者发现,莫言居然还穿着去日本时穿的那件羽绒服。这对于莫言来说,却很寻常,他不讲究吃穿。少年时想当作家,是因为听说腐败的作家一天三顿都能吃饺子,等到声誉日隆,他最高的个人享受仍是在家吃夫人包的饺子。
  对于写作,莫言却时刻不曾放松自己。在高密家中,莫言有一个小书房,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阁楼,被他自己戏称为一斗阁,他为此写过一首打油诗:一把紫砂壶,二两明前茶。独坐一斗阁,思绪到天涯。吃过饭,他就会钻到阁楼里写作,常有领导和同行来看他,他腾不出时间接待,大家都只好上阁楼,坐在小马扎上和他谈话。
  三十年前是文学小青年,今天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他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过每次上台都感觉犹如上刀山,而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出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这就不难理解莫言获奖后的清醒和沉稳。
  尽管沉闷已久的中国文学界对莫言的得奖寄予了厚望,希冀由诺贝尔文学奖的声名带动纯文学的再度活跃,希冀能像莫言作品的热销甚至卖断货一样,迎来纯文学的春天。莫言对此认为热度是暂时的,很快会褪去,普通老百姓该干嘛还是干嘛,纯文学也不可能由边缘回到中心。我是中国作家,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我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我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文学。得奖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世界的目光更多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会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文学是一个相对落寞的领域,不可能像电影或其他的艺术那么受关注。
  莫言所言道出了文学应有的正常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文学的狂热其实是一种不正常。当文化生活、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必须接受文学的常态和理性发展。不过,也完全没有必要感到悲观,就像莫言说的: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美术,都可以得到审美的愉悦,但这些愉悦代替不了我们阅读优美的文章时的那种感觉。语言的魅力,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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